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意识到身体出了问题，苦苦支撑了一年多，1997年，刚刚40岁的她不得不提前病退。后来，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她只好遍走北京、上海、广州各地求医问药。但各大医院的医师和专家均爱莫能助。

在做好牧灵工作的同时，富有爱心、通情达理的张神父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为困难群众办实事，关心群众疾苦，曾多方筹集资金，为吃水难的百姓打水井，协助当地党委政府解决基层群众吃水难的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问教宗。我是在亚洲青年节期间认识他的，当时我陪同300名韩国年轻人参加活动。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他对"可怜的拉匝禄"印象深刻。那么，让我们来想象一下。

这是由于天主的恩典，从使徒热情中产生的——我们现在反省这个问题——几位传教士被福音感动，大约三十年前去了那个他们不认识的国家。

近来，我时常回想当时的场景，从某一角度来看，我几乎是一生都继续不断地寻求儿时问题背后的答案：人是有限的受造物，怎能认识无限的造物主呢？然而，天主却通过我的一生，时时刻刻都在回答着我内心深处的那个疑问。

以往教区的文件都是以西文为主的手稿，墨水会掉色、消失固然是常见的问题。但又有另一种名叫鞣酸铁的墨水（Irongallink），当年是一种名贵的、矿物性的墨水，其卖点为“永久不脱色”。

希望的朝圣者《文件》最后提到，所列的每一个问题都旨在成为一种为教会提供的服务，一种治愈我们时代最深重创伤的可能性。因此，邀请众人作为“希望的朝圣者”向前迈进，展望2025年禧年的愿景（112号）。

如同天主教会今天在中国面临的困难一样，1922年到中国做宗座代表的刚恒毅枢机面临的问题正是：天主教会要如何做才能消除普通中国人对天主教的偏见？

有一天有人问耶稣这个问题，祂反转话题：应该问的不是「谁是我的近人」，而是「我应该成为谁的近人？」。而答案是：「任何有需要的人，即使他是个外方人也成为我必须帮助的近人」。

为此，保禄年也是动员和号召全球基督徒，以保禄的思想和精神，去面对21世纪全球性变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对信仰的挑战。保禄的普世教会理念，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