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务”与“商务”

    曾经有人艳称衡山路为上海“香榭丽舍”，这说法过了头，却道出了两者风情依稀仿佛，都有“拉丁”味。
    自1608年，徐光启邀请耶稣会士郭居静来沪开教之后，上海就有了天主教徒。清朝康熙至道光年间，天主教时禁时弛，但民间还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1845年，道光帝弛禁天主教，次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长南格禄即从青浦迁居徐家汇，就地盖起了居所与临时教堂，天主教随之复兴。
    至1851年7月，徐家汇天主堂（又称“小堂”，不是今天的圣依纳爵天主堂）举办开堂典礼的时候，“参加典礼的有主教4名，神父20余名、修道院士、徐汇公学学生及外国军官、外侨多人，场面非常热烈。”而当时，在法国首任上海领事敏体尼的胁迫之下，经上海地方当局同意圈定的“法租界”，还仅仅局限于洋泾浜与县城间的986亩土地上，距离徐家汇还远着呢（直到最终，徐家汇以南的土山湾一带也不属于法租界）。据此，土山湾的兴盛似乎并不依仗租界。

    相反，土山湾却被当今学者认定为上海“拉丁文化的发源地”。这说明法国传教士是很厉害的——他们着眼于文化。
    南格禄率先作则（值得一提的是，目光远大的南格禄先生，在太平天国刚刚定鼎的1853年，便在百忙之中赶去朝拜了天京！），19世纪下半叶，法国耶稣会士在土山湾地区建立了学校、教堂、修院、藏书楼、自然博物馆、天文台、印书馆、报馆、画馆、圣母院、孤儿院、育婴堂等等一大批文化宗教慈善机构。这其中的一些，至今还起着很好的文化教育作用。
    所以，民初学者姚公鹤说“英人商务重于教务，法人教务重于商务”。上海开埠后，各国商人（尤其是英国人）纷纷跑来疯狂攫金，而法国人却是“文化搭台，宗教唱戏”。的确如此，1873年，居留上海的88位法籍侨民中，商人仅3人；1882年，总共150位法籍侨民中，商人仅仅12人。其余多是文化宗教人士。法国领事曾为此抱怨法租界不受本国商人的重视。正因为如此，“法租界则更像是教区”，聚集着各国文化人士。
    其实，与罗马天主教相比，基督新教在文化传播方面并不稍让，他们兴办文化机构（尤其是致力于宣传他们自己政治主张的报馆）的数量更多，政治影响力占据了绝对优势。也许是新教背景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急于事功，器局严谨而不够恢弘吧，反不如热衷艺术、性情浪漫、注重人文的拉丁文化能够积淀久远。比如，育养婴幼、设立天文台、教授孤儿绘画与玻璃制作、开展音乐戏剧活动等等，这就不是孜孜以赢利为追求的“上海滩冒险家”所乐意从事的。
    如今几十年过去，沪上“怀旧”诸君，不缅怀昔日“法租界”的恐怕不多。而所谓“英租界”，却已难觅风情。外滩一线，不过是“万国建筑博览会”而已。可见，“教务”胜于“商务”。虽然，“法租界”的“风情”，更多是由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流亡上海的“白俄”所营造。当年“白俄”，固然就是拉丁文化的超级FANS，但始作俑者，还是土山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