隐秘的梦影神踪 之十五：梦与婚恋

（七）奇缘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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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世界，真乃千奇百怪，有的婚姻的奇幻状况，根本不是人能想到的。唐代的沈亚子，是韩愈的门下，和诗人杜牧、李贺是好朋友！沈亚之是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唐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登第进士，他著名的《秦梦记》，是一篇具有传奇色彩的梦境自述，其内容是写他自己穿越到了秦国，帮秦国打仗，屡建奇功，之后迎娶秦穆公女儿弄玉的一场梦幻。

事发太和初年，沈亚之去邠（今陕西邠县）地之时，他出了长安城，住在索泉客舍，大白天突然感到困乏，就躺下睡着了。恍惚之间他来到了秦国，见到了秦穆公。秦穆公视他有经天纬地之才，求贤若渴地召见了他，还请教他让国家强大起来的方略。因他熟稔历史，沈亚之就用齐桓公成就霸业的做法来回答这个问题，秦穆公一听，深觉这人学识渊博，博古通今，随即任命他“中涓”的官衔。之后，派遣他辅助西乞术攻打河西。沈亚之勇猛善战，直接带队连攻下了五座城池！捷报频传，秦穆公十分兴奋。心想，这可真是个人才啊！一定要好好把他留在秦国！此时秦穆公的小女儿弄玉，她的丈夫萧史已经去世，秦穆公便把女儿许配给沈亚之。沈亚之少年就有自立自强的精神，不愿受人恩惠仰人鼻息，便婉言推辞，但推迟不了。此时，把他升职为左庶长，赐给他二百斤金子，并把公主许配了他。二百斤！真可谓重金嫁妆费呀！公主秦弄玉，乌黑的头发，婀娜的身姿，明艳动人，美若天仙。沈亚之看着她发呆，满腹珠玑的才子竟想不到合适的句子来描述她。两人成亲后，感情很好。至此，沈亚之升官发财，春风得意， 平步青云！

七月七日是公主的生日，沈亚之颇费周折地从内史廖那里弄到了一个水犀小合，这是西戎回赠的瑰宝。他送给了公主，这个礼物公主欣喜逾常，便系在裙带上随时相伴。他俩住的“翠微宫”，人们称之为“沈郎院”。秦穆公不断的给他们赏赐，这里越来越豪华。但是，好景不长。第二年春天，弄玉公主忽然无疾而亡。秦穆公悲伤不已，让沈亚之写挽歌，伤心的沈亚之奉命写道：“泣葬一枝红，生同死不同。金钿坠芳草，香绣满春风。旧日闻箫处，高楼当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闭翠微宫。”穆公读完连声称好。随之与宫中人同哭。穆公又让沈亚之作墓志铭，沈挥毫落笔，写道：“白杨风哭兮石甃髯莎。杂英满地兮春色烟和。珠愁纷瘦兮不生绮罗。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词语间流溢着无限哀伤。痴情的沈亚之为公主殒命过于悲戚而生了一场大病，很久才好。

秦穆公对他说：“本来想把小女的终生托付给你，不料却先死去了。我们这个小小的秦国，虽然没有辱没你，但我一看到你就不能不为死去的小女而悲哀。你何不去投奔大国呢？”沈亚之听后对秦王表示感谢，最后说：“你这太阳一般的功德，我将永记不忘。临行之前秦穆公设酒相送，唱秦腔、跳秦舞，沈亚之再次向穆公拜谢，然后告别而去。秦穆公派人用车把他送出函谷关。出关后，送行的小史说：“穆公说让送到这里就回去。”沈亚之与他告别，话未说完，忽然惊醒了，原来自己仍躺在索泉旅舍里

第二天，沈亚之把这件事告诉了朋友崔九万。崔九万是博陵县人，对历史颇有研究。他对沈亚之说：关于写皇帝的书上说，秦穆公死后葬在雍橐泉祈年宫下面。这不是灵魂显示的凭证吗？“沈亚之得到秦代的地理志书，说：“如果像崔九万说的那样，哎呀，弄玉既然是神仙，怎么又会死了呢？”这是他无法破解的心灵迷团，也是今人尚在求索探微的幽渺难题。照说人只能死一次，死了又死是不可能的。

圣多玛斯认为，因为人的灵魂知道“共相”，因此是非物质的，灵魂与肉体的分离也就不可能破坏灵魂。既然灵魂是现实的形式，“一个活生生的基质”，它就不可能死亡，因为现实性（生命）意味着持续存在。

“共相”就是“理念”，柏拉图是第一个进入共相问题领域的人，他认为世界有理念的世界和可感的（现实）世界的分别是，“理念”是永恒而完美的，而且理念不仅是普遍性而且是实体；而现实中可感的个别事物既不永恒也不完美，它们只是“分有”或“模仿”永恒而完美的理念，是理念的影子。总之，共相（理念）不但是一种实体，而且还是个别事物存在的本原。根据这样一种认识，柏拉图认为我们获得知识（对理念的认识）的方式是用灵魂进行回忆。他认为灵魂在进入人体之前，曾经在理念的世界里，直接“看”到过那些理念。只不过在灵魂与躯体结合之后，便遗忘了这些对理念的认知。所以灵魂认识“共相”是言之有理的。

多玛斯还说，灵魂不朽的意愿是它永恒存在的另一个理由：每一个自然欲求都必定得到满足。因此灵魂是不死的。但是 “上帝创造世界的目的就是要以所有可能的方式来显示他自己，因此他创造了所有可能等级的事物。”（〔美〕弗兰克·梯利《西方哲学史》）死而又死的问题，也许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等级”也未可知。如此等等，乃是天主绝对超越的自身奥秘，为人所无法参透的永恒秘密。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对此文是这样评说的，他说：“以华绝之笔，叙恍惚之情。”这奇葩的 “恍惚”梦境，也许是另一个平行世界的真实存在哩！

显然，这种恍恍惚惚的梦境与活跃的灵魂相关。圣多玛斯认为：“灵魂具有不同的功能和能力：感觉能力、积极的理智能力和潜在理智的能力，通过这些能力灵魂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发挥作用。”（转引自〔美〕费兰克·梯利《西方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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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灵魂不同方式的“作用”，在《金凤钗记》里表现的格外离奇古怪。《金凤钗记》和许多记实性笔记里，都记载着同样一件事，就是一对情侣虽不是指腹为婚，却是刚脱离子宫的温馨，尚在襁褓的困顿之中就订了婚。

在元代的大德年间，扬州富户吴防御和宦官之族的崔君毗邻而居，两家往来甚密。吴防御刚生下女儿起名叫吴兴娘，崔君的儿子叫崔兴哥，两家就给兴娘与兴哥订下了婚约，崔君家用一只金凤钗作为聘礼。

长大后崔兴哥随父游宦远行，一去十五年音讯全无。在这期间，吴兴娘思念未婚夫焦心躁火，染上了疾病，辗转于病榻，沉绵于枕席，半年后就去世了。她母亲将那只作为聘礼的金凤钗插在其发髻上，抚尸哭道：“此钗是你夫家之物，今你已逝，就一起带走吧！”于是就盖棺入殓。

两个月后，远去多年的崔兴哥终于回乡。吴防御对他泣诉哀苦：“兴娘薄命，为思念君而得疾患，于两月前饮恨而终！” 崔兴哥因其父母双亡，吴防御便让他住到自己家里暂且栖身。

兴娘有个妹妹叫庆娘，此时已是二八年华的姑娘。她将金凤钗偷偷地赠给了兴哥。（金凤钗不是明明陪葬了吗？请慢慢往后读。）从此以后，她每晚来到兴哥房间，早晨再悄悄离开。时间一长，庆娘心有畏怯，深怕隐情败露，便暗约兴哥离家私奔。离家之后，两人住在以前的仆人金荣家里暂且栖身。

冬去春来，又是一年光景，庆娘觉得这样下去终非长远之计，不如回到家里坦白一切，希望能求得父母的原谅，并成全他们，过名正言顺的夫妻生活。于是决定乘风扬帆，由水路顺流而下，当船临到吴家时，庆娘让兴哥拿着金凤钗先去见她父母，自己在江边船上等候。兴哥按照庆娘的叮嘱来到吴家，向防御夫妇道歉，并坦率直言私奔的事，防御夫妇一听非常惊讶，说庆娘一直病于床榻之上，翻身都需要人扶持，怎么会跟你在一起奔波流浪呢，世间哪有这种怪事？

原来庆娘是“离魂”出奔。接着崔兴哥从衣袖中拿出那只金凤钗奉上，吴防御看见后又大吃一惊，说：“这是我女儿兴娘的殉葬之物，怎么会在你身上？”众人在疑惑之际，不料辗转病床的庆娘忽然从床上欻然而起，径直来到堂前，朝父亲跪拜，说：“兴娘不幸，”（明明是庆娘却自称兴娘），接着说：“我很早就辞别双亲，远弃荒郊坟场，但我与崔家郎君缘分未了，今天来此，并无他意，只是想要让爱妹庆娘继续我们的婚约。如能听从所请，妹妹那病患当即痊除。如果不答应，性命就到今天为止。”此番姐魂附于妹体的行为，举家为之惊骇。因为眼前之人身体容貌是庆娘，但言辞举止却与兴娘一样。她父亲责问道：“你既然已经死了，怎么能够再到人世乱惑扰人？”回答说：“妾死之时，冥司认为妾无罪，不再拘禁，允许我在后土夫人帐下主掌传递书信往来等笺奏一职。因为世缘未尽，故特给假一年，来与崔郎了此一段因缘。”吴防御听她说得特别恳切，就答应了她的请求。她敛声屏气拜谢其父，然后拉着崔生的手，歔欷为别。对崔生说：“父母答应我了，你好好善待她，千万不要有了新人而忘记故人。”说完，恸哭仆地，昏了过去。家人用汤药灌之，过了一刻，苏醒过来。庆娘魂已附体，果然“疾病已去，行动如常。问其前事，并不知之，殆如梦觉。”

如此既“怪”也“奇”的异事，近似于胡编乱扯。但科学家认为，从精神医学的角度来看，这一记载不见得是虚构的传奇故事，而是有可能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癔症病例。

庆娘的行为，完全符合癔症性附体的临床表现，也具有诱发此种病症的心理原因。年方二八、一直处于封闭环境下的庆娘，当家里突然出现了一位适龄男性后，不由自主地爱上了他，她偷了姐姐的订婚之物，并且不顾一切地主动示爱。然而，阻碍庆娘爱情的最大障碍就是这位青年男性的身份——他是她已故姐姐的未婚夫。金凤钗是姐姐感情的象征，偷了金凤钗，也就意味着偷了姐姐的爱情。因此，这种关系很难得到父母的同意，更无法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她对自己的爱情抱有极大的犯罪感。可是，如果她自己就是姐姐兴娘或者得到兴娘的允准，那么，这一切就是合情合理并合法的，因此，她渴望变成姐姐，至少是能够得到姐姐的允准。当他们一起回家，并遭到父母的责问时，强烈的精神刺激使她产生了极度的负罪感，为了解脱和逃避这种强烈的负罪感，在她的幻想中，她果然变成了她的姐姐，她开始以兴娘的口吻说话，以兴娘的方式行动，其中最关键的是以兴娘的身份为自己说情。这种表现在精神病学中称之为“癔症性附体”，指的是带有癔症性格的患者产生了自我身份识别障碍，以为是神怪或死者的亡灵附体，并以此取代了自己的身份，可达妄想程度。“可见，灵魂的每一种能力都与其所接纳之物相适合。通过感觉，灵魂接受到具体事物的副本或者形式，即所谓的‘可感知的种类’。因为潜在理智是完全独立于肉体的，或者说是超有机的，……”（同上）所以灵魂完全不受肉体束缚。心灵的具有以某些方式活动的倾向，是人内在的本能。

这种“癔症性附体”又往往与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通常是在一种浓重的宗教背景下，由明显的心理社会因素作为其发病诱因（可参见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编，《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对于“癔症性附体”症状标准的描述）。当刺激解除，她的行为被父母及社会认可，她的幻觉也自然解除，作为一种自我保护和措施，她对以前的行为失忆了，由此避免引起带有罪恶感的回忆。这种对创伤性或应激性事件有部分或完全遗忘的现象在医学上称之为“癔症型遗忘”。像庆娘这样的女性，生活封闭，但情感丰富、耽于幻想、易受暗示、善于模仿，年龄在15～35岁之间，正是癔症的高发人群。令人称奇的是“天随人愿”，“心想事成”的祝福里，居然精神疾病患者也在其内。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志怪传奇有着强烈的纪实特点，所记述的事件尽管在现代人看来奇特怪异，甚至荒诞不经，但往往有着真实的历史文化背景。有专家指出，“作者的态度与其说是浪漫主义的，不如说是现实主义的，与其说是创作，不如说是记录。只不过在后世传述过程中，发生了不自觉的变异，从而让我们认为是虚构的产物。”因此，如果我们不把它置于古代社会特定的历史、文化与心理背景之中加以认识，就不能真正地解读此类作品。本章所述内容，尤其具有这个特点。（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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