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之楷模

    民国之初，上海有一位天主教徒慈善家，他的事迹尘封百年，极富传奇色彩，他的为人处事，精神风骨，值得后人怀念学习，永志不忘。今天，让我们以崇敬的心情，走近陆伯鸿先生，感受一位天主教信徒的人生旅程。

陆伯鸿

    陆伯鸿生于1875年，即清光绪元年，大清朝江苏省上海南市中国地界的顾家弄，此地离当时江南代牧区的主教座堂——董家渡圣方济各·沙勿略堂很近。在太平天国战乱中，有一批江南地区世代信仰天主教的家庭为逃避迫害，逃难到上海，都聚居在主教座堂附近，来自江苏镇江丹徒县的陆家就是其中之一。信仰天主教的家庭互相之间结成一个紧密的社交圈子，互通婚姻，保持着与周围非天主教徒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他们的子女大多进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毕业后或在法商洋行任买办，或在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谋职。其中有不少颇有建树的名人：求新船厂厂主、上海总商会会长朱志尧；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和语言学家、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兄弟。著名企业家、慈善家陆伯鸿亦是其中的佼佼者。
    阳春三月出生的陆伯鸿，聪明颖悟，读书用功，18岁那年，金榜题名，考取秀才，为家人减去了沉重的徭役、劳役负担（清廷规定，秀才之家可以免去一定的徭役等苛捐杂税）。哪知，1905年即清光绪三十一年，清朝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悬梁刺股、皓首穷经花了大气力的四书五经派不上用场了，真是折磨天下穷苦学生呵！彼时，大批士子转而进入新型学堂，改学洋务。这时的上海陆家也将陆伯鸿送到董家渡主教座堂一位龚姓神父处学习法语，也算是时髦的学问，学习外国先进科学的第一道门槛。后来陆伯鸿参与编纂《法华新字典》，其法文造诣就是在此打下坚实基础的。随后，应聘比利时洋行职员和法租界蒲石律师事务所秘书，养家糊口。
    上海总商会组织代表团去欧美考察，陆伯鸿凭着优秀的法文功底，被定为代表之一，前往美国、意大利、瑞士等国观光考察。陆伯鸿先生还顺道专程去梵蒂冈，觐见了心仪已久的教宗。此次随团出访，陆伯鸿领悟到发达的工业可以造就这些国家国富民强，感到中国也必须以实业来振兴，为此，他借鉴外国经验，筚路蓝缕，白手起家，做了好几年的前期准备工作。
    天主圣意眷顾，一个偶然的机会，陆伯鸿接办了债台高筑、濒临倒闭的“华商内地电灯公司”。他接手后，勤于动脑，经营有方，使公司转亏为盈。
    次年，他又借拆除城墙之机，投资并筹建“华商电车公司”，在如今上海南市的人民路和中华路这条环城路上，建造有轨电车线。此线路环绕南市老城，沿途人稠地密，因此公司收益奇高。当第一辆车头上端安装有“绿、白、红”(“陆伯鸿”名字上海话读音的谐音)三色电灯的电车开出车间时，真是振奋国人。
    殊不知，当初为了得到可靠的数据，陆伯鸿在做出投资决定之前，派人每天坐在将来要铺轨的地方数过路的人数，可见当时也是做了大量市场调查，而不是单靠运气！
    1918年初，电灯公司和电车公司合并，改名为“上海华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陆伯鸿任总经理。在民国初年，这样规模的民族资本企业是不多见的。1935年，他又在上海南市兴建电厂，此即后来的南市发电厂。2010年，该厂的烟囱被改建成上海世博会气象信号塔，成为魔都上海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同是1918年，上海南市的大南门陆家浜南岸，5排2层清水红砖西式建筑破土动工，名为“新普育堂”。新普育堂的前身是清末建立的普育堂，曾是清政府用以解决难民问题的善堂，辛亥革命后，因政府官费无力维持而倒闭。此次是陆伯鸿出资建设。新普育堂建成后，陆伯鸿任主任，延请天主教修女担任看护。新普育堂分设为学校、工场、医疗、养老、育幼、残废、疯癫7部，每部约有50张床位，兼顾堂内收容留养和堂外施诊给药两种救济形式。
    陆伯鸿一改中国传统“重养轻教”的救济方式，实行“教养兼施”的新型救济。专门设立小学和工艺专门学校，规定收留的男女贫儿必须进该小学读书，毕业后视其体质和能力学习不同工艺。
    当时的陆伯鸿，是上海滩巨富，却经常来到新普育堂探望病人，甚至系起围裙亲自服侍病患，他还叫几个儿子站立在旁，用自己的亲身行动教育他们，让他们学会如何善待穷人和精神病人！
    民国时期的上海，乃“我国之巨埠，而游民乞丐，亦较他处为多”。新普育堂规模虽大，仍然满足不了当时上海社会大规模弱势群体的需要，1916年，陆伯鸿又在吴淞、江湾、闸北和杨树浦添设了分医局。
    位于上海杨树浦的圣心医院（现为上海杨浦区中心医院）专门收治肿瘤病人。陆伯鸿利用教会力量，与比利时友人合作引进设备，建立起了这家国内最早采用镭锭治疗肿瘤的专科医院。
    1934年，河南、安徽等地发生水灾，陆伯鸿代表华商电气公司和闸北水电公司捐款10万元用于支援灾区，受到当时国民政府民政部的表彰。
    鉴于传教工作、救济贫弱的熠熠成就，教宗授予他“剑袍勋爵”的称号，陆伯鸿是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军对南市、闸北狂轰滥炸，华商电气公司和闸北水电公司均遭严重破坏，陆伯鸿所经营的企业大部分停产倒闭。11月，日军进攻南市，陆伯鸿订好飞机票准备避往香港。12月30日，就在飞往香港的两天前，陆伯鸿在家中收整行装时，想到难民中还有很多人未穿上棉衣，一批棉被和冬服还堆在学校仓库内等待发放，他不顾战事纷乱，毅然乘车出门，不料刚跨进停在门口的汽车，便被两名伪装成卖橘者的持枪人暗杀，留下无尽悬念。究其原因，“八一三”淞沪大战以后，上海发生了空前严重的难民危机。当时有传闻说作为慈善家的陆伯鸿已主动与日本占领军接触，同意参加上海地区改组委员会，以解决难民问题。执行暗杀任务的组织据了解是军统蓝衣社，他们的目的是为了阻吓那些要参加伪政府的知名人士。陆伯鸿正好是第一个，但是关于他和日本人接触一事也只是个传闻，并无证据。一直到抗战胜利，也无法从日本人或其他被捕汉奸那里得到查实。所以后来军统坚不承认此行动是他们所为，家属多方奔走无果，到解放后就只能不了了之。
    陆伯鸿的一生就这样戛然中止于救济难民的路途上，但他的卓绝贡献将永远镌刻在民族史册里。作为大实业家，陆伯鸿所创办的企业为上海市政近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我国民族工商业奋斗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章；作为大慈善家，他所创办的新普育堂是民国时期上海最大的留养类慈善机构，并另办有圣心医院、杨树浦诊疗所、上海普慈疗养院、中国公立医院、南市时疫医院和北京中央医院6所慈善机构，在中国慈善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历经百年风雨，陆伯鸿建造的几幢“红房子”依然安详地矗立于上海普育西路，很有格调地静静地向人们述说着那段如歌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