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背后”的故事（五）
2012-07-24 15:51:38 作者：段春生 神父 来源：《信德报》2012年7月12日，第25期（总第496期）
福传与成效
徐光启自幼熟读儒家经典，先秦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传统对他影响极深，他知道欲向亲友同道传教，首先得从自己的家庭开始。徐光启的父亲徐思成“阴阳医术星相占候二氏之书，多所通综……”徐光启为让父亲脱离迷信，寿终之前皈依基督，于1604年，“把他七十岁高龄的老父带到北京，经过他和神父们的大量工作，老人终于认识了天主，抛弃了他那些偶像”，在逝世前约一年半领受了洗礼。不久，徐光启的儿子徐骥也成为一名天主教徒，圣名约伯。徐骥“以荫补中书，隐居不仕，确守家训，终身克己。公媳亡后，鳏贞十余年，勤行爱主爱人之事”。后来，潘国光神父在上海传教期间，“中书公（徐骥）日侍左右，化诲者，数以几千计，旧堂不能容众，因谋于中书公，复建堂于县治之北安仁里，又置田二三顷，取租足用，以备不继……”
在徐光启的影响下，夫人吴氏“奉事天主极虔。若遇大瞻礼日，衣公服，必诚必敬……遇诞日，子孙罗拜，夫人则布衣练裙，辞谢曰：我罪人，日负恩于天主，何敢当贺；汝辈有心敬我，惟向天主，求救我最足矣。”
徐光启家中其余人均由郭居静神父授洗，依次是：“儿媳顾氏圣名不详，长孙徐尔觉圣名弥额尔，次孙徐尔爵圣名依纳爵，三孙徐尔斗圣名达陡，长孙女圣名福礼济大，次孙女圣名甘第大……”可以说徐光启家是第一个举家信奉天主教的家庭。
1608年9月，徐光启在上海老家为父守制，请利玛窦派遣郭居静神父到上海建立新的传教区。郭居静神父于当年年底前往上海，徐光启乘船亲自在路上相迎，并且在家里大摆筵席，有许多官员及社会名流也纷至沓来，以示致敬。郭神父在上海传教“取得进展，主要归功于徐光启的热情。在两年的时间里，上海的天主教徒已经有二百多人。”柏应理曾写，“徐光启劝人认识天主时说：‘有人与我同恭敬天主者，是我亲友，是我一家也。一时向化者甚众，感谢天主之恩’，因是斋民闻风，问道接踵。”由于教友日增，郭神父几乎无法应付这庞大的传教需求，因为“从教之众，皆以友劝友，以亲劝亲，相率而来……后之识认天主者，皆文定公（徐光启）一人之力也。”可见，上海教会之所以能够建立与发展，徐光启功不可没。
在家乡期间，徐光启还致力于推动福音在上海的传播。上海教会是继北京与南京之后，在中国建立的第三个传教中心。
徐光启不仅以言语劝说人信奉天主，更身体力行实践福音的教导。“遇有可以受教的知己文人，即介绍给神父们，他生活的圣善已充分显示他所奉真道的圣善，他的德行，有目共睹，教外人士都尊敬他。”根据徐宗泽的研究，李天经、孙元化、韩云、韩霖、段衮等初期基督徒皈依天主教都是受了他的影响。徐光启究竟使多少人皈依了天主教会并没有记录，但是仅在1623年，据有记录可查，“他直接使一百二十人皈依了天主教，这些人大多数是学者和学生。”
徐光启劝勉那些没有文化的人认识天主加入教会时，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信心。“每一段要理，往往要翻来覆去地讲好几遍，他们才能懂得。”一次，一个粗鲁的工人写信给他，要求解释几段难懂的道理。他回复说：“假使你有什么疑难，尽管来问。我们不妨辩驳一下……”此外，他还邀请一些优秀的信友，教他们默想耶稣行实，实行成全的信友生活。可见，徐光启传教的对象，不仅限于士大夫阶层，而且他也努力向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积极传教。
徐光启天赋奇才，是当代第一流的文章大家。他编撰和修订了很多教会著作，推动教会进一步发展壮大。他多次向皇帝上奏，建议让他和神父们一起修改历书，通过这种途径，使耶稣会在中国更加安全和稳固，并为传播福音开辟了一条畅通无阻的大道。
徐光启不仅支持传教士的工作，而且还手把手地帮传教士修改文字。有一位传教士与徐光启住在一起，他想利用闲暇时间写一部书，以供大家使用。当这位神父把这个想法说给徐光启时，徐光启非常高兴，大力支持他用中文写作，并承诺亲自给他校订文字。于是“他每天抽出两小时来做这项工作，按时修改神父的疏漏，手握笔墨阅读书稿，犹如学校的小学生。将神父的书稿修订完后，他又将修订稿重新誊写整齐，虽然他有几位抄写员可以为他做这类抄写工作，但他还是坚持自己誊抄，因为不想错过这么优秀的一部作品中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徐光启帮助利玛窦校订润色了《畸人十篇》，庞迪我的《七克》，高一志的《推演正道论》及《谘周偶篇》也都有他的润色。徐光启与在华耶稣会士交往甚多，除利玛窦、高一志、庞迪我、郭居静外，龙华民、艾儒略、罗雅谷、汤若望等人的中文著作也都曾得到他的校订，这些文章经过他生花妙笔的润色后，具有了古典文风，文字清丽、典雅，深为中国文人喜闻乐读。
徐光启对任何人都肯帮助，或进忠告，或为说情，或对贫困予以周济。神父遇有困难，他或用自己的力量，或借助别人的斡旋，助其解决难题。对教会的传教事业不遗余力。明清鼎革之际，中国教务之所以能获得惊人的进展，与他的努力密不可分。
（全文完）
徐光启自幼熟读儒家经典，先秦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传统对他影响极深，他知道欲向亲友同道传教，首先得从自己的家庭开始。徐光启的父亲徐思成“阴阳医术星相占候二氏之书，多所通综……”徐光启为让父亲脱离迷信，寿终之前皈依基督，于1604年，“把他七十岁高龄的老父带到北京，经过他和神父们的大量工作，老人终于认识了天主，抛弃了他那些偶像”，在逝世前约一年半领受了洗礼。不久，徐光启的儿子徐骥也成为一名天主教徒，圣名约伯。徐骥“以荫补中书，隐居不仕，确守家训，终身克己。公媳亡后，鳏贞十余年，勤行爱主爱人之事”。后来，潘国光神父在上海传教期间，“中书公（徐骥）日侍左右，化诲者，数以几千计，旧堂不能容众，因谋于中书公，复建堂于县治之北安仁里，又置田二三顷，取租足用，以备不继……”
在徐光启的影响下，夫人吴氏“奉事天主极虔。若遇大瞻礼日，衣公服，必诚必敬……遇诞日，子孙罗拜，夫人则布衣练裙，辞谢曰：我罪人，日负恩于天主，何敢当贺；汝辈有心敬我，惟向天主，求救我最足矣。”
徐光启家中其余人均由郭居静神父授洗，依次是：“儿媳顾氏圣名不详，长孙徐尔觉圣名弥额尔，次孙徐尔爵圣名依纳爵，三孙徐尔斗圣名达陡，长孙女圣名福礼济大，次孙女圣名甘第大……”可以说徐光启家是第一个举家信奉天主教的家庭。
1608年9月，徐光启在上海老家为父守制，请利玛窦派遣郭居静神父到上海建立新的传教区。郭居静神父于当年年底前往上海，徐光启乘船亲自在路上相迎，并且在家里大摆筵席，有许多官员及社会名流也纷至沓来，以示致敬。郭神父在上海传教“取得进展，主要归功于徐光启的热情。在两年的时间里，上海的天主教徒已经有二百多人。”柏应理曾写，“徐光启劝人认识天主时说：‘有人与我同恭敬天主者，是我亲友，是我一家也。一时向化者甚众，感谢天主之恩’，因是斋民闻风，问道接踵。”由于教友日增，郭神父几乎无法应付这庞大的传教需求，因为“从教之众，皆以友劝友，以亲劝亲，相率而来……后之识认天主者，皆文定公（徐光启）一人之力也。”可见，上海教会之所以能够建立与发展，徐光启功不可没。
在家乡期间，徐光启还致力于推动福音在上海的传播。上海教会是继北京与南京之后，在中国建立的第三个传教中心。
徐光启不仅以言语劝说人信奉天主，更身体力行实践福音的教导。“遇有可以受教的知己文人，即介绍给神父们，他生活的圣善已充分显示他所奉真道的圣善，他的德行，有目共睹，教外人士都尊敬他。”根据徐宗泽的研究，李天经、孙元化、韩云、韩霖、段衮等初期基督徒皈依天主教都是受了他的影响。徐光启究竟使多少人皈依了天主教会并没有记录，但是仅在1623年，据有记录可查，“他直接使一百二十人皈依了天主教，这些人大多数是学者和学生。”
徐光启劝勉那些没有文化的人认识天主加入教会时，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信心。“每一段要理，往往要翻来覆去地讲好几遍，他们才能懂得。”一次，一个粗鲁的工人写信给他，要求解释几段难懂的道理。他回复说：“假使你有什么疑难，尽管来问。我们不妨辩驳一下……”此外，他还邀请一些优秀的信友，教他们默想耶稣行实，实行成全的信友生活。可见，徐光启传教的对象，不仅限于士大夫阶层，而且他也努力向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积极传教。
徐光启天赋奇才，是当代第一流的文章大家。他编撰和修订了很多教会著作，推动教会进一步发展壮大。他多次向皇帝上奏，建议让他和神父们一起修改历书，通过这种途径，使耶稣会在中国更加安全和稳固，并为传播福音开辟了一条畅通无阻的大道。
徐光启不仅支持传教士的工作，而且还手把手地帮传教士修改文字。有一位传教士与徐光启住在一起，他想利用闲暇时间写一部书，以供大家使用。当这位神父把这个想法说给徐光启时，徐光启非常高兴，大力支持他用中文写作，并承诺亲自给他校订文字。于是“他每天抽出两小时来做这项工作，按时修改神父的疏漏，手握笔墨阅读书稿，犹如学校的小学生。将神父的书稿修订完后，他又将修订稿重新誊写整齐，虽然他有几位抄写员可以为他做这类抄写工作，但他还是坚持自己誊抄，因为不想错过这么优秀的一部作品中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徐光启帮助利玛窦校订润色了《畸人十篇》，庞迪我的《七克》，高一志的《推演正道论》及《谘周偶篇》也都有他的润色。徐光启与在华耶稣会士交往甚多，除利玛窦、高一志、庞迪我、郭居静外，龙华民、艾儒略、罗雅谷、汤若望等人的中文著作也都曾得到他的校订，这些文章经过他生花妙笔的润色后，具有了古典文风，文字清丽、典雅，深为中国文人喜闻乐读。
徐光启对任何人都肯帮助，或进忠告，或为说情，或对贫困予以周济。神父遇有困难，他或用自己的力量，或借助别人的斡旋，助其解决难题。对教会的传教事业不遗余力。明清鼎革之际，中国教务之所以能获得惊人的进展，与他的努力密不可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