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萧树：中国的宗教市场有多大

    前些天与一位文化部门的朋友聊天，他认为中国底层社会存在着很大的不稳定因素，其中重要因素有三个，首要的便是邪教势力(其它两个大家都已司空见惯，他说的是民间集资和地方官僚主义)，对于所谓的维稳云云，我一概不太认同，比如民间集资，其实如果能够健康发展的话，则是经济市场化的一个必由之路，只是我们把这些事搞砸了。但邪教这一点我非常认同，这里所说的邪教不是功法，甚至不是“全能神”之类，而是更为密集的、影响力更小的一些小团体，但正如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这些小团体对于社会几乎没有任何益处，退一步讲，甚至对稳定也的确是障碍，在这位先生看来，这些小团体还不少。
    笔者回忆童年时代，父亲在乡镇政府工作，因为地处“京畿坦途，上善大道”的京广线旁，每逢京城的重要会议，就要出去护路，因为铁路旁便有一个天主教村庄。我不知道这些所谓教徒是做什么的，只知道每次护路行动，父亲都会整夜不回家，他们有时候守路口，有时候就去包围那个村子，真实的情形甚至让人害怕，仿佛大战将临。
    而今，我们可以想象中国底层大众的天主教社团会是什么样子，可能从建国后，洋教就从来没有获得过真正的地位，真正的宗教人士，比如近在咫尺的正定主教贾治国先生就屡屡被政府控制，而能够存活下来的宗教团体，如笔者去的石家庄福音堂，院子里必须竖起爱国爱党的招牌，这不仅是形式上的改变，最重要的是把没有利益化的宗教限定在了代表某个阶级的政党之下，使其阶级化和利益化了，这是本质上的改变。
    民国时期，自由的底线是学术和宗教的自由，梵蒂冈对所在中国的教产有直属权，进行联络时也是直接联络中国正定，那时的正定不过是个小镇而已，但不会受行政干预，这反而利于宗教的健康发展。而且真正的宗教力量从鸦片战争时期就帮助中国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比如天足会，是传教士们建立的，把中国妇女几千年的小脚解放了，可是洪秀全和义和团之流来了就先杀传教士，到如今，我们似乎也继承了这一野蛮性，宗教成为了令人谈虎色变的话题，这体现了我们时代文化青黄不接的现状。

宗教的意义在于教人克制，给人设定底线
    宗教是什么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佛学公案，佛祖释迦牟尼在世传道四十九年，即将涅槃时，魔王波旬对佛祖说：你圆寂后，我一定要破坏你的佛法。佛说了一堆他留存经典、建制律法、教化僧宝的话。魔王波旬听后说：经典是死文字，需要人来解释;僧宝要培育新人，人则是良莠不齐的;直至末法时期，魔王会叫徒子徒孙混入僧宝内，穿袈裟，曲解经典，破坏戒律，破坏佛法，以达到武力不能达到的目的……佛祖听了魔王的话，久久无语，不一会，两行热泪缓缓流了下来。魔王见此，率众狂笑而去。
    人们普遍认为科学的发展是哲学，哲学的终止是宗教，甚至在杨振宁和爱因斯坦看来都是如此，但在佛祖看来，宗教则是通向哲学之路。人们首先被限制在宗教教义的具体形式下，然后走向通向更接近真理的哲学之路，佛学设置诸多戒律便是要在人尚不了解其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这条路。
    而这些戒律的目的则在于教人克制，给人设定底线，这个底线便是一种共识，就像把人放在“无知之幕”前，人们通过对自己没有认知的阶级的恐惧，来达成某种共识一样，宗教则是通过另一种方式建立人性的共识。这个底线在社会活动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学其实就是博弈与妥协的科学，用秦晖先生的话就是“群己权界”，这个底线便是己权的界限。
    人们经常比较苏俄剧变与中国的改革，相比之下，苏俄剧变中知识阶层发挥的作用是相当显著的，秦晖和金雁老师对俄国的研究也提到东正教所起到的作用。我们比较苏俄和中共同时期的人物，苏俄的科学家虽有李森科，但最终却有萨哈罗夫，中国则出了钱学森。萨哈罗夫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钱学森则在中国制造了大跃进的理论基础。文学家中苏俄有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中国则出了郭沫若，大部分真正抱有人文关怀和正义感的作家都坚持不下去自杀了。而苏俄对东正教的清理也没有做到将其彻底从人民心中清除的效果，甚至人们在面对契卡的子弹时，还会划十字祈祷，中国的文革把所有儒学经典毁灭殆尽，信徒要挂着“什么佛经，全是狗屁”的牌子坐“喷气式”，连孔子的坟墓都受到牵连。苏俄最终完成了政治转型，中国则完成了知识分子被圈养的历史伟业。
    可见，集权体制的逆淘汰效果在中国比俄国更为明显，这是人们在剧变中没有底线的表现，它的原因之一，便是中国没有宗教信仰。

宗教一直是一个敏感话题
    2013年，笔者在石家庄遇到了一起宗教事件：石家庄某郊县基督教教产被强拆，教会的兄弟姐妹们拉着横幅去府门前维权，笔者已经做好报道，却遭到了一致反对，反对的原因便是宗教是个敏感话题。
    其实宗教一直是一个敏感话题，无论是历史原因、政治原因，都由于宗教大多包含团体行为。据说许多移民一到美国或其它发达国家，首先要找到宗教组织，因为宗教组织可以给人提供很多帮助，只要你承认是他们的兄弟姐妹，那么他们就会伸出援助之手，现代发达社会的宗教虽然带有全民性的性质，但就其源头而言，宗教都经过由小众到大众的过程，进而走向分裂和进化，所以宗教从某种意义上是对社会进行分割的。
    因为这种能力，在集权国家，宗教必然成为权利集团心中的反对力量，它不仅可以将群体分割为无数小群体，还会将群体分割为无数个人，对于集权体制，后者和前者同样可怕，所以文革时期，僧侣们无论信仰什么都会遭受批斗。
    此外，正教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教人行善和爱人，我身边所有信仰基督教的朋友都非常和善，即使有自己的某些情怀和诉求，他们也并不认同暴力抗争，经常是逆来顺受的，但对于当权者来说，最坏的现象可能是你既不顺从，他们也找不到要用暴力对付你的理由。非暴力不合作是宗教特有的方式，这也是政治压制面临的底线，极少有政权能够对非暴力的宗教信徒展开大屠杀。

对农业群体的宗教干预是斩断中华文明的根脉
    中国人虽然不信仰宗教，但许多人也认为中国人并不缺乏信仰，如余世存所言，中国人信仰血缘、信仰历史，可以说这是维持农业文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几千年的集权社会没有将农业文明完全地政治化，正是因为农业文明或者说乡绅阶层以下的阶级有比较自由的精神空间，这一空间包容的无论是娱乐、祭祀还是信仰，都与集权权利有一层“皇权不下县”的墙壁。在皇权的空白区，人们可以接受各种“迷信”，如果不是近代科技的发展和干预，像毛泽东这样隔两年才知大清灭亡的人会大有人在，集权制度也不可能深入到连占卜、祭祀都要遭受禁止的地步。而那个时代，人们通过这些形式的迷信，得到的不仅是愚昧，也有更深层的人性的东西。
    许多人认为民间文化并不是文化最重要的部分，我们有经典存世，便是文明不致断绝的保障，这其实是极不负责的。首先，经典文化的来源是民间文化，农业社会生产、生活诞生了诗经和乐府，祭祀诞生了楚辞，这是经典中的经典。其次，经典文化随着集权社会知识分子与权力集团依附关系的深入，已经出现了变质和分化，民间文化正是几千年来底层阶级独立性的来源，是中国文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再次，在文化发达的时代，经典文化就是民间文化，比如唐宋，诗与词就是下九流的人们传唱的。最后，民间文化保留的大多既是贴近生活的部分，同时又是政治失意者的意见，这些人得不到上层的重视，便会退而求其次，就像《西游记》和《水浒》会在民间兴起一样，所以，感染民间文化的底层知识分子的文化中有更多的反叛性和独立性。
    几年前我独自去南方一些地方游历，发现有些非常贫穷的乡村把山上的墓地修建得非常豪华，大部分都带有很古老的建筑风格，甚至雕龙画凤，极有可能花去家里大部分财产，可见中国农村血缘信仰的程度。但是我们读初中时，中国开始在全国推行火葬，我们所在的华北地区应该是有任务的，于是我们这群懵懂的孩子被派上前线，拿着铁锹掘人祖坟，我是掘过别人祖坟的，几个村子的中学生互相掘祖坟，这多么可笑，可孩子们干得很起劲，这就是我们的国家教育。当时一个同学说孤坟(婴儿死去后的小坟)不能动，我们还说他迷信。现在，推行火葬已经差不多很成功了，中国人也渐渐地消失了对血缘传承的信仰。
    近些年，中国农村的宗教信仰重新兴起，这是极为反常的现象，因为经历了文革之后，中国几乎已经没有信仰了，所谓毛泽东思想在文革时期也不能算是信仰，改革开放后更是全面溃败，但改革开放并未使中国人重新形成信仰，我们宣扬“黑猫白猫论”，唯物主义思想极端化，可以说这进一步造成了中国人的信仰空白。但是仅仅二十几年时光，中国的信众突然变得很多，尤其是信仰者不仅集中于城市，更是深入乡间。我们废除了“封建迷信”，人们一下子不再信佛信道，我们也没有那么多自由传教士，那么这些信徒是哪来的呢?这已经违背了宗教自由发展的规律。如今洋教和佛教在中国农村非常普遍，七八十岁的老人信仰基督，不识字的人也会唱诗、诵经，这其实只有一个原因，是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结果，人们信教其实不是信教，而是信钱，信当下的好报，这就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中国能出现三四亿信徒的原因，而这些信徒，大多是底层百姓。
    近些年，随着政府对宗教信仰的多种干预，宗教一词更是成为笑话：其一，大多数地方政府是乐于修建佛庙、办理法事的，这种支持不用说也只是考虑到经济效益，我身边信佛的人大多痴迷于佛的形式，而做起事来则是急功近利的，每月要去还愿，可其实是个吝啬鬼。其二，对于西教的打压来自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干涉，从而西教很快变异，并以其成本低、简便易行、外来和尚会念经等特点，获得了底层大众的支持。其三，变异了的西教对政府既无益处也无害处，不再涉及政治领域，于是政府对其漠视起来，也不再关心它对大众的毒害和对传统文明的侵害。
    于是，这样的建立在中国文革后信仰空白区上的宗教，反过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很大的侵害，这些信徒口中所说的大多是：你看，某某信基督病治好了，某某信佛发了大财，信善做好事就有好报。人们通过信仰不是变善了(虽然从个人角度上可能会有变善的方面)，实际上是变得更加重利忘义，中国农村社会已经没有信仰和文明了。

宗教信仰空白的社会提供了邪教的市场
    新中国以来直至改革开放，中国的民间信仰可谓是一张白纸，任何利益集团都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肆意涂抹，但这并不代表信仰空白的社会更容易走向好的信仰，实质上，它反而会更易走向邪教，我国农村群众的信仰具有复杂性、偏激性和利益驱动性，农村有功法、佛教、天主、基督、回教等等教派，但几乎没有“原教旨主义”的信仰，比如功法，给人流行歌曲的感觉，气功、香功、甩手功、**功，在农村社会依次展览，但最后大多以修仙、治病、保佑的形式而告终。其余的宗教也变性得很厉害，比如基督教，在农村分化为圣母教、耶稣教等等，这些冠以洋名的宗教更容易走向骗钱、骗色的邪教，而宗教也开始以传销形式发展下线，甚至会有发展信徒的指标，每年需要传递多少福音等等。
    尚没有走向传销形式的宗教，则会出现另一些弊病，不是邪教，也不是正教，而是四不像，它们大多过于形式化，比如笔者曾接触一个农村所谓基督教的信仰者，他们的教义中规定亲人(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去世后不能哭泣、不能纪念，配偶必须也要这样做才能结婚。佛教的变质更不用说了，这样的宗教对传统文明的冲击可想而知，上述基督教的例子是毁灭了中国血缘信仰的形式，而能够得到政府支持的佛教，则毁灭了整个农村社会淳朴、无争的精神根基。
    国家对宗教的干预推进了宗教的邪教化，但促使宗教邪教化不仅是宗教本身，文化干预也是如此，比如现在人们都在批判赵本山，但农村文明就在向赵本山的滑稽剧形式发展，乡村文明变得很粗俗又脆弱不堪。我们说拆除古建筑、农村人口城市化、农业收入减少是把农民逼得不再像农民，不再愿意做农民，那么政府对文化和宗教的干预、农村宗教的邪教化则是拉着农民朝背叛的方向走，这是农业社会文明脉络断裂的前兆。

一点建议
    其实我们单纯地去否定和限制某种宗教或者动用政府力量去引导宣扬某种宗教，在中国都是不理智的，都会造成更坏的结局。其实宗教本身是个人行为，我国宪法也明确了公民的信仰自由，面对这种状况，我认为首先倒不如依宪行使，开放宗教管制，减少政府干预，使其成为真正的个人行为。宗教从本质上说是没有任何威胁的，如果放开了对宗教的管制，可能这个信仰空白的市场会变成一个天堂，只是看我们的当权者有没有这个度量了。其次，从源头上将，就是增加农民的收入，减少贫富差距，这样即使没有宗教，人们也不会因眼前利益而急于求成，而宗教则依靠其自组织的能力趋于更好，这就要靠我们更加自由的市场经济来调节了，所以，底层的宗教问题是社会问题的附加题，社会问题解决了，宗教问题自然也便不再是问题了。
　　萧萧树于欲静斋
　　2014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