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若望与《西洋新法历书》

    《崇祯历书》(1634)为至开普勒早期工作为止的欧洲天文学的集大成之作。由于汤若望个人的巨大努力，它又被改编成《西洋新法历书》而在中华帝国获得了官方天文学的崇高地位(1645)。

甲、 汤若望在《祟祯历书》中的贡献。

    《崇祯历书》通常被认为是在徐光启领导下(末期徐卒后李天经继之)，由汤若望与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四位耶稣会士共同编撰而成。但实际上绝大部分工作出于汤、罗二人之手。这一事实可以从几方面得到证实。
    当《崇祯历书》于崇祯二年(1629)九月开局修撰时，徐光启仅招请了龙、邓二人参与。但龙华民教务繁冗(自1610年起一直任中国耶稣会总会长)，对于他的前任利玛窦所定之在华传教方略也有不同看法——而参与修历之举正属利氏方略之实施①，稍后便很快退出了历局的工作②。而邓玉函则忽于次年逝世。于是徐光启不得不再招请另两位会士以继任其事，他于崇祯三年五月的奏疏中叙述此事颇详，中云：  
　　先是臣光启自受命以来，与同西洋远臣龙华民邓玉函等，日逐讲究翻译……不意本年四月初二日臣邓玉函患病身故。此臣历学专门，精深博洽，臣等深所倚仗，忽兹倾逝，向后绪业甚长，止藉华民一臣，又有本等道业，深惧无以早完报命。臣等访得诸臣同学尚有汤若望罗雅谷二臣者，其术业与玉函相埒，而年力正强，堪以效用。③  
　　汤、罗到局之后，编撰工作主要由他们两人承担。历局中的其余中方成员则由汤、罗两人施以培训，从事辅助性工作。此种情况可由主持者徐光启的临终遗言得到证实。崇祯六年十月，徐因担心自己可能病将不起，而修历工作也已完成大半，乃上疏陈奏历局工作人员之专长、功劳及升赏之建议，其中首叙汤、罗：
　　撰译书表，制造仪器，算测交食躔度，讲教监局官生，数年呕心沥血，几于颖秃舌焦，功应首叙；但远臣辈守素学道，不愿官职，劳无可酬，唯有量给无碍田房，以为安身养赡之地。……
    一月后徐光启即病逝。李天经继之主持历局，萧规曹随，于次年(1634)完成编撰《崇祯历书》之浩大工程。
　　为对汤若望在《崇祯历书》中的贡献获更为清晰的概念，可通过《崇祯历书》各部分纷繁不一的署名情况略作考察和统计。

西洋新法历书

　　《崇祯历书》完成后，虽迟迟未能正式颁布天下，但在明亡之前早已有木版刊刻印刷。当清军进入北京城时，这些版片正存放于汤若望所居之天主堂内。后汤若望增删改订而成《西洋新法历书》，刊行时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这些版片。故《西洋新法历书》版本中所见的署名情况，仍可反映当时《崇祯历书》各作者在此书中的地位与贡献。以前有的论述将汤若望诋为“贪他人之功据为已有”，显然是夸大其辞而缺乏事实根据的。
　　徐宗泽曾披览《西洋新法历书》版本多种，据他记述，多数部分的署名为徐光启、汤若望与罗雅谷(不计后面的辅助人员名单)，举一例如下，为封面内页所题：
　　明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加俸一级徐光启督修修政历法极西耶稣会士汤若望撰，罗雅谷订。    
　　又王重民著录他亲自所见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西洋新法历书》善本(九十卷本)，各部分前皆有作者署名，称“著”、“撰”、“述”、“订”、“删定”等。此书共包括著作二十七种，其中《远镜说》没有署名，《学历小辩》署“历局与魏文魁辩论文稿”，又缺《新历晓惑》一种，而此三种皆为汤若望所撰。据此，可对《西洋新法历书》二十八种著作之作者署名情况统计如次：
　　归于汤若望一人名下者：七种
　　汤“撰”而他人“订”者：六种
　　他人“撰”而汤“订”者：十种
　　汤与他人同撰者：一种
　　与汤若望无涉者仅四种。
　　因此，即使考虑到《西洋新法历书》中有数种为汤若望所新增，汤若望也无疑是《崇祯历书》中两个最重要的撰者之一。

乙、汤若望对《崇祯历书》之改编。

　　清军进入北京以后，汤若望通过一系列积极而颇具手腕的活动，终使《崇祯历书》所代表的西方天文学在清朝取得官方正统地位，他本人成为钦天监负责人，开中国数千年未曾有过之先例。对于汤若望的这些活动，学者早有论述。但这些活动中有一项，即汤若望将《崇祯历书》改编为《西洋新法历书》一书，虽屡屡被论者提及，却往往仅一笔带过而已。此处稍对汤若望这一改编工作作较为具体的讨论。
　　当初徐光启、李天经在督修《崇祯历书》期间，曾分五次向崇祯帝进呈历局完成之著作，共计四十四种一百三十七卷。日后汤若望即在此基础上实施改编。改编成的《西洋新法历书》，因多次挖改、删补并重印，版本情况甚为繁复，本文主要依据两个较为完善且有代表性的版本进行考察：一为笔者亲加披阅之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简称故宫本)，此为顺治二年(1645)刊本。一为前述王重民著录之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本(简称国会本)，系康熙年间刊印之本。
　　从纲目上看，汤若望对《崇祯历书》四十四种作了重大删并。故宫本《西洋新法历书》仅二十八种，国会本仅二十七种，且其中分别有十一种及十种为汤若望所新增者。据笔者初步考察，删并主要是针对各种表进行的，而对于理论基础部分，即五种《历指》(日躔、月离、恒星、交食、五纬)，汤若望几乎只字未改。
    这些新增著作，大都篇幅较小。其中以汤若望自撰者较多，但亦有他人著作，如《几何要法》题“艾儒略口述，瞿式谷笔受”；亦有昔日历局旧著之改订而采入者，如题为“汤若望撰，罗雅谷订”的《浑天仪说》之类。
　　自客观效果言之，汤若望的改编确实使《西洋新法历书》较《崇祯历书》显得紧凑完备。同时无可讳言，增入近十种由汤若望所撰之小篇幅著作，也令读者印象中汤若望在此巨著中的分量大为加重。但另一方面，汤若望新增入的自撰著作也使后人得以窥见他的若干学术观点，而这不是历局其余人的论述所能替代的。就本文的主题而言，这些新增著作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汤若望的天文学史观——主要反映在《历法西传》和《新法历引》之中。
    （摘自网络，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