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陆征祥

一：陆征祥与袁世凯政府时期的外交
　　陆征祥为民国外交耆宿，自民国元年开始，先后9次担任外长，在当时北京政府里，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外长。陆征祥既非非出身名门，又无权贵可攀，在党别系派林立，内阁频繁更迭的民初政坛上，何以能屡掌外交呢？台湾罗光大主教认为原因有三：“第一，他常持超然态度，不加入任何党系；第二，兢兢的守公从职，不为一己的利益打算；第三；服从合法政府，辅佐政府元首”。 罗氏所言极是，但罗是以宗教的观点过分强调了其道德人格因素，忽视了对其外交能力的肯定。其实，陆征祥不仅具有“温和有礼，操守谨严”的“谦谦君子”之风，而且更具有近代职业外交家的气度素养与能力。可以这样说，陆征祥是由传统外交官向近代职业外交官过渡的典型。
　　陆征祥国学根底并不深厚，“仅能在私塾读完《四书》及半部《礼记》”， 也没有出洋留学获得“洋博士”的头衔。陆征祥开始外交生涯完全得益于许景澄杨儒等晚清外交家的言传身教，是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其外交风格因而也体现了浓厚的内敛性经验性务实性。

　　（一）“教育以栽成我者吾师也”
　　1892年，陆征祥随许景澄出使俄德奥，此后四年一直于许门下“学习外交礼仪，联络外交使团，讲求公法，研究条约”； 许也着意栽培，不仅培养训练其作为一名外交官的基本技能素质，更注意对其道德人格忧国忧民情怀的陶铸。马关之辱后，曾告诫陆征祥“你总不可忘记马关，你日后要恢复失地，洗尽国耻”。 许景澄对陆征祥的影响是深远的，若干年后，陆征祥仍然深情地提到“我一生能有今日，都是靠着一位贤良的老师”，对许的感恩之情，溢于言表。1896年，杨儒继许景澄任驻俄公使，陆征祥担任秘书，并深得杨的信任，这一时期陆征祥参加了杨儒与俄关于东三省交涉的历次谈判。杨儒为捍卫国家领土主权，伸张民族正气，毅然拒签卖国条约的举动使其深受震撼，另一方面，俄帝的蛮横无理也使其深受刺激，而同时，这一切又又更坚定了他学好外交报效国家的决心。

　　（二）“担子都搭在我肩上”
　　1912年5月，陆征祥回国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当时外交部的任务，非常艰苦，国家既处于紊乱之中，没有相当的实力，又没有差强人意的内政，是为外交的后盾，而外交部则当保卫这个积弱的国家，设法修改清末累积的不平等条约，或至少阻止列强的侵略主义，再行发展”； 另一方面“当日驻华外交团，朋比为奸，一旦有事，他们便共同为谋，外交总长被他们保围，我虽于十四国使节中，有很好的朋友，但我常一人与十四人作战”。 面临如此困境，陆征祥并未退缩。（1）清除清廷官僚积敝，三次改革外交部，推进外交近代化。对此，已有学者论及。兹引陆征祥的两段言论以为佐证。其一：“凡是办政治，尤其是办外交，决不可用外行，武人做外交官，只可认为一时的变态”； 其二：“留美公教青年某君，近日来信，要我介绍他做外交官，这桩事很为难，罗神父，你看这是外交部的章程，我自己决定的，外交官须经考试，我不能反对我自己”。 （2）与俄帝交涉外蒙问题。1912年11月5日，陆征祥代表北京政府发表声明，阐明了北京政府对外蒙问题的原则立场。 从11月底，陆征祥与俄驻华公使库朋斯齐在北京谈判，双方围绕各自的基本立场“迭次协商，互提条款，历时半年之久，会议至30次，始克议定条文六款”， 为《中俄协约》。结果却遭到参议院的否决，但随后俄帝反变本加厉，更提出条件大纲四条，强迫北京政府缔结《中俄声明文件》五款，较陆征祥所定的《中俄协约》，“丧权尤多”。

　　（三）“签了我的死案”
　　二十一条签字后，陆征祥即坦言“我签字即是签了我的死案”， 果如其然哉？否也。其一：陆征祥在谈判中完全禀承袁世凯的旨意，是在袁世凯所设定的框架内对日进行谈判并最终签字的，他的职业要求他必须服从国家政策政府意志，糟糕的结果使成为历史无辜的牺牲者。其二：将二十一条最终之结果与日本原提案比，经过艰苦的谈判，还是维护争取了很大的权益的。第5号驳回，第4号也以“商人之产业，政府不能预定”加以驳回。今将其它几号加以分析。
第1号：山东问题
　　条款 日方原提案 结果及变化
　　第一款 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利 定约
　　第二款 山东及沿海土地岛屿不得让与或租于他国 订约→换文
　　第三款 由日本建造烟潍铁路 商借日款自建
　　第四款 开埠 中国自开及地点章程自定
　　第一款虽定约，但终究系一种预约；第二款以换文形式维护了领土主权；第三四款使中方掌握了修路开埠的主动权；另外《关于胶澳之换文》，日方声言归还胶澳，部分实现了中方修正案的要求。
第2号：满蒙问题
　　南满损失较巨，但由于一方面“受前清条约之约束”，另一方面“日人在南满势力既已不可收拾，喧宾夺主已越十年”， 故“值此积弱之时，要求复已失之权利，其势有所不能”。 即使如此，谈判还是有收获的，如限制日本在东蒙扩张；驳斥了日本在南满的“优越地位”；对南满的日民以严格的经济司法限制等。
　　其三：补救建议：签字后，陆征祥以其丰富的历史及外交阅历，曾提出“参战”及“到和会时，再提出，请各国修改” 的补救建议。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自2月2日正式开始谈判，至4月26日日本提出最后修正案止，历时84天，正式会议25次，会外折冲不下20余次。 这其中耗费陆氏多少的心力，绝非局外人后见者所能体察者也。

（四）“跟山东人一齐受苦”
　　陆征祥在巴黎和会中三次称病避会或退会，往往被指责为临阵脱逃的不负责任之举。其实，陆征祥称病必有隐情，必有玄机。
　　其一；陆征祥自幼年即身体孱弱，以羸弱之躯常担任重任，所以常感精力不足。陆征祥在瑞士建有“益达别墅”，主要也是出于养病休息的目的。1918年底，陆征祥赴巴黎参加和会，途中乘火车时，由于车中温度骤热骤冷，身体健康严重受损，“欲坐不能伸腰，头疼，腰部有如刀割”。 一路舟车劳顿，又身为代表团团长，责任重大，会议涉及问题又难且繁，羸羸之躯，焉有不病之理？
　　其二：对于1月27日陆征祥未出席“十人大”原因，陆征祥的解释是“本日午后三种五国会议，关于青岛问题，先有秘书通知，并密告准备，嘱祥暂避，先派他员前往，籍留有余地”。 突然得此参加会议的消息对中国代表团“不啻一个晴天霹雳”。 因为此时代表团尚未做好充分准备，仍无法完全具体摸清日方的图谋。在此情况之下，陆征祥作为代表团长如若冒然前往，与日进行正面交锋，很难保证不会引起冲突，反而可能会使交涉陷于僵局，中方陷于被动。显然，这是一个成熟的决策者必须考虑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前面发生“名次变动事件”，反映了代表团内部的内讧，如果采取团长指定人员赴会的方式，定有偏袒之嫌疑，埋下更深的隐患，所以最终陆征祥让代表团“自己决定赴会及论辩人选”。
　　其三：代表团内部的不团结，北京政府的推卸责任。整个代表团内部自始至终充满了矛盾斗争内讧，围绕诸如“名次变动事件”，提交和会的文件，以至最后的签字问题争论不休。陆征祥作为首席代表若介入任何一场“摩擦”，不仅不利于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加剧代表团内部的不团结，所以陆征祥几次称病避会退会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其在代表团内的权威，也只有如此才能达到更高层次的团结，也才能不至于模糊了代表团在巴黎和会奋争的视线目标，从而一致对外争取权利。
　　在巴黎和会中，北京政府并没有承担应负的责任。5月23日，北京政府发来“经熟思审处，第一步应力主保留，以俟后图。如果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 此前，北京政府曾一度支持陆征祥提出的“保留签字”的主张，而此时却将责任完全推给代表团，确切讲是推给陆征祥。而陆征购祥因1915年二十一条签字在前，深感“若再甘心签字，稍有肺肠，当不至此，国人目前清议可畏，将来之公讼尤可畏”。 当此情形之下，陆征祥若再签字，将会再次背上卖国的骂名，如果不签，又将会违背政府的命令，这显然也不是他的作为。后人往往将他的懦弱与顾维钧的果敢相比较，而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毕竟陆征祥与顾维钧是分属不同时代的人”， 怎么能以后见之明去克求一个老外交家呢？再说，5月28日后，除陆征祥与顾维钧外，其他的代表团成员不都是推卸签字责任借故逃掉了吗？另外，也很难想象没有陆征祥的一定支持，以顾维钧的阅历能独撑危局，除非顾维钧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对自己的作用进行了夸大。并且，陆征祥最后也正如顾维钧所说“他最后同意我的意见，反对签字了”， 和顾维钧共同完成了拒签的壮举。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还提到陆征祥同意签字的理由是“中国国内以及巴黎形势的发展”，“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 对此另一种解释也是合情合理的：即陆征虽然住进了医院，但并未完全放弃自己的责任，而是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因为拒签的结果事关重大：将会冒犯列强，不能加入国际联盟，并将失去因参战而获得的部分有利条件，陆的退避并非消极而是在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是其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磨练出的经验总结。总之，陆征祥的最后决定是并非完全听从顾维钧意见的结果，认为此时陆征祥完全失去判断能力，完全屈从于顾维钧意见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其四：对于顾维钧的充分信任。有论者认为“顾维钧的崛起，完全是陆征祥的克意栽培” 的结果，此论虽然过于绝对，但所反映的陆对顾的信任和倚重却是事实。除去陆征祥对顾维钧能力的赏识外，更为重要的是，在巴黎和会中，陆征祥的基本思路仍然是“联美制日”，而顾维钧与美国的关系又非同一般，这就是为什么与其他成员相比顾维钧资历较浅，但却得到陆征祥信任的原因所在。陆征祥让顾维钧冲锋在前，充分发挥其外交才华，但又每遇关键处，给于其决定性支持。陆征祥可谓是放得开收得住，“步骤分明”。
　　其五：超然的政治性格。陆征祥在民国政坛素以“超然”著称。当时南方军政府与北京政府的矛盾同样反映在代表团内部，代表团成员的意见也往往为利益集团利益国家所左右。在民初政坛上，陆的超然往往能起到一种平衡各种政治力量政治分歧的作用。同样在巴黎和会中，陆征祥称病从根本上讲是由其超然的政治性格所决定的，意气用事介入纷争互相倾轧绝非陆一类型的官僚作为。

二：退隐于本篤会修院
　　（一）父亲﹑恩师﹑贤妻：陆征祥出生于基督教家庭，陆征祥的父亲一生为教会服务，有着深厚的社会及宗教体验。陆父以平生之经验，认识到凡依靠人者无外乎父母社会国家，但皆不可靠，因为“世上有溺爱不明之父母，有欺骗诈伪之社会，有鱼肉百姓之国家”，所以在1891年陆征祥赴津门前，陆父特以“天”字相赠，即谓“凡事不要求诸人，应求诸于己”，求己就是求天，独独“天最可靠，靠人有上述苦楚，靠天无不得其所望”。 陆父这重轻世俗重宗教，轻人事重事天的人生观价值观在陆征祥的人生中无疑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陆征祥恩师许景澄对欧洲强大的原因有着奇怪的见解，他认为“欧洲的力量并不在它的枪炮，也不在它的科学，乃在于他的宗教”。 他还教导陆征祥做外交官后要选择基督宗教中“最古的一支”，“研究教义，力行教律，考察教会的组织法，观察教会的各种事业”， 他甚至为陆征祥安排了精神的最后归宿“选择一个最古老的修会”，“若可能，就入会”，“成一修士”。当然许师训示的真正目的在于让陆能有机会“研究会士精神生活的秘诀”，把握“基督宗教的精髓，以便把所心得者输进中国，传之国人”， 以新人心，以冀国势之振兴。陆征祥用一生的经验实践了许师的教诲。1899年陆征祥与比籍女子培德结为连理，培德为虔诚的天主教徒，陆征祥对培德夫人且敬且爱，陆曾言“我爱她思想不群，品德高尚，断事有则，立身无私，不畏难，不欺人”， 另陆还有言赞曰“博婓培德，承先人遗传，生性刚直好义，守职不苟，坚毅卓绝，对于人生，眼光高，声气平，艰难磨折，从没有使她胆怯心寒，贫苦不能夺她的气，富贵不能骄她的心，培德生活俭朴，天真坦率，一心契合基督之道，信教诚挚，上事天主，下爱旁人”。 受其影响，1911年10月23日，陆征祥受洗加入天主教，陆与培德夫人“所能有的最后的距离，也从此超越了”。 培德夫人生病后，陆深受刺激“我立时感到天主给我的打击多么重！只要一想到不久就将诀别，我即肠断心裂，捐弃了自己一身，以表示我的爱情，去照顾我亲爱的病妻”。 1926年，培德夫人去世，陆更是深受打击，“当我的夫人去世后，我立即感到孤单，我一生仅在这时，追求了一件东西，我求一退省的机会，在退省中我开始祈祷，我有意寻路走入仁慈天主的宅中，我寻路时，心中紧紧记着许文肃公的遗教：当靠自己，勿靠旁人。同时我也记着先父一生靠天的遗训。我那时既无父，又无师，又无妻，我只有一心依靠天主，一心靠自己。仁慈的天主引我前进，我进到修会的生活中”。 陆氏一生最爱的三个人皆离他而去，又无子嗣，陆氏陷入无尽黑暗的深渊，孤单而又无助。仁慈的上帝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在圣神的感召下，陆氏埋葬了他的尘世生活。

　　（二）弱国无外交
陆氏一生办外交，对“弱国无外交”是有切肤之痛的：二十一条交涉虽经陆氏苦争，但最终迫于日方的强大压力，被迫签字；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失败，更是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宰割弱国实行强权政治的典型。作为一弱国外交官，于己在外不能在国际外交中的平等之对待，在内不能得国人之理解同情反受误会；于国不能争平等之权利。巴黎和会后，陆感到“世界正义终无伸张之日”，“国事也没有可以乐观的日子”， 且自己作为外交官又不为国人所谅解。入世一条路既然走不通，便只有出世了。从此陆的人生轨迹开始发生逆转，他把目光投向了基督。他深信：只有基都才可以拯救这个虚弱的民族，只有在基督的国里，才会有永恒的和平正义和公理。

　　（三）“这副国耻的重担，在我退居隐院之后，我仍没有放弃”
陆氏进修院，彻底远离了政治中心，置身于局外，度完全的精神信仰生活。但是他没有和自己的祖国割断联系。相反，陆去国怀乡，无日不在心系祖国，把一腔浓浓的故国情容入虔诚的祈祷中：“我在院中，天天为当局祈祷。冀其得有能力，根本觉悟，抑制意气，爱众亲仁，注重教育，以培国家生命源。天天为国民祈祷，冀其能有能力，深明利害，仁爱和平，安于义命，万勿附乱，以维系世道人心于不弊，而固国家生命之本”。 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他的使命已经完成，所以后人无需用世俗的标准再去刻求他有什么社会作为，他借助宗教祈祷与祖国共融，当然这也绝非狭隘的爱国主义所能体察的。宗教祈祷是陆不能忘情于故国的一种自然的精神寄托，这其中饱含了一个善良老人最最真诚的祝福与期盼。另外，陆的宗教生活更具有比较的意义，“祥已发愿，恪守神贫，所衣者黑色衣服，所食者足充饥止渴耳。室内一桌一椅一榻，除经典书籍外，一无所有，出外旅行，搭三等车，与工人同座”， 而在国内诸如北平南京各城，上海汉口各埠却是“热闹世界，花天酒地，以夜做昼，烟酒赌博，乐而忘返”。 陆的苦修与国民的骄奢淫逸形成巨大的反差。对此陆不是去批判，不是用行动去改变，而是虔诚祈祷国民加以“自爱”“自重”“节制”。人生的坎坷迭宕，国内政治的积弊难反使陆意识到人事难为，他把希望寄托在天主身上，并试图以效法基督的精神以达成自己良善的愿望。
30年代，日本发动侵战争，陆虽身在异国他乡，但他的心却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联。此时他发表一系列的抗战爱国言论。首先，他认为中日战争“早晚难免”，发生是必然的。日本的侵华危害是严重的“敌人这次所要者，是略取我们的一切，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 日本的侵华是对国际和平与正义的践踏，日本成立的“满州国”不是“建筑在正义之上的”，只是一重强权而已国人无需对其承认尊重。战争固然惨烈，但陆并“不以此次战争为祸端，救星全在我之利用，之善用耳”。 第一：可以“鲜血”“洗涤”“前清末叶之污败积习”，以“猛药”医治“民国肇始之封建思想”。总之，战争可以彻底清算旧账。第二：可以激发国人的奋进心，“大足奋发我全国抗战之决心”“在死中求一条生路”。第三：可以带来天主教的大复兴，“我们如都成了天主事业”，进而“我们的中国将在国际列强中，显为一种温和而英勇的民族，知道趁机克服好战的强敌，且能恩遇各邦，怀报知报，为列强所爱服，天主所福佑”。 总之，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机会。陆的抗战观主要包括：抗战的目的“我们中国虽为求自己的生存而战，同时也为保存文化与文明而战，我们是为人类的公益而战”； 关于基督徒与爱国的关系“基督的宗教把爱国视为律令，没有一个纯粹的基督徒不是纯粹的爱国志士”； 基督徒在抗战中的应有的态度，应将行动限定在“公理范围内”，避免采取以血还血的报复行为，更重要的是应增加对天主的依恃心，更加虔诚的祈祷；中国抗战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蒋委员长乃天主赐予中国之领袖”。 毋庸讳言，陆的抗战言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显的苍白无力，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此时他已经是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发表超出天主教教义教规要求的言论对他而言是不合适的，他只能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表达自己的见解；另一方面，由于他二十多年远离祖国，度着隐修生活，耳目闭塞，对国情异常隔膜，因此在述及国内问题时，难免“有一些错误”， 这也是情由可原的。但陆酋首不忘故国，丹心一片难忘的爱国情怀却为时人所称赞。当时驻美大使顾维钧赞其“关怀祖国，祈祷和平，悲天悯人，慈光博大，盍胜钦仰”。

三：陆征祥的“孝”道观
　　陆一生遵从许师遗训，将求孝道。“文肃公办事提纲挈领”，认为“保存国粹，独取一孝字”；“孝”字“包括礼义廉耻”，具体而言应“对长官服从，对朋友和睦，对下人友爱”。 “孝”不仅是基本的人伦道德规范，而且还是“王道之本”，遵行之能一举三得“能得高位，厚禄长寿”。许的立论仍囿于传统的儒家学说思想，并无新意。
　　陆将许师的孝道观与天主教的基本教义结合起来，将许文肃公的本性孝道，发展为耶稣的超性孝道。人无法以理性参透天主的上智，“我一生凡百言行，与乎官宦的阶梯，及我眼前精神生活的变化，都是托着天主的扶助而行……我从没有看到天主为我所有的处置”。 耶酥基督是孝道的榜样，“单单为爱自己的圣父，单单为听圣父的命，耶酥才爱我们，才自己降生成人”， 且在临终时“他遗嘱以自己的母亲，托于自己亲信的门徒”。  耶酥基督为救赎我们而上十字架，一次而永久的赦免了我们的罪过，“乃我们救赎的根源，乃我们神恩的起点，乃我们常生的根基”。  耶酥基督为我们立下了孝道的戒命，“贯彻古今”。孝就是爱，就是以赤子之心顺服天主的旨意，“我乃是一个学步的小孩不敢往前走，可是母亲在招呼，小孩望着母亲，向着母亲走，天主就常在招呼我，我向前走去，小孩在走近母亲时，颠巍巍的一到母亲怀中，他便跳跃了。又憨笑，又抱母亲。” 如果不是出于一个神父之口，这简直可算是梦的呓语了。但它又的确是出自一个六旬老人之口。

四：陆征祥的“吃苦”哲学
　　许文肃公曾对陆留有“吃苦”二字诀。希望陆能恪守“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信条。辞极朴而意极深。吃苦即是克己奉公，“馆员不用私人，公费实用实销”； 吃苦即是严于律己，行为端正，不抽不赌； 吃苦即是慎独，不介入政治纷争；吃苦即是忍辱负重，“欧洲社会诅咒中国人为东亚病夫，为低贱的人，你必须承受各种各样的侮辱和欺凌，并保持缄默”，“一  俟机会到来，就进行改革”。 纵观陆的官宦生涯，就足见其在“吃苦”二字上身体力行的功夫。但此时陆的“吃苦”精神或多或少的还带有私利性，功利性，这时期陆的“吃苦”哲学还仅仅是一种以追逐功名为目的的人生智慧哲学。
　　及至陆进修道院，他对“吃苦”二字有了更深的体悟，其“吃苦”哲学也不再是一种简单的人生哲学，而具有了某种神秘化的超性意味。基督的受难精神是天主教教义的基本内容。耶稣基督为救赎人类，降生为人，舍生受难，终被钉十字架上死，以此种惨烈的方式惊醒世人当悔改自己的罪过，勇敢背负起自己的十字架。天主教徒只有“接近耶酥的苦难”，方能“真正接近了公教的教义”。另外，更重要的是人应该效法耶酥基督的受难精神，“参与救世大业”，对自己而言“必得报酬”，救自己的灵魂；而且从圣教通功的角度说“这些痛苦也将变为我们及我们所亲爱的人，一种新生和幸福的源泉”， 救世人的灵魂。陆在修院里，严守院规，以老迈病弱之躯，祈祷学习苦修行祭，何至如此吃苦，自不待言。最后，在一个精神世界里，他彻底打了场胜仗。

五：陆征祥的文化观
　　陆与其师皆认为近代东西方差距的根源在于文化的差异，西方的强大，“不在武备，不在科学，而在养成基督教风”。 基督教义是西方文化的精髓，是近代欧洲走向强大的的根本动力。人性是文化的根基，“人的心灵，人的文化，都在我们认识清楚人类自己的特性”， 认识重塑人性是改造旧文化的根本途径。东西方民族在“性律”上是可以沟通的，尤其是中国“敬天敬祖”的孝道观念天主教“爱”的根本理念的强溶合性，因而东西方文化的“携手”是可能的，吴经熊对于若望福音的中文翻译即是典范。东西方文化，“两者汇合而产生的思想儒理精神，可成世界的一种新动力，推进世界于和平，没有不可胜过的阻碍”。
　　陆征祥既不是一个深刻的文化论者，也非一个炉火纯青的神学家。因而其文化观呈现肤浅，偏执的特点：陆所推崇的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还是欧洲的基督教文化，皆是指原典意义源头意义上的文化，而非已经发生变化了的近代的东西方文化。这种文化回归文化复古的现实意义是大可怀疑的。陆文化观的根本主旨是以基督教文化统领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中华归主”，以西方文化“强劲的种子”改造中国社会，这显然也只是陆的一厢情愿。

六：儒者陆征祥
　　很难说陆对儒家思想有全面系统的了解，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陆对儒家的内在修养功夫用力是很深的。在广方言馆读书时，陆便熟读《袁了凡先生四训》，张文端公的《聪训齐语》，并且在书中多处做有标画。 考察其中的文本意义再徵之以其官宦生涯时的政治风格，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重内省的“慎独”思想：正如六祖所云，“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求其在我，不独得道德仁义，亦得功名富贵，内外双得，是有益于得也。若不返躬内省，而徒向外弛求，则求之有道矣，得之有命矣；内外双失，故无益”。知足常乐的“俭用”生活方式：正如圃翁所言，“富贵贫贱，总难称意，知足即为称意。山水花竹，无恒主人，得闲便是主人”。制怒主静的心态：正如《四训》所训示，“如前日好怒，必思曰：‘人有不及，情所宜矜，悖理相干，舆我所舆。本无可怒者。又思天下无自是的豪杰；亦无尤人之学问。行有不得，皆己之德未修，感未至也。吾悉以自反，则谤毁之来，皆磨练玉成之地。我将欢然受赐，何怒之有”。和善“益人”的处世哲学：正如《聪训》所言，“与人相安，一言一事，皆须有益于人，便是善人。……每谓同一草木，毒草则远避之，参苓则甚宝之：以毒草能鸩人，而参苓能益人也。人能处心积虑，一言一动，皆思益人，而痛戒损人，则人望之若莺凤，宝之如参苓，必为天地之所佑。鬼神之所服，而享有多福矣。此理之最易见者也”。慈孝并举的伦理观念：如《聪训》所言，“思尽人子之责，报父祖之恩，致乡里之誉，贻后人之泽，唯有四事：一曰立品，二曰读书，三曰养身，四曰俭用”。以知养性的内圣功夫。总而言之，陆所获得的都是关乎传统士大夫安身立命实际学问，这是其超然的政治风格形成的重要基础。
　　综观陆的整个生命轨迹，大致经历了有内圣精神的陶冶——外王——内圣精神重宿提升的进程，贯穿这这其中根本主线是传统的儒家道德伦理。陆是实实在在的儒家伦理道德的践行者。尽管后人在对其外王方面表现的评价毁誉参半，但在内圣方面，陆却做到了功德圆满，足为百世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