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与传教士汤若望(2)

    （续）汤若望比顺治整整年长46岁，年龄的悬殊并未形成“代沟”。汤若望凭学识、阅历洞察到顺治孤独而自尊的内心，“凡是能使皇帝觉得可羞耻的事情，他都是秘密地在四只眼睛之下向他进言的”（《汤若望传》第二册，281页），把批评、规劝局限在两个人的范围内，不伤年轻皇帝的面子，而在言辞上又避免过激，注意因势利导。顺治曾万分感慨地对身边的大臣言道：汤若望的“疏奏语皆慈祥，读之不觉泪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174页）
    在顺治执政的10年中，汤若望进谏达300多次，其中大部分被采纳。能让顺治纳谏的确不容易，在中原君主中，顺治最欣赏的不是以纳谏著称的唐太宗，而是动辄对进言者施以廷杖的明太祖。顺治十二年（1655），兵科给事中季开生因建议皇帝不要派太监到扬州采买女子的一纸奏疏，引得顺治勃然大怒，并以“太祖、太宗制度，宫中从无汉女，且朕素奉皇太后慈训，岂敢妄行”（《清世祖实录》卷92）等为自己辩解，负有责任的季开生被杖徙尚阳堡。汤若望深知，酿成顺治在两性关系上随心所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满洲贵族纵欲的影响，也有青春期躁动的刺激，至于顺治同多尔衮所包办的皇后在情感上的不和谐以及顺治本人患有肺结核所造成的病态亢进也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绝非仅仅缺乏道德约束。所以，汤若望在“四只眼睛”下进谏，向顺治宣讲淫乐的危害比吝啬更大的道理。汤若望的进言，一直到一年后———顺治废后、纳一见倾心、至死不变的董鄂氏为妃，才见到效果。
    对汤若望来说，更艰难的劝谏还是在政务上。顺治十六年（1659）七月，郑成功、张煌言所领导的北伐如从天而降的狂飙扫荡着江苏、安徽两省的大部分地区。南京被包围，安徽的四府（太平、徽州、宁国、池州）、三州（无为、广德、和州）、二十四县均不战而降，以至朝野上下都开始担心北京的安全。对于一个21岁的年轻人来说，突然遭遇的挫折堪称触目惊心。对于无休止的征战已经厌倦的顺治，刹那间萌生退回关外的念头，急不择言的孝庄皇太后斥责顺治“卑怯”的做法，无异于火上浇油。恼羞成怒的顺治遂做出御驾亲征的决定，并抽出宝剑把“御座劈成碎块”，以表明不会收回谕令的决心。
    顺治从未经历过战阵，而且又是怀着“或胜或死”的信念，必然凶多吉少，“在疆场上一旦遇到不幸”（《汤若望传》第二册，290页），清王朝在中原的统治很可能会功亏一篑。作为亲生母亲的皇太后不能使唯一的儿子恢复理智，只得求助顺治的乳母。虽然顺治同乳母的关系更密切，当顺治“恐吓要把她劈成碎块”时，乳母也就吓得“跑开了”。王公贵胄满朝文武全都聚集在南堂，恳请汤若望出面劝谏亲征。汤若望很清楚：在顺治情绪最激烈的时候去进言，适得其反，必须等那一腔暴怒发泄后再去劝慰。汤若望在一天后才进宫，并以诚恳、平和的言辞恳求顺治“不要使国家到了破坏的地步”，顺治终于下达停止亲征、向南京增派援军的命令。
    此后仅一年半，24岁的顺治因感染天花而走到生命的尽头。出于对幼主临朝、亲王辅政、大权旁落的忧虑，顺治决定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堂兄安亲王岳乐。幼主临朝固然要影响政局，但帝系的转移也会引发新的危机，于是汤若望力劝册立已经生过天花、时年八岁的皇三子玄烨为君。顺治的遗命———以四大臣辅佐幼主玄烨，是否也出自汤若望的建议，已经无从考证；但开创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的康熙，毕竟是经过汤若望的亟请而登上皇帝的宝座的。
    汤若望对顺治的种种引导都是以传教为出发点及归宿的，而顺治从入主中原的大局考虑始终也未接受洗礼，这对以传教为终身事业的汤若望来说确实是个天大的遗憾；但令汤若望始料未及的是，一个传教士竟然能对顺治的重大决策起作用，进而影响到清初的政治格局。
   （本文摘自《文史知识》2005年第一期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