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里的信仰

    7月22日，随进德公益赈灾小组前往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凯口镇调查灾情，以进行紧急物资援助。闲暇之余，向都匀市本堂陈裕敏神父了解了当地少数民族教友的信仰生活，并随同陈神父和驻堂罗彩丽修女前往独山县的两座教堂，也就是神父修女口中的“下乡”。现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与众教友分享。

    7月29日星期日，有幸在都匀市的天主教堂参与主日弥撒，教堂左边的门上贴着一张A4纸，上面写着陈神父的手机号，字很大，铺满整张纸。陈神父每到一处自己负责的教堂，就会留下这样一张写着他手机号的纸，贴在教堂门口，以便教友们在需要时找到神父。
    当我走进教堂的时候，驻堂的罗修女正在和教友们练习弥撒歌曲，弥撒的流程在祭台右边的屏幕上显示出来。教友们很热情，看见我后把经本送到我手里。钢琴的旋律并不流畅，不时弹错，教友们认真地唱着，多次跑调，甚至好几次跟不上钢琴的节奏而“被迫”中断，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用自己的歌声来赞颂主。一个年轻的妈妈练完后，在大概七八岁的儿子耳边哼唱着，似乎想让他记住《天主经》的旋律。
    这时，又一个妈妈走进教堂，背后背带里的孩子挣扎着探出小脑袋，用好奇的眼睛看着跪凳上正在诵读圣经的教友。在都匀市教堂弥撒前，教友们都会反复诵读弥撒中的福音。
    弥撒开始了，参与的教友约50人，祭台上没有辅祭人员，由于教堂临街，路上的车鸣声时时传入耳畔……
    教堂坐落在东山脚下，位于都匀市的环东北路上，略显陈旧，门上的花色玻璃缺了一块。以前的教堂在如今教堂的对面，还有附属房屋、学堂五幢23间，花园占地约10亩。50年代有两幢12间房屋被军队使用，另三幢11间房屋，除留一间给汪世珍教友居住外，其余房屋由都匀房产公司代管经租，70年代被州电信局征用。1978年，落实宗教政策，尚未拆除的原教会的两间房屋作为临时活动场所。1987年，在原天主教堂对面划拨两亩地修建教堂。教堂于1988年7月竣工，使用至今。陈神父说：“尽管很困难，但一直在争取落实原有教产。”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在黔南州就有37个少数民族，汉族在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少数民族”。贵州的天主教会是由巴黎外方传教会从四川传入的，遵义市的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是贵州信仰天主教最早的地方。在贵州，绝大部分的教堂都是百年以前的老教堂。令人心痛的是7月24日下午，平塘县通州的教堂因大雨屋顶的瓦坍塌出一个洞，这个教堂建于1907年。
    

下乡服务教友

    略显斑白的头发、圆圆的脸，个子不高，但是时常会很爽朗地大笑，他就是贵州黔南州都匀市的本堂陈裕敏神父，平塘县人，做修士时就下乡为教友们讲授道理，他的足迹几乎遍布整个贵州地区。
    陈神父6月3日刚刚调任都匀市本堂，并管辖瓮安县、福泉市、三都水族自治县、独山县、荔波县共六个地方，是黔南州的东半部，西半部由来自河北的李利民神父负责。贵州教区总共有主教、神父21位，修女27位，教区根据神职人员的数量，结合各个地方的教友人数来调遣神父为教友服务，教区神父每五年调动一次。
    驻堂神父和修女的重要职责就是牧养各地的羊群。一位神父管辖六个市县，加之贵州特殊的高原山地地形，教友分布分散，困难可想而知。

都匀市天主教堂

    独山县尧棒乡的三棒天主堂所在的坝子（村寨）仅仅两户教友，其余的教友都在周围的坝子，最远的有八九十里的山路。“我也很纳闷，为什么周围都能传开，这里却传不开。”看守教堂的徐公无奈地说。徐公一家是从三都县迁来的，自1945年日本投降后就居住在教堂一直到今天，如今已经88岁的高龄了。神父每次来教堂都会提前电话通知徐公，在电话没有普及的年代，徐公会骑着马挨家挨户地去通知，有人戏称他“唐僧取经”。
    据陈神父介绍，教会的四大瞻礼是固定的下乡时间，平时的日期不定，但多选择农闲的时候，大概在九月份和十月份。下乡一般是坐火车或汽车前往，路途崎岖不通车的地方全靠徒步。2000年，陈神父负责六盘水市。在盘县，一些山区的地方是不通车的，有些山坡根本看不出路，需要当地人的带领。陈神父说，“从一座山翻到另一座山，要走五六个小时，背着包，手里提着包，还要把做弥撒的用品都带上。” 有时候一走就是20多公里，最长的一次在盘县待了将近20天。为了照顾更多的年轻人，过节的时候神父修女也会尽量下乡，因为此时在外地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
    快过圣母升天瞻礼了，为了让所辖区的教友都能参与弥撒，陈神父制订了一个计划，从8月5号到21号，在所辖区的各个教堂做弥撒。教友们会赶早前往最近的教堂参与弥撒，甚至提前一天来到教堂，而教堂会为远道而来的教友们提供住处。在独山天主堂有一处二层木质楼房供神长教友休息，这座楼房已有百年的历史了。
    在下乡之前，陈神父会电话通知各个片区的负责人，他们便着手统计需要神父处理的事宜，比如领洗、坚振、终傅等。陈神父说：“终傅都是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走，有时教友们会派车子来接。”但是由于贵州的特殊地形，有时候赶到了，人却已经“走”了。陈神父在北京进修时，蒋剑秋神父因此情况曾提议，平时在某一个瞻礼或者下乡的时候，可以为老年人集体终傅。但由于教友们懂得少，并不知道圣事的功效是永久性的，即便是提前集体终傅了，临终时还是会来找神父。陈神父解释道：“病人傅油圣事确实是有特殊的恩宠在里面。”在盘县服务时，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听说神父已经到了盘县，请陈神父终傅。陈神父来到床前，老太太的鼻梁已经歪了，按照当地的判断，是临死前的征兆，可是陈神父为她终傅后竟奇迹般地好了。坝子里的教外人因此感到很惊异。这样的见证还有很多。
    目前，都匀教会主要的任务在牧灵服务方面。罗修女说，都匀市教堂有四、五个慕道者，都是由教友带过来的，目前并没有正式培训他们。如果神父修女在教堂就为他们讲解道理。当神父修女下乡的时候，因为没有人看守教堂，教堂只得关闭。
    当地的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民族信仰，供奉图腾和逝去的亲人，虽然也有人指责少数民族的天主教徒不要老祖宗，信奉洋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少数民族对天主教信仰已没有那么大的反感了。在独山县天主堂，见到了一位年轻的慕道者，她叫陈静，五年前由于身体不好，母亲信奉基督教的朋友劝她信教。陈静一听直摇头，“我都没有听说过，我不信。”后来她觉得天主教很好，就开始找教会。现在她已经慕道一年了，在教堂里继续寻求着“内心的平安”。弟弟要来独山县上学，她劝说弟弟与她一起进教会，弟弟和母亲都同意了。陈静告诉了我一件真实的事，她认识一个新教友，她的儿子、女儿都吸毒，从不回家。她每天以泪洗面，后来她进教了，遂开始每天为一双儿女祈祷。一个月后，奇迹出现了，一双儿女突然回到家里，并且把门窗都关起来，慢慢地竟然戒了毒。她问儿女们为什么回家，他们说不知道原因，就是突然想回来了。

神父少无法满足当地教会需要

　　
    当我问及当地教会如何服务社会时，陈神父无奈地说：“现在单纯看顾教友这一块都忙不过来，好多地方，全村全寨以前信教现在都不信了，其实这就是下滑了。”陈神父随身带着一本贵州地图，当他听说哪里有教友的时候就在上面标记“十”字，以便将来去看顾。有一次他听说盘县有教友就前往看望，见到教友时，教友们都以为没有天主教了，而以前这个村寨全部是教友。
    这种情况在贵州很普遍，老人们还在的时候，家里人信教，但所谓的信教，就是不烧香不烧纸，过节不供奉牌位，老人去世后，会请教友来家里念经，因为年轻人已经不会了。按照当地乡村的习俗，如果人去世后，什么仪式都没有就安葬，是不孝顺的表现，如果找不到教友来念经，他们就请来当地的道士为老人“开路”，如此逐步变为了外教人。陈神父谈起了一个老人坚守信仰的故事。他在盘县服务时，有两个村寨全部是教友，可是解放后，其中一个村寨都不信了，另外一个村寨只有一家是教友，而这位老人眼晴失明40多年，直到去世。他之所以能够把信仰保存下来，是因为他在梦里或某些时候得到一种启示。这些启示告诉他，信仰天主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事，临终前，他告诉家里的两个小孩，一定要好好地信奉天主。
    同样的情况也让罗修女遇到了，当初罗修女和一个实习的修士去黔西南州的贞丰县找寻教友。他们携带着2003年祝圣贵阳教堂时录制的光碟，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走，每到一个教友家就放给他们看，并告诉他们，现在教会恢复了，大家可以像以前一样过信仰生活了。“但是一家教友都没有了”，罗修女慨叹道。罗修女走完一遍后，被调到都匀，就再也没有人去走了。
    陈神父向我道出一些原因，以前的教友绝大部分信教的意向是不纯的，他以与一位老家的人对话为例：“祖辈都是信教的，你们为什么不信了呢？”那人不假思索地说，现在我们已经不愁吃不愁喝了，所以不用信教了。以前的教堂为教友们提供粮食，为病人看病不收费或少收费，很多的人都是因此而信教的。“在我们平塘县，往山上看那些墓碑，就知道那些老人都是信教的，现在都不信了。”而另一个原因就是信仰培育的断层，尤其是解放前与解放后的断层，影响颇大。
    除此之外，还出现了“信，而后不信”的状况。据陈神父介绍，其实在90年代贵州基本上进入了“宗教热”的状态，贵州教友极其热情，因此教会发展特别迅速。例如，平塘县的通州，1990年之前，教友人数不到200人，1995年教友人数已经达到800人左右。可是到了2000年后，矛盾出现了，人数开始下滑。原因在于，传福音时，并没有将圣经带入他们的生活，当传福音的教友走了之后，久而久之教友们将文言文的《圣教经课》念成了俗套，热情随即消逝。另外，也是由于长时间找不到神父办告解或解决问题。陈神父在通州的一个亲戚，以前不是教友，从他家到教堂需要走五六个小时，他连续去了四五次教堂，每次神父都已经做完弥撒走了。乡村教友们在家里出现七七八八的问题后会请神父做求恩弥撒、平安弥撒，或者希望跟神父说一说，神父的几句安慰或者聆听都会给教友带来莫大的抚慰，可是在一次次找不到神父，问题无法解决的情况下，选择了放弃信仰。陈神父在晋铎后不久回到家，他的母亲、姨妈在他面前极尽抱怨，找不到神父办告解、做弥撒。“以前不信教，后来信了，但是遇到问题后解决不了，又不信教了，这样的情况也很普遍。”陈神父说道。
    无论是哪种情况，或许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但有一个原因是共同的，那就是教区21位神父无法满足贵州10万教友的需求。

都匀天主堂主日弥撒

    “好多人都需要学习道理，我们没有人能很好地为他们讲解。”陈神父举例说，“就拿嫁入教友家庭的媳妇来说，她们要领洗，以前我去的时候对他们说要好好学道理，后来接触到了真实的情况之后，才知道要她们学习可以，但是谁给她们讲这是个关键问题。”有一件事一直让陈神父耿耿于怀，他晋铎后，在贵阳协助老神父工作。有一次，遵义的一个教友病了，去贵阳请神父终傅，老神父委托他去。这个村寨70%都是教友，但是很多人不懂道理。有一家的媳妇找到他，热切地要求领洗，“由于圣神父不久没有经验，觉得她没有学习过，甚至连画圣号都不会。”因此，当天只为一个小孩付了洗，而就在他为小孩子付洗的时候，那个媳妇伤心地哭了。以后的时间，陈神父一度感到非常为难，有人主动地渴望接受天主教，但是作为神父却无法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帮助。陈神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为他们进行紧急的培训，将一些重要的问题告知，然后就为他们付洗。
    陈神父感叹地说：“如果有可能，我真的非常希望只待在一个地方，很深地、很全面地为他们服务，像现在这样跑得太多了，有些事就太泛泛了，做不精。”
    为了平衡神父与教友之间需求的矛盾，也为了让所辖区的教友负责人了解彼此之间的情况，陈神父计划在圣母升天节前后召开一次所辖区负责人会议，制订一年的工作计划。这样做，同时也可以消除教友对神父的一些误解，不会认为神父厚此薄彼，对自己的堂口不关心。这么做的原因源自陈神父2000年管理六盘水市和毕节地区时，教友们对他的误会。“这两个地方，前一两年，我每到一个地方，都能感觉到教友们强烈地想把神父留下来。”陈神父解释道，“可是我已经通知了另外一个地方，不走是不行的。”于是陈神父在圣诞节前召集了各个地方的教友负责人开会，商讨神父过瞻礼的安排流程。每个地方都希望神父在自己堂口过圣诞节，将自己的优势、理由统统讲出来，一个问题争执了好久却无结果，最后他们将问题丢回给了陈神父，“如何安排，神父说了算”。将流程贴在教堂里面，每个教友都能看到，这样也不存在要强留神父的问题了。

　　

太急需培育教友骨干了

    “在贵州，每个地方只是神父修女去跑，是没有办法更好地服务的。”陈神父说，要让教友们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而不是光靠神职人员。“最重要的就是培育教友骨干，如果把几个县的教友骨干分批培育出来，他们在每个地方就能够更好地服务，减轻神父修女很多的压力。”
    贵州很多地方都在向培育教友骨干这个方向努力，贵阳曾派教友到邯郸、四川接受培训，基本上担负起了为慕道者讲道理的责任，一些活动也开始由教友来组织。
    其实，在80年代的贵州也培育过教友骨干，老神父们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专门培训出一批教友来讲道理，贵阳的每个片区都有教友来负责，学道理基本上不用到教堂。慕道者们到教友家学习，一个星期有一至两次的集中培训。每年过瞻礼的时候，神父们会通知各个片区的负责教友带慕道者到教堂考试，凡通过的就可以领洗。
    在陈神父看来，有些地方虽然“欠火候”，但如果能够感染他们，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教友们会来教堂参与礼仪或者服务其他教友的。
    在2005年，陈神父负责六盘水市和毕节地区的时候，尝试过培育教友骨干。陈神父在2004年到北京进修期间认识了北京牧灵圣经小组，2005年邀请他们来到六盘水市办班，培育六盘水市和毕节的30多位教友代表。这次办班的效果很好，坚定了陈神父要培育地方“带头羊”的想法。参加学习的一位60多岁的老大爷，以前从不唱歌，从不跳舞，刚开始学习的时候非常不习惯，一个星期后，他转变了！回到家里他唱啊跳啊，教外人都说他“疯”了。教友们自觉地到他家里听他讲，看他跳。“让他们在当地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多数的时间，是教友与教友在一起，他们学习之后可以给其他的教友做解释，讲道理，解决一些问题。”
    在大方县的一个村子的负责人告诉陈神父这样一件事。有一个新教友接到了法院的传票，邻居与他发生了一些纠纷，将他告上了法庭，这是他从来没有遇到的事情，内心很慌张。于是他找到负责人，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和内心的无助，负责人对他说：“不要担心官司怎么打，这是你受考验的时候，重要的是看你如何做，如果你很好地坚持走信仰的路，热心祈祷，依靠天主，到时候一切都会没事的，不用担心。”这位新教友按照负责人的话做了，在家里好好地祈祷，不久，他再次接到法院的通知，邻居已经撤诉了。
    陈神父很兴奋地说：“在这种情况下，确实需要一个骨干来告诉教友们当如何做，来判断这件事的根是什么，以听从天主的旨意。”
    陈神父根据经验提出了一个应当注意的问题，那就是要充分调动当地人的热情，让他们在信仰上真真实实地成熟，这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系统的培训。因为如果是单纯的培训，这次讲道理是这些内容，下次讲道理还是这些内容，很容易造成他们的疲倦。办班的人来了，教友们也来了，办班的人走了，也就把所有的热情带走了。
    提到培育教友骨干，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问题，那就是经费。在前面提到的六盘水市举办圣经培育时，也让陈神父经历了培育与经费的矛盾。
    六盘水市和毕节地区都是边远山区，陈神父打电话通知他们时，教友们反映没有车费，如果忽略这个情况，坚持让他们来，基本上是没有教友来的，因为他们本身确实没有这个能力，陈神父告诉他们，只要借到来六盘水市的路费就可以了，来回的路费和生活费由神父负责。当时六盘水市的教堂没有任何的教产作为经济来源，神父的生活费从教区领取。但天主保佑那些真心为他工作的人，在培训时，陈神父请贵阳的一对教友夫妻前去录像，以留下资料。夫妇俩到了六盘水市，看到教友们的贫困和神父的难处，赞助了神父2000元。那次培训30多个教友参加，仅生活费就花去了3000多元，而从毕节最远的县城到六盘水市的教堂一个单程大概是70元左右。
    陈神父现在居住的都匀市教堂，靠房屋出租维持神父修女的生活费、出外下乡的车费和教堂的日常支出，像教堂大规模的维修或者搞些人数较多的培训活动等大额支出，则无力担负。在陈神父之前，都匀及各县是由任延军神父负责，陈神父越了解都匀市的情况，就越发觉任神父工作的不易。陈神父曾看过任神父的一些本子，上面的记录全部都是一些富裕些的教友们的捐助。贵州教区对都匀是没有经费补贴的，“都匀的工作基本上是靠着这些赞助来运作，没有教友的赞助基本上是没办法的。”

独山县尧棒乡天主堂

    现在都匀及各县有好多事情要做，“现在我们不去考虑经费这个头疼问题，我们把想做的事情拿出方案，看看在缺少资金的情况下，教友们能帮什么忙，本地教友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找其他地方的教友来帮忙。”陈神父说。
    而经费的不足也和教产管理不善有关，这差不多是所有教区的通病，教区缺乏专业的管理人才来经营教产，各个堂区在教产上“各自为政”，并不交由教区统一管理分配。在贵州，有堂区可以自给的，教区不给予资助，没有教产的地方，教区给予神父修女的生活费和当地所需的经费。这难免会造成资助不均，没有经费的地方，面临着难以开展活动、修理教堂的窘况。
    当问及陈神父在贵州传教的困难是什么时，他表示并不是经费少，或是路途难走，“困不困难在于人，而不是客观的东西，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服务有不同的效果。”
    陈神父所经历体验的这些福传牧灵事迹只是我看到的一个缩影，贵州其他的神父修女还有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