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道中国的文致和主教

    教父戴尔都良说：“殉道者的鲜血是新教友的种子。”中国教会之所以有今天，是西方传教士们远渡重洋、不辞万苦来到中国，以汗水播撒信仰的种子，以生命见证福音的大爱的结果。正是他们这种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精神，福音才得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到传播，他们不愧为中国教会的开拓者。河北正定教区荷兰籍的文致和主教就是其中之一。

远渡重洋 福传中国

    文致和1873年10月13日出生于荷兰，年轻时进入遣使会设于法国巴黎的大修院接受培育，1899年5月27日在遣使会被祝圣为神父。同年来中国传教，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海上颠簸才踏上了中国的土地。9月30日，文主教先到了上海，由上海乘船驶往天津，再由天津乘火车来到了保定府，在这里，他遇到了多默·柴斯嘉神父。路途之长，行路之苦，使文神父倍感疲乏，然而心中燃烧着的那团福传的热火使他不顾一切地向目标走去，无条件地向天主的旨意说“是”。从这里由柴神父带领来到了他们的传教区域——正定府，并受到了当时的包杰来主教的热情欢迎。
    自十七世纪初，福音就已传到了正定府，这里是教友聚集的中心，主教座堂也设在这里。据孟爱理神父的记述，主教座堂设有保禄男修会院、男孤儿院、首善高小、仁爱修女院、男女安老院、诊所和若瑟修女会。保禄男修会院约有会士百余名，在各堂区辅佐本堂神父从事传教工作，以及管理男孤儿等。男孤儿院有数百名孤儿，他们也从事各种不同的工作，例如：木工、修理钟表、装订书籍等工作。首善高小有300名男生就读。仁爱修女会主要负责照顾弃婴、病人及老人。若瑟修女会的主要工作是教授要理，办教育。文神父就是在这里开始了在中国的福传工作，走进陌生国度的他，对一切都是新奇的。
    文神父要想达到福传的最佳效果，首先要攻破的就是语言关，为了学习汉语和中国的风俗习惯。1900年他被派到了一个教友村庄——唐丘，做传教士何纳可神父的助手，随行的有柴神父和赵本笃神父的父亲赵建忠教友，后来他成了文神父的传教助手。赵本笃神父回忆说：“文神父无论去哪里行圣事或作传教工作，我父亲都要与他同行，指引道路，并做一些行圣事前的准备，以及照顾文神父日常生活的需要，而且文神父总是让我父亲给他理发。有一段时间父亲因有事没有和文神父在一起，他就派人到家里去找我父亲。”文神父在唐丘边学语言边福传，在赵建忠的陪同下，他们骑着马翻山越岭、不避寒暑、不惧风雨，在他的辖区内定期拜访教友，为他们举行圣事，照顾他们灵性的需要。有时候从一村庄到另一村庄需要跋涉上百里的路程，但文神父为了让福音扎根中国早已把这一切的艰辛置之度外。
    圣方济各·沙勿略说：“要想实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必须随时去往任何地方，为人们提供最需要的服务。”文神父在传教的过程中就是在不断地到最需要他的地方，不断地放弃他熟悉的环境和要好的朋友而走向陌生的环境，面对陌生的面孔。
    1904年他又被调到正定府做包杰来主教的助手，对于喜欢大自然的他来说是很大的牺牲，他说：“我宁愿骑在马背上在山上走动……”但是无论怎样，他总是把天主的旨意放在第一位，把人灵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在正定府，文神父担任教区的理家，同时也负责账房、仁爱修女会、若瑟会及大修院等事宜，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处理文件，繁忙的工作、辛苦的汗水让他向天主呈上了最美的献礼，他说：“天主知道如果没有工作，我会变成懒惰鬼，所以明智的上主，常会找出很多的工作给我做，我便没有时间去偷懒。”
    1908年文神父被派往上海做财政事务的助理，在上海他每天忙于处理很多的账目工作，但是无论多忙，不管多累，每天早晨5点钟他都会去医院为病人们举行弥撒。直到1920年冬季，被罗马圣座委派为正定教区的主教。1921年4月10日在他的堂兄弟方济·葛德手中领受了牧职。升为主教的他，“忙碌”成了生活的标志，“旅行”成了家常便饭，有时甚至一连三个星期不停地行走，看望神父、照顾教友。
    1922年10月，文主教在去行坚振的旅途中受到了恐吓，他们遇到了一伙强盗。“我们要同主教讲话。”强盗们叫嚷着。与他一起随行的赵建忠教友说：“我们不同强盗讲话。”“让他说下去。”文主教充满善意地说。“我们不是强盗，我们是逃亡的军人，我们想回归军队”“我怎样帮助你们呢？”“我们请你与省主席联络，你是一位精神领袖，受人尊敬，我们相信你可以为我们联络。”“我一回到城内就去见省主席，但在这段时期内，我要求你们，不再蹂躏村庄。”文主教说。回到正定府后，文主教就去见省主席，主席对他说：“他们的军队是恐怖分子，我们的军队要击退他们，才会恢复平安。”最终主教说服了主席，三天后，一个郊外的村庄，1000多人放下了武器。主教时时处处在实践福音的精神，扮演和平的使者。
    1924年在中国工作了25年的文主教从上海回到荷兰探亲。1926年1月又返回中国，3月抵达正定。

教难迭起 以身殉道

    然而那个时期正值中国饱受西方强权国家侵略，国人对外国人都抱有一种敌对的态度，这使文神父的牧灵福传走得非常艰辛，不过，千难万险也不能阻止他福传中国的脚步。
    1899年，当文神父刚刚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柴神父就对他说：“文神父，你来中国是在一个很困难的时刻，西方的强权国家正得寸进尺，侵略这里，他们设法侵占中国土地，好像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人对此怀着忿怒及仇恨，并对外国人抱有敌对的态度。”“可是我们来是为帮助人的呀！”文神父不解地说。他并没有为此吓倒。
    1900年，中国的义和团愈演愈烈，有一天教友们看到自己的住宅被包围了，教友们都备有自卫的武器，有一位教友对文神父说：“神父，拿起这支枪来自卫吧！”“不，不，你保留自用吧！我来中国不是为杀中国人的。”文神父说。善良的心，勇于牺牲的精神，一种福音的价值，在文神父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此时的义和团风起云涌，小教堂被焚毁，住宅被攻击。文神父的牧灵工作就是在这种混乱中继续着。
    1927年，他的传教区域中到处有动乱，到处都可以听到枪声和机关枪扫射声，同时外国人受命要离开此地。1927年10月，文主教赶到柏棠小修院，这里离主教府5公里，墙壁被击一洞，许多窗门被打破。有些教友让去避难，情况非常可怕。但是文主教说：“我们来是为了你们，所以我们留下继续工作，直到他把我们赶走，或者送我们到天堂。”文主教一心想到的是福音在中国的传播，教友们灵魂的需要，甚至为此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
    1928年，主教府被军队占据，并提出了各种要求，有一段时间文主教的宿舍被军官改为猪舍。但是无论环境怎样恶劣，如何危险，文主教的福传工作依然继续，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去祝圣了熙笃会圣母神乐院。
    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了卢沟桥事件9月9日10时左右，日寇冲进了正定，城内一片混乱，不断地听到炮弹的轰炸声。文主教在主教府的屋顶升起了法国旗，试图保护整个院落免受劫掠。不过在城里大肆奸掳烧杀的日本士兵没有放过主教府。当时的目击者赵本笃神父说：“日本军队到处寻找并逮捕妇女，让他们去做慰安妇，他们甚至杀了一个富人，因为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士兵。因此，城内的人都聚集到了主教府，约有5000多人，其中有很多害怕被日军污辱的妇女和女孩，因为她们认为，教堂是一个平安的地方。三四天的时间人们都藏在主教府地下的酒窖里，每一个人都很害怕，尤其是妇女和孩子们。很多的孩子对主教说：‘主教，我害怕。’文主教安慰他们说：‘孩子们，别怕！很快就会结束的。’”这时的文主教想到的都是中国人的安危，尤其是妇女和孩子。当日本人要他交出这里的妇女供他们享用时，他坚决抵抗，绝不答应，并让两个年轻神父在门外把守，不让日本人来胡作非为，因此激怒了日本人。
    赵本笃神父回忆说，还有一件事让日本人对文主教和这些神父们增加了恨意。在日本人进入正定府之前，国民政府逮捕了一些日本侦探，并告诉他们说：“如果文主教和神父们来给你们求情，你们必能保全性命。”但是当文主教看出他们是日本侦探时，并没有为他们说情，因为文主教和神父们讲的是正义。有一些汉奸对日本人说：“文主教和神父们不支持日本人。”如此更加深了日本人对文主教和神父们的敌意。但是这时的文主教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赵本笃神父说：“文主教一直认为，他们是外国人。”但是当文主教看到主教府到处都是日军时，他才意识到有点不对劲儿了，根本不是他想象得那么简单。日本士兵从四面八方进入了主教府，两位把门的年轻神父对柴神父说：“刚才有个军官问晚餐的时间和我们欧洲人的数目，而且说要杀死欧洲人。”文主教于是对身旁的弟兄说：“弟兄们，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情况十分可怕，让我们承认我们的过失，彼此求得宽恕。”10月9日约晚上6点，两个军官向文主教要钱，但是文主教告诉他们没有钱，于是他们强迫文主教带他们去了他的宿舍，翻遍了整个屋子，最后把他释放了。晚上7点的时候，主教去食堂吃晚餐，这时赵建忠教友急忙跑来对文主教说：“日军扣留了夏露贤神父和贝堂德神父，情况很危险，您最好离开餐厅。”正在这时，一扇门忽然被撞开，8名日军冲入了餐厅，手拿枪对着在场的神父说：“每个人都站起来，不要动。”文主教说：“你们要什么？”他们没有回答，而是用撕成布条的餐巾蒙住文主教及外籍神父的双眼，把他们的双手绑起来，绑成一串，并把以前扣留的夏神父和贝神父一起绑起来，带出了主教府，迫使他们上了一辆汽车。他们被带到了临近当时主教府的天宁寺灵霄塔下，被残忍地用火烧死。在他们被杀时，在现场的一位非基督徒听到他们口中喊道：“我的天主！”
    一起被杀的共有9位，他们分别是：荷兰的文致和主教，法国的夏露贤院长神父，奥籍的柴斯嘉（中文名柴慎成）神父，法国的贝堂德（中文名贝德良）负责教区总务的神父，荷兰的卫之纲神父，荷兰的纪艾德辅理修士，波兰的布林兹（中文名白来福）辅理修士，法国的罗比亚（中文名罗弼雅）神父，还有一位平信徒捷克籍管风琴师毕司固比先生。
    文主教以行动生活了福音，以生命传递了福音的信息。他的鲜血染红了中华大地，他的身躯留在了中国的怀抱，更留在了中国人民的心中。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对中华民族的那份炽爱，对传扬基督福音的那份执着，以及以身殉道的无畏精神却在每一位中国基督徒的心中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记。

穿长袍马褂的文致和主教

死后事宜

    文主教和神父们被杀之后，幸存下来的神父们一起到受害现场寻找尸体，当时场面十分凄惨，大家只找到到了死者的少量尸骨，仔细搜寻后也仅仅只找到了文致和主教的胸佩十字架及十字架链，以及未完全烧毁的鞋子、眼镜、假牙、纽扣、四角帽等。神父们含着眼泪把这些遗物小心地收回来，之后暗暗地为他们举行了教会葬礼，并立碑纪念。令人气愤的是，面对这一显著的杀人事件，日本人却予以否认，多方加以掩盖。赵本笃神父说：“他们这样做，就是怕暴露他们的丑恶罪行，毕竟他们在中国滥杀无辜，但事实上，即使掩盖一时，却无法长期掩盖让无辜流血这不争的事实。”
    后来法国、波兰、比利时等国家对日本提出了控诉，消息也传到了北平，最后日本人无法抵赖，只能予以道歉，一年之后，专门为文主教和神父们举行了公开葬礼弥撒。

文致和主教及其牧徽

赵神父心目中的文主教

    由于赵神父父亲的原因，赵神父也就有机会接触文主教，有时也帮忙主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在与主教接触的过程中，对他有了更深更多的了解，赵神父说：“文主教是一个心地善良、和蔼慈祥的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发脾气。当我做错事的时候，文主教总是能够给予理解、接纳和安慰。有一次，我帮忙主教向外寄一封信，我却不小心写错了地址，信被退了回来，正当我战战兢兢等待批评时，他却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平静，他不仅没有批评我，反而耐心地安慰我说：‘这次没有关系，以后做事要耐心、细心。’主教那种善解人意、宽以待人、以爱包容的形象深深刻在了我的心中，并影响了我的一生。”
    有一次文主教下乡去一个堂口给孩子们行坚振礼，赵神父的父亲有事未能随行，于是赵神父便和文主教一起去了，赵神父说：“在路上文主教没有说一句闲话，而是不停地诵念玫瑰经，他那份虔诚的表情，让我深受感动。”
    还有一次，文主教由于水土不服，两腿肿得非常难受。病痛中的文主教从未有过一句怨言，承行主旨的信念使他不断地向天主呈上奉献之祭。
    愿文主教在天乡继续为中国教会祈祷，也愿文主教为福音、为人群勇于献身的精神继续在中华大地发扬光大。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从中国来的信——文致和主教画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