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场非官场市场，佛门须清净纯洁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狄更斯的这段名句似乎可以用来形容当下中国佛教的境况。说佛教处于最好的时代，是因为自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近十几年来，佛寺如雨后春笋般重生，“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盛景重现华夏。但另一方面，佛门丑闻层出不穷，公众对于佛教人士腐败的质疑也达到了一个高峰。
   
    近日，备受舆论关注的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再次陷入传言漩涡，有人在网上以“少林寺弟子”名义发网帖称：“释永信在海外最少有30亿美元存款，在美国、德国都有别墅，他曾经跟某大牌明星有染，而且还包养一名北大女学生，并且跟其育有一子，现在母子住在德国！”而仅仅在几个月前，也有网络传言说释永信因嫖娼被抓。少林寺方面对以上传言都予以了坚决否定。
   
    关于释永信的传言至今都缺乏实质证据，但传言的热闹程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众对于佛教人士腐败的普遍担忧。中国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圣辉大和尚也曾表示，“有不少僧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道风不正、金钱至上，甚至少数人为了名利地位不惜拉帮结派、结党营私、贪污腐化、行贿受贿。”
   
    应该说，佛教界出现的“官僚化”和“商业化”倾向，是公众对佛教人士信仰纯洁性产生质疑的重要原因。先说“官僚化”。厅级和尚、处级尼姑、寺院行政等级制早已不是新闻，佛门清净之地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诸多官场恶习。在四川西昌曾出现的五大宗教一百余人参加全市唱红歌比赛文艺活动的事情，让很多人觉得这僭越了宗教与世俗之间应有的界限，难以接受。
   
    另一个就是“商业化”。曾有媒体报道，上海有一名剎大批和尚跑到高校去念MBA速成班，目的是为了“建立旅游、休闲、商贸一体化的商圈经济带”，“主打”“宗教文化品牌”，“带动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寺院成了旅游胜地，和尚们的主要精力用在了商业运营上面，宗教场所变成了上班的公司，方丈成了CEO。

    试问：在“官僚化”和“商业化”的潮流之中，在权力和金钱交织的利益格局里，佛教还如何向信众宣扬清规戒律，帮助他们实现心灵的净化与灵魂的安顿？

    如何遏制宗教界的腐败，挽回公众对于宗教人士信仰的纯洁的信心，让释永信们远离绯闻与流言？当下的一个要务就是要将“政教分离”的原则真正落到实处。
   
    尽管政教分离的原则没有明确写入我国宪法，但在各个时期的文件中都有明确提到这一原则。1990年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就明确指出，“要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而从世界文明发展的视角来看，政教分离是现代政治的根本特征之一，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进步就在于允许人民有自由选择价值和信仰的权利。所谓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历史实例也表明，宗教机构的官僚化不仅给宗教本身造成伤害，对国家和政府也是一种伤害。托克维尔就曾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写到，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教会被国有化和官僚化，教会地产被收归国有，由国家支付教士的薪水，“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兰西教会既是一个宗教机构，又是一个政治机构”。这样，教会就不再是为信众负责，信仰问题就变得无足轻重，宗教人士的信仰纯洁性也无从谈起，最终必然是伤害了大多数人的宗教感情。
    不仅如此，法国大革命后教会国有化的一个现实后果就是，由于它成了世俗政权的奴仆，在历次的法国革命中，教会经常成了首当其冲的打击目标，这给教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使得宗教力量几乎不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得到同步的进步。
另一方面，宗教与政治权力的结合同样对政治不利。由于信仰纯洁性不能保证，很多信众会认为政府对宗教事务的干预超越了他们的信仰底线，转而投向一些地下的宗教组织以寻求信仰的独立性。他们这种对宗教和信仰独立性的坚持往往又与官方的宗教管制产生分歧，这使得他们又会被迫卷入到政治中去，在政治上成为当局的对立面。虽然，这一切并不是为了政治。
   
    2009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在《学习时报》发文分析当代中国政教关系时指出，当代中国的新型政教关系，“以政教分离原则为基础，以政教和谐为价值取向”。只有将这种新型的政教关系更好地落地，政教才能两利，信众和社会亦将蒙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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