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许将会是辅仁学派为华夏文明与西哲对话提供的一个全新的契机。六、参访台湾教会士林哲学的课程就六周的时间。其实，内容都是以前在修院学过的，这次不过是简单地复习一下而已。

（外族统治时代，基督信仰只悠游于蒙古上层社会，丝毫未进入被归为下等人的汉民族群）；亦不同于明朝时的利玛窦时代（这是纯粹传教时代，利玛窦神父积极接触中国士大夫阶层，利用奇方异器引起一些人的兴趣，借机打下对话传教的基础

各宗教之间的对话越来越热烈。这是因为教会强烈意识到信仰衰落，在今日的西方社会很多人对宗教信仰淡漠，修会和教区的圣召急剧减少，就是具体表现。　　当然，今日西方一些信仰的热心表现形式已有所改变。

陈神父向我道出一些原因，以前的教友绝大部分信教的意向是不纯的，他以与一位老家的人对话为例：“祖辈都是信教的，你们为什么不信了呢？”那人不假思索地说，现在我们已经不愁吃不愁喝了，所以不用信教了。

我很清楚你们年轻人心中对耶稣有着很大的感谢与爱情，你们渴望认识祂，与祂对话，要知道这就是圣神临在我们内，祂在钉死后复活的真耶稣身上，坚守了我们，构成了我们，塑造了我们。

高隆庞传教研究所（ColumbanMissionInstitute）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高隆庞会的创新事业，其主要工作活动为提供奖学金、推动研究、教育、提高认知、加强对话、宣传以及一些传教活动。

教宗在十九世纪的很长时间已对此有所反省，然而，欧洲殖民势力的统治，宗教传教修会在其所委任地区的活动及事业，即使是这些传教士，对当地的文化与之对话的重要性的评估依然欠缺，由此超越当地文化之于传教的阻力也相当困难

信仰主义:轻视甚至贬低理性的价值，认为信仰是盲目的、非理性的情感冲动，这可能导致迷信和狂热，也使信仰无法与现代文化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天主教会所倡导的，是理性和信仰之间的一种和谐的张力，一种动态的平衡。

香港教区陈志明副主教回答学员的提问陈志明副主教（香港教区）：如今欧洲、美洲的圣召在减少，非洲、亚洲的圣召却在增加。

（66）除了贫穷是福这一挑战以外，教宗还邀请我们造访思想和文化的边界，推进对话，甚至在知识层面，在伦理和精神标准的基础上，说明为什么有希望。我们要自问，什么是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