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教友使命

（一）绪论
　　时代的新变化，迎来教友时代的来临。
　　如何认识我现在的身份，地位作用，为现代教会是十分需要的。因为我们是葡萄树，我们是天主的家人（弗二19、若十五5）。我们是行驶在海上的船，大家要分工合作……
要做好这些事就要彻底的认识自己，认识我与教会的关系，教会与我的关系。天主给我们丰富的神恩，就是让我们饱尝他的慈爱。
　　教友没有提高素质，就不能正确的去传福音，不能发挥作用。
　　在梵二后的教会应重新发现教友在教会内和社会上的地位与功能，才能成为有意义、有效力的信友团体。
　　教友没有觉悟，教会就不能成为有意义的信仰团体。因此梵二文件陈述说：“除非有名实相符的教友阶层与教会圣统在一起，并协同工作，这个教会就不算是有真正的基础，就不算完整的生活着，就不是基督在人群中的完美的标记。”（教会传教法令21号）

　　另外，使徒工作不是少数有才能、热心教友的专利，应是所有的人都应答复天主的光荣使命。我们最后的理想目标，是使每一位教友都能“寻找天主在自己身上的召叫，并甘心乐意奉献成为使徒，就是哪里有一位教友，哪里就有一位使徒。”
　　梵二传教法令也明文规定：“……除非……”（传教法令21号）。我们的课程目的就是一方面启发、推动教友潜藏的无限资源；另一方面协助教友了解自己在今日教会内、社会中的特殊角色。
　　我们就应着重说明，现在教会看重教友 ，不是由于现在的神父修女缺少，而是基督徒自身就有这个权利，有这个美好的角色，分享基督的使徒工作和使命。（教会法210、214条）

（二）
　　今天，我们中国天主教会和普世教会一样正处于一个继往开来的历史时期：第三个千年的黎明。历史向我们显示，活泼的信德和敌对的宗教迫害是基督徒在第一个千年的明显标志；
第二千年来临时，强烈地神学争论和逐步形成的分裂成了其标记：1054年罗马和君士坦丁堡 —东西方教会的大分裂；稍后大约500年之后，逐步形成的分裂成了其标记：又有很多基督新教会的继续“分家、分裂”。16世纪的新教运动使北欧大部分民族脱离了罗马，之后的脱利腾大公会议刷新了教会。而16至17世纪则是公教会历史上福传的最佳时期之一，比如传教大主保方济各沙勿略在印度曾经一天为数千人付洗。
　　第三个千年黎明的标志，不在是宗教迫害，也不是什么神学性的争论和分裂。目前，公教会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冷淡”，好象天主在我们的世界上缺席了。宗教多元化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一个特征，各主要宗教之间的新型关系必然会有所发展。各大宗教之间会逐渐消除对立情绪，而把注意力放在世界性的非宗教化和宗教冷漠方面，并把自己视为天主的真实存在的见证人。所以我们相信，一个互相证明的时期正在到来，但其中的证人未必总能和睦相处。不过每个宗教都会提出自己的信念并试图了解其他宗教的内涵。各宗教之间的对话越来越热烈。这是因为教会强烈意识到信仰衰落，在今日的西方社会很多人对宗教信仰淡漠，修会和教区的圣召急剧减少，就是具体表现。
　　当然，今日西方一些信仰的热心表现形式已有所改变。比如众多志愿者和小团体的热心行为、见证生活就证明他们并没有忘记、远离天主。美国教众的信仰热火并没有减少。菲律宾、南韩和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圣召仍然蓬勃发展，教友们的热心程度、参与感都很高。但新的社会问题也同样强烈地挑战着当地教会。

（三）
注：三个千年的变化让人们即认识历史的发展，也同时反省再发展当中隐含的人为的因素。
    普世教会如此，中国教会的发展变化如何？
    天主教来华的三个主要阶段
     一、作为外来的宗教，基督教自始至终存在着一个如何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沟通、适应与融合的问题。综观历史，唐朝的景教一度呈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景象，但是，由于景教教士在释经时过多的使用当地的佛教语言，上层教士也将主要的经历花费在结交上层权贵方面，因此社会上的人们将景教视为佛教的一支，当上层政治斗争以灭佛的的形式波及景教时，它就因为缺乏下层群众的支持衰亡了。
　　天主教会在13世纪的元朝也曾昙花一现，但因为多数教友集中在蒙古而泯没无闻、烟消云散。元代东来的教廷使者和天主教教士，以其宗教热情使教堂和十字架重新耸立在中亚西亚的土地上。元代是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王朝，占全国人中绝大多数的汉族却被置为异类。这种做法，使蒙古族的统治与汉族的社会文化之间划了一道深深的沟壑。从现有的教会史料中看，西来的天主教传教士的宣教对象，主要是蒙古族以及各类色目人。在元代，天主教会在建立本地化教会和向汉人传教的工作上几乎是一空白。所以，当明太祖朱元璋以光复汉室率军北上，攻陷大都时，天主教很自然的被视为蒙古的文化，随着元朝的覆灭而消失于历史的舞台上 。
　　二、明末清初16世纪，中国教会虽然曾经兴旺一时，但稍后因“礼仪之争”，即因着对中国传统文化习俗中的敬孔祭祖，教会在东西方争论不休，因而国内教难迭起，使中国教会大伤元气。教友人数从18世纪初的30万减少到了19世纪时的11万或者更少 。
　　正当中国和平地、幸运地一步步走向世界、走向科学之际，一场小小的变故，一个轻率的决定，意然使中国180度的大转变，回过头去闭关锁国昏昏欲睡200 年，错过了人类工业革命这最辉煌的时代。
　　十八世纪初叶 ，梵蒂冈教庭派遣34岁的主教“多罗”来华，以捍卫纯正的信仰为名发布谕令，“不能用上帝”这个名字，要用拉丁文“徒斯”（DEUS），教堂不许悬挂“敬天”一类的匾额，不准敬孔祭祖，不能称许中国古经等等，违反者开除教籍。
　　康熙立即将他逐出国门，康熙说“中国人的上帝就是真神，天不是物质的天，敬孔祭祖也不是宗教，只是孝心与敬心的表达，与基督信仰毫无冲突”。
　　然而教皇却无动于衷，一意孤行，再派主教嘉乐前来重申谕令，康 熙13次接见他，见毫无变通余地，于是朱批如下：“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后来，雍正真正敲响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丧钟，信教的中国人一律处以极刑，教堂一律没收，传教士一律赶出国门。雍正说：“你们想把中国人变为信徒，成为你们君王的顺民吗？一旦上万艘洋船来了，中国就大难临头了。”从那时侯起，天主教为朝廷所疑忌，为士民所排拒，三百年禁教政策下沦为象白莲教一样的秘密宗教。
　　100多年重新闭关锁国的结果，使十几艘洋船一来中国就跨了，使中国皇帝不能像康熙一样，懂得与人家体面地签订平等条约，而只能在惨败下屈辱地签订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不再出现徐光启、康熙一般具有开明胸怀，重视西天使者的领袖，而只会沉溺在自欺欺人的大帝国美梦中，直到被打得一败涂地。
　　三、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天主教终于在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无论是教会的数目，信徒的人数，都比以往任何时期规模更大。然而，这种现象的背后却潜伏着很大的隐患。
　　近代天主教的发展是19世纪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开始的。由于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如：“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一系列强迫签定的不平等的条约下进行的，中国教会因此挂上了殖民色彩的标志。因为他本身的活动与西方殖民主义侵华扩张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使得中国人因民族矛盾而排斥教会，也使得教会无法依靠宗教本身的力量与中国人进行心灵上的沟通。同时，近代来华的传教士又大多具有民族优越感，特别是在十九世纪盛行与西方的所谓“进步”观念的支配下，他们对中国的文化知之甚少，甚至觉得无须尊重中国文化。西方人向中国人传播教义，老是希望接受了教义的中国人与他们一样西方化。这种倾向，使得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融合成了一个难题。使得许多人对传教士及传教工作非常讨厌，不管我们如何努力，人们都习惯的把我们看作“外国的团体”“一股外来的势力”、“特殊的社会团体”。
　　注：三个阶段的发展着重以下几方面
   1发展注重上层结构，缺少群众基础
   2忽视本地化给教会和当地造成的间接后果
   3再不平等的条约和强权背后，国人对教会的误解。教会成员再某种情况下领洗。

（四）
    下面这篇是采用张士江神父的一篇讲稿，特此感谢。
    从社会和科技的进步反省教会面临的挑战和改变。
    从历史角度来回顾。世纪之交，中国正处在各种大转变时期，因此，我们中国教会面临了更多的挑战和任务。
    我们这一代人有幸见证人类两千年的结束和新世纪的来临。人类已经经历了从远古的原始生存时期与古代的农业时代，到现代工业和科技时代，乃至今天的电子时代的快速发展。跻身于这样一个千年难逢的时代 ——一个大转变的时期，特别是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转变时期，我们是既幸运，但也不可避免地遇上了各种挑战。如果教会无法与时代同行，我们就必将落伍，也将严重影响今日的福传事业。所以我们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去面对、回应新时代的挑战。
　　我们正处在一个交通、信息和传媒迅速发展的现代化时代。试想：耶稣传教的时候，人们还是步行、乘坐小船或骑毛驴旅行？第一个千年结束时（1054），洪贝尔枢机也不过是骑马或乘马车去君士坦丁堡，在索非亚大教堂宣布了绝罚了东正教的谕令。第二个千年中叶（1582），利玛窦神父从欧洲来中国也需要数年时间的水陆跋涉。就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多数人乘坐轮船来中国，也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
　　如今，乘坐飞机已成为很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北京到欧洲不过十多个小时，从北京到美国也不足20个小时。在国内或亚洲地区，几个小时的旅行，就可以把您从一个城市带往另一个城市，甚至从一个国家带到另一个国家。
    上面的现象就是所谓现代的交通变革。麦哲伦发现海洋能与全球相通之后，环地球的航行就成了事实。从此，人类从地区交通发展到了全球交通。然后，又有了今日的全球化空中交通。超音速航空使地球上任何两地都能朝发夕至，于是，地球村出现了（世界变小了）。
从前，几个村庄--几千人看一台电视转播。 如今，在地球那一面发生的某件事情完全可以在我们的电视中几乎同时看到实况转播 。而且，世界各地很多历史故事和事件已经通过电影、电视或者VCD与人们在家中见面了。这几年，电话、手机和BP机已经相当普通化，而且，传真也越来越普遍了 。从信件、电报、传真到今日的电子邮件，又是一个迅速的跳跃，一次信息化的革命。电子传媒在信息化时代将是我们新世纪福传的重要工具及方式之一。
这个变化给我们的福传事业带来的挑战是巨大的。
　　试想：如果那位靠口和笔耕耘的保禄宗徒生活在今天，他会不会也要办几家报纸和电台、电视台？他会否开辟一条“生命热线”或者“基督人生信息台”？
　　罗马教宗从拉特郎条约以来，自称是“梵帝冈的囚犯”，多少年来教宗不曾步出梵帝冈城一步。但自若望二十三世以来，教宗主动走出了梵帝冈宫，视察世界各地的教会。至1999年5月，当今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已是第86次的海外之行了。
　　梵蒂冈的窗户向外人打开，说明教会的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
　　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无疑是这个时代的里程碑。

　　今天的天主教在现有“金字塔”体制之下显得有较多的被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却要求天主教会不仅仅是普通信徒的思想解放，唤醒圣神能力在自己身上的临现，也要求那些身在管理之位的神职人士思想的极大更新。邀请教友参与教会事物的确在我们多年封闭与自我束缚后的今天的一个大胆的迈步与突破。
　　一位美国新教神学家研究教会发展时指出：未来的教会将是基督教模式上的天主教 。也就是本质上是天主教，而外在表达形式上将是基督新教的主动性表达。事实上，基督的教会在今天也仍在努力找寻基督初创教会的本意，并努力促成教会作为新娘如何更好地反映新郎基督脸上的神性光辉。
　　教友时代的来临是一个当然与必然的问题，它的到来正符合福音价值观，也是圣神时代的真正黎明。梵二要求教会要适应时代、跟上时代并识别时代的征兆，这是每一个人必须奋斗与努力的。而基督福音在回应与塑造一个社会的时候，它是渐进的，如春风细雨的。它既是天主圣神的伟大工程，但也是作为人间团体教会不可推却的神圣使命。
　　青年应该是教会的未来，他们将从老一辈手中接过信仰的火矩。我们在实际的教会工作中所见到的却是对青年工作的极不重视，抑或是在这问题上的不闻不问。教宗多次透过青年大会来号召人们重视对青年的理解与支持。赢得青年，必将赢得未来。而失去他们，我们将进入一个无明的世界。
　　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今天的天主教堂，特别是那些老堂口，已经给人们做出了宗教信仰将进入“历史博物馆”的广告。你看进教堂的人很少，并且大多是老年人……
　　由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他的一篇发言中特别重申教会传福音的重要性。教会的使命就是福传。故此，教会的主要成员——平信徒就有了一种神圣的使命和责任。
　　诚如梵二教友传教法令中所言：神圣公教会以关切之情再度向教友致意，教友的从事传教事业，源出教友使命的本身，杂教会里，无时可缺。圣经便十分明确地指出，教会初期这种活动曾经是任何自动自发，具有何等的成效。
　　我们的时代向教友所要求的热忱，并不次于过去，反之，当前环境要求他们应更加强，更拓展内他们的传教事业。事实上，人口的继续膨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与人的关系日趋密切，不仅扩大了传教事业的领域——大部分工作只有教友可以做——而且也激起了新的问题，要求他们重大的责任感和热忱。目前，人类生活许多部门的独立发展，这种情形本来合理，不过因为往往发生与伦理、宗教规范脱节现象，给基督徒生活造成严重危机，传教事业愈显迫切。此外，许多地区司铎缺乏，或者司铎行使职权的被剥夺，亦屡见不鲜，没有交游的工作，教会几乎难以存在和工作。
　　传教事业多方面的迫切要求，是圣神明显地在工作，他使当代教友愈来愈自觉到他们的责任，到处激励他们献身，为基督和教会服务。（AA1）
　　然而，教友福传的进行离不开堂区主任的推动与关心，是教友推动了我们今天神职人员的工作，也将是教友福传工作的深入开展，从根本意义上将会改变我们目前仍旧抱持“坐本堂”的传统管理模式。今天，传教工作的投入不应是一个理论的探讨，而恰恰应成为天主教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教会忘却了自己最为神圣的传福音的使命，而只挂虑于日常杂务使然。
　　现在，无论平信徒还是主管人员身上很多时候所缺乏的不是宗教知识，而恰是综合素质的缺乏。而综合性素质的提高却不是短期集训可以达成。例如：一位传道员在外与人交谈时搞不明白“福音天国”与“太平天国”之间的差异；而另一传道员却将福音说成是四个……这一个个实际的、极不和谐的音符皆在深刻地指正我们天主教教友过去曾经走过的“犹太化”天主选民的心路历程。教会不是在真空中，而恰是世界的一员，她作为在世存在必须认识到自己的“现世性”特征。“我们生来就是世界的囚徒”，我们有必要来发现自身的有限性，并有计划与信心地走出自我的“小小世界”。我们作为天主教教友或是神职与修士、修女，这份召叫的确是天主爱我们明证，而我们也应珍惜这份天赐祝福。但是，天主子民的圣召并不否认或扼杀人的自然本性，反而还予以促成与张扬。人自身的人格成熟与极大可能的发展将会从根本意义上体现出天主创世时所参照的“神”的肖像。天主圣三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交流生活，那我们人实际的生命当中也有必要走上健康与朝气蓬勃的发展可能。由之，我们很有必要尽可能地度“立体人生”并“拒绝单调”。
　　福音的深化与广传是我们今天的基督信徒最先应考虑的问题，我们不应将基督最为丰富的东西埋在土中，而是应将其生命与活力真正地表达出来。“不再为自己生活，而要为基督而生活”，这句话应成为千万信众生活的座右铭。我们宣讲的不应是自己，而应是基督，即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一无所有，而我们在做贫穷广告时不是在建设教会，而正是对他的极大污辱，因为我们给予他的是一件象征嘲笑的“紫红袍”。
　　梵二会议以来公教会一直号召我们打开门户，接纳更多的人了解基督，这一要求需要我们中国本地各教会好好学习，并付诸行动。梵二召开四十年后的今日中国各教会在面对世界的举措方面不能不说是太有点裹足不前。WTO后的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极为开放的国家，作为在大环境影响下的中国天主教会亟需要改变传统思想，打破僵化思维，从而积极地去回应时代赋予的使命与新时纪所寄予的期望。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内，天主教友将担负着一种不同寻常的责任，时代在向我们召唤，历史赋予我们使命，基督给予我们请求，我们需要在这个新时期当中作为中流砥柱，面对天主，面对教会，贡献我们有限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