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军对南市、闸北狂轰滥炸，华商电气公司和闸北水电公司均遭严重破坏，陆伯鸿所经营的企业大部分停产倒闭。11月，日军进攻南市，陆伯鸿订好飞机票准备避往香港。

一位将军后来总结绥远抗战胜利原因的时候说，因为受到了传教士率领教友不怕牺牲，奋力退敌精神的激励。在全民抗战的时候，他组织卫生连和救护队，转战在河北、山西一带。

2014年之所以能够在学校办，做这么大声势，可能与我们第二年要纪念抗战胜利的活动。所以当时的环境背景，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要谴责日本军国主义。

此时他发表一系列的抗战爱国言论。首先，他认为中日战争“早晚难免”，发生是必然的。日本的侵华危害是严重的“敌人这次所要者，是略取我们的一切，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

抗战胜利后来土山湾的人多了，他的木雕最受欢迎，经常被争购一空。这一时期他的木雕艺术个性鲜明，雕刻材料更多地采用质地坚密的黄杨木，题材也不局限于圣经故事。

另外，和步神父同一天到达上海的还有另外三位遣使会修士，一位前往河北保定，一位前往江西南部传教，还有一位生于意大利都灵的名叫马类思（LouisMarco）的辅理修士，他后来也到嘉兴文生修院服务，抗战期间死于乍浦

1945年抗战胜利后，祖父至南京任南京教区总主教私人秘书，天主教《益世报》南京版编辑。祖父一生出版了几十本书籍。

当人们联想到“正定教堂惨案”事件时，会发现抗战中的教会所扮演的角色其实也就是真善美圣的精神传播者。

4年后发愿时正逢抗战爆发，她积极投身其中，在此期间，她还在包头地区执教5年。1945年她调到了母亲的家乡——和林格尔县舍必崖天主堂工作。

我上次发表的这篇文章，其实就是以2014年的研讨会为蓝本，同时再做进一步的文献梳理，比如我以当时的《申报》和其他的几份在华期间发表的报纸，勾勒了到底传教士在抗战期间都做了哪些人道主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