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帝由汤若望处获悉卫匡国已抵广州，颁谕准其进入中国。1658年回杭州后，得当地总督的支持，大力传教。

此后，又有曾德昭和汤若望等耶稣会士来西安传教。他们在传教之余，还以余资施济贫民，并照顾那些无钱治病的穷人。1625年3月，《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周至县城附近发现。

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神父。1645年12月，他将自己精心编纂的总计100卷的《西洋新法历书》进呈清朝，刊刻印行，通行全国。

这部《列传》共记述有４６０余位耶稣会士的传记，其中篇幅有长达数十页的，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兼科学家的事迹，跌宕起伏，可歌可泣，既显宗教热忱，又具史学珍闻；也有因资料局限，短仅数行的。

当他自知“溘露或不免于朝夕”，特请罗雅各、汤若望两位神父为他施行圣事。他三次行告解，恭领圣体；临危前领受终傅。家中人在京的仅有在历局任职的外甥陈于阶和来京应试的孙男尔爵，得在榻前送终。

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这些人是他效仿的榜样。这些传教士不只是给中国带来了宗教，而且带来了科学，带来了先进的人文思想，而这正是我们民族中所缺乏的。

利玛窦的坟墓在墓地的中心，汤若望、南怀仁之墓各踞左右，虽值隆冬，天寒地冻，但墓地内松竹繁茂，绿草茎叶肥厚，茵茵如织。几棵古老的柏树，屹立在墓前，见证400年的风风雨雨。

心胸狭隘的杨光先废除了科学的《时宪历》，并将汤若望等科学工作者迫害致死，严重地阻碍了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

徐光启与在华耶稣会士交往甚多，除利玛窦、高一志、庞迪我、郭居静外，龙华民、艾儒略、罗雅谷、汤若望等人的中文著作也都曾得到他的校订，这些文章经过他生花妙笔的润色后，具有了古典文风，文字清丽、典雅，深为中国文人喜闻乐读

1666年，汤若望著《主教缘起》四卷，1638年，翟西满著《经要正指》，是有关教理的简明理论。1675年，柏应理神父著《天主圣教百问答》，这是将天主教基本教理以问答的形式撰写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