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学的角度思考“一带一路”

柏寒夕

  2013年9月和2013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宣布了“一带一路”战略思想，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为“一带一路”。这里所涉及的是巨大的经济和基础设施计划。从更进一步的意义层面上说，“一带一路”战略也带来了宗教和神学层面的蕴意。
    “丝绸之路”这个名词的含义中本身蕴含了历史层面的意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丝绸之路”不仅用来运输货物，也成了传输宗教和思想的渠道，比如：不仅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基督教也陆续进入中国。并且“海上丝绸之路”，一方面也表明了耶稣会传入中国这段历史。
    在2016年3月24日博鳌论坛上，李克强总理也结合了这段历史，针对“一带一路”的实施强调：“亚洲文化历史悠久，自古以来不同名族，宗教，文化多样并存，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总理继而做出如下重要的历史神学陈词：“几乎世界上所有世界性的宗教都延生在亚洲。”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主题下，德意志联邦总统在今天3月的第一次访华中，除了北京和上海，也访问了西安。明显鉴于丝绸之路的传统，他不仅参加了西安基督新教的礼拜，也在当地与天主教主教见面，并访问了一所清真寺。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谨慎地对此表示赞同，并评论道：“德国和中国是‘一带一路’两头最大的经济体，如果这两头加强合作，可以把中间都带动起来，现在我们正在讨论合作的可能性和合作的具体项目。”
    这些只是后来的重要事件，而在今年伊始，2016年1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宗教局长会议上，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在会上作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出组织“一带一路”与宗教对外交流研讨会。
    响应国家宗教局局长的重要指示，笔者希望用以下文章，对此作出微薄的贡献。
    在此，我想鉴于“一带一路”这个主题，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
-以“道”字表达亚洲宗教
-中国以及亚洲宗教特质的中的“正念神学”
-建立在跨文化、个人和团体基础之上的和谐

一、以“道”字表达亚洲宗教
    “一带一路”这个重大战略，以及“丝绸之路”，在概念中已经包含了“道路”这个概念。中国传统宗教道教中“道”字也正是“道路”的“道”字。对犹太教来说，“出埃及”这段历史是最刻骨铭心，难以忘怀，最重要的解放事件。
    有意思的是，最早期的耶稣追随者，在他们被称为“基督徒”之前。用了“道门的人”这个称呼。（参阅《圣经?宗徒大事录》第9章第2节，思高版圣经）
    关于“道”的含义对基督教的意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拉辛格枢机主教，针对记者提出的天主教神学问题：“有多少通向天主的道路？”的答案中可以一窥一二。拉辛格枢机主教回答说：“地球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通向天主的道路！”这个回答使一部分人惊讶，因为他们期待一个教条式的回答：但这位伟大的德国神学家在此的回答更充满亚洲式的智慧。
    而正是亚洲的宗教，其中也包含了“道”这个含义。这个“道”字的重点很少在特定的教义理论里，而更多在活出的信仰中，这个生活中的信仰通过阅历的增长不断地被净化和修正。
    此外，伊斯兰教对“道”也并不陌生。伊斯兰五功之一的“朝功”——麦加朝圣也是“道”的体现。每位穆斯林，只要条件上允许，一生中至少一次踏上圣地，并七次走过“克尔白”天房(麦加城内供有黑石的穆斯林圣堂,为全世界伊斯兰教徒朝觐的主要地点和祈祷时朝拜的方向)。

二、中国以及亚洲宗教特质中的“正念神学”
    “正念”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精神层面的通用语。衍生到现在流行的“正能量”。“正念”最初起源于亚洲，原指“佛教的善德”。我相信，这项善德不仅对东方来说，对西方也是如此，是东方对西方的“热门出口产品”。因为“正念”同时具备宗教和文华兼容性。
    每个世界性的大宗教都能赞同“正念”这项重要的精神特质。包括孔夫子的道德理论观念，甚至是非宗教人士，无神论主义者也赞同“正念”这个理念。
“正念”的一个特殊表现形式，我们可以从亚洲和中国文化的表达方式中察觉：亚洲人和中国人注重给对方“留面子”，而避免让对方“丢面子”。这表明了努力追求善德，以积极面待人，而避免使人承受“雪上加霜”的压力。
    在基督教中，“正念”也并非陌生的概念。我们来看圣经中耶稣与匝凯相见的一幕（参阅天主教思高版圣经《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19张1-10节）。耶稣没有马上斥责匝凯这位有罪的税吏，而是给了他很大的“面子”并提议要去他家。从真福德蕾莎嬷嬷这位上个世纪的圣人的口中，我们听到这样的言辞：“让每一个遇见你的人在遇见你之后比之前更幸福。”德蕾莎嬷嬷这个伟大的基督宗教坚实的信仰，为加尔各答的平民窟服务，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正念”。
    笔者去年在香港岛上的慈幼静修院中，第八次为德国在华生活工作的经理们主持了周末闭静。而去年这次活动的参与者名单很快就满了：25名德国工业在华的领导者参与了此次闭静，他们有不同的宗教背景，并持有不同的世界观。
    这表明：新的“丝绸之路”不只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也是一项有意义的精神文明建设工程。

三、建立在跨文化、个人和团体基础之上的和谐
    另一个面向未来的中国式及亚洲式的重要理念是“和谐”，其起源不仅蕴含了道教、佛教的思想，也包括了中国的儒家思想。这个“和谐”指我心中的“和谐”，社团中的“和谐”，以及人类与自然间的“和谐”。很长时间以来，这个“和谐”的观念在基督宗教中似乎并没有占据中心位置。
    尽管如此，自从教宗方济各接任以来，情况有明显的改变。教宗不仅在2013年10月在意大利的亚西西访问时，而且也在2015年5月24日教宗通谕《愿祢受赞颂》中强调了人类和环境之间和谐的重要性。这里非常明确地体现出：在基督宗教的神学讨论中，“和谐”这个词也越来越重要。
    “和谐”将成为21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跨文化、跨宗教词，可能给持有完全不同世界观的人群和团体以及民族带来持续性的和平。
    在“新丝绸之路”中，联接文化和宗教对话，最重要的是三个词是：“道”、“正念”以及“和谐”。这些种种表明：“一带一路”从神学的角度来看也是一项激动人心，引人入胜的项目！

后续：
    在我《从神学的角度思考‘一带一路’》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有一些批评的声音表示：宗教和神学层面的“一带一路”更趋于边缘化，可能甚至只是一种陪衬。在此，我却有完全不同的意见，我认为：“一带一路”在宗教、神学和精神层面上的含义要比许多评论家所估计要重要。习近平主席不仅在今年6月访问波兰之前，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一位伟大的波兰汉学家和传教士——卜弥格，而且在今年9月杭州G20峰会之时，也提到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除此事实之外，我也想强调重要的一点：“一带一路”规划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相遇；物品的交换；思维的交流和数据的共享这些基础之上。在当今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世界中，“一带一路”思想表达出了“互联互通”的中心思想。“一带一路”同时也指一条合乎逻辑的“数字化的新丝绸之路”。但是如果缺失了宗教和神学这个精神层面的共鸣，那么这个“互联互通”的思想便失去了意义，变得单一起来。
    神学的使命与责任在于：维护“互联互通”的价值意义及其开放性，并通过其自身的卓越性出类拔萃。神学揭示了真正的“互联互通”（“天主圣三”），并使得其他各个层面的“互联互通”也成为了可能，并赋予其决定性的意义。为此，我的观点是：“一带一路”的建设也有巨大的神学意义。
    未来的使命和任务在于：把“互联互通”的神学含义及其实用的含义更确切地强调与明确起来。甚至可能在“丝绸之路神学”领域，使得所有世界性的宗教神学家以及学术界的精英都有机会参与交流。
我认为这个“丝绸之路神学”将会成为一个激动人心的智慧之路，必然会充满思想上的交流与挑战，擦出智慧的火花。
    这里所提到的挑战只是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丝绸之路神学”，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互相兼容。与此同时，明确表示出这个可能存在着的并非顺应潮流的“丝绸之路神学”，可能成为一种革新与创造力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并不会削弱国家和社会原有的秩序，而是加强社会的和谐与进取。
    如果我们能够在挑战中取得胜利，我可以想象这个“丝绸之路神学”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基石，并表明“中国梦”最终可以表达出整个人类大家庭最渴切的愿望，并展现出更深层的，亘古不变的意义以及和平喜乐的社会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