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刚恒毅的五点主张谈天主教在中国的本地化

前言

    多年前读过一句话：“没有中国人自己的先知，什么外国信仰能够征服中国呢？”在佘山修院上刘健老师《中国教会史》一课时，他亦说过：“文化是信仰的载体，基督信仰想要成为中国人的信仰，就必须深入中国文化本身，而不是脱离！”2006年上海教区举办“圣方济各沙勿略诞辰500周年福传研讨会”，在现场有人问李天纲教授当前社会“主流文化”到底是什么？李教授没有给出明确回答，因为，传统意义上的“主流文化”在今天已不具备主流性质。圣神父后，在具体的牧灵实践中常想起这些生活片段，我觉得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视角去思考这些话自有它的实际意义，但却不是没有商榷之处。今天世界开放已是主流，现实生活中，我们吃、穿、住、行已和普世人群没什么两样，亦早已接受适应“地球村”的风格概念。
    
    但不容忽视具有传统性质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信仰方面对基督教文明的间歇性抗拒排斥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文化现象，虽然这抗拒排斥基本上发生并完成在知识分子的头脑中！比如2006年12月21日，新民网发布《北大清华等高校十位博士联名抵制圣诞节》评论员文章；再如2010年12月22日，郭齐勇、张祥龙等“儒家十学者”联署反对在“圣城”曲阜建教堂，并在十个儒家社团、十个儒家网站支持下发布《意见书》，同时开放征集海内外社会各界支持。这些《意见书》在社会各界虽没造成任何明显影响，但这种东西方文明间的张力表象却值得重视。

    不过，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学界对基督宗教的研究已取得可喜成就，已出版的系列基督教神学经典译著，给我们打开通往另个世界的窗口。近些年出国留学访问的人越来越多，互联网的普及亦让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距离消失，这都是基督教世界的精神文明和政治理念被人们迅速吸收的实在原因。国民对普世价值的认同或不认同，正反映出中国社会目前需要方向上的引导。如果，我们自己的路径已经走绝，那么新的引导应来自何方？

    当前，中国在人民生活、经济发展、商业竞争、军事装备、文化交流等领域都和国际顺利接轨，并取得成功。但在思想、信仰方面却总是排斥抗拒。基督教文化精神对人生命的更新力量很容易遭到维护传统文化的卫道士嫉妒反对。然而，不论如何基督教文化随商业经济直接侵入国人生活，快速改变着国人的思想观念。传统文化再持保守态度已不合时宜。如何让基督宗教更容易为国人接受？在这个层面去反省教会本地化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已如上所述，肩负福传使命者如何在不断开放的社会中让别人更好的认识、理解、接受基督信仰，如何完成基督宗教社会化是当下最紧迫的任务。

    天主教正式传入中国，自1289年意大利方济各会士蒙高维诺受教宗尼古拉四世委派出使中国始。随着元朝灭亡，当时还不太兴盛的天主教也随之沉寂消失。直到1601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重新在北京叩开明王朝大门，天主教信仰才真正在中华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再未断绝。鸦片战争后，中国大门敞开，大批传教士得以进入内地传教。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刚恒毅枢机奉教宗比约十一世差遣来中国之前，天主教会在中国的局面既不同于元朝时的蒙高维诺时代（外族统治时代，基督信仰只悠游于蒙古上层社会，丝毫未进入被归为下等人的汉民族群）；亦不同于明朝时的利玛窦时代（这是纯粹传教时代，利玛窦神父积极接触中国士大夫阶层，利用奇方异器引起一些人的兴趣，借机打下对话传教的基础。因着利玛窦神父东西方文明亦开始碰撞交汇。）刚恒毅来中国之际，中华民族虽饱受外族欺凌，但中国的传教区内各国修会之传教事业却得到蓬勃发展。法国“保教权”和不平等条约里“自由传教”条款亦使社会各界对天主教始终抱着极大的仇视与不满。

    如同天主教会今天在中国面临的困难一样，1922年到中国做宗座代表的刚恒毅枢机面临的问题正是：天主教会要如何做才能消除普通中国人对天主教的偏见？在这里我们似乎可从刚恒毅枢机处理这问题的方式中吸取教训，这有利于让天主教会在中国大地上的福传之路更能拓展开来。下面，我将从刚恒毅的五点主张来谈天主教在中国的本地化问题。

刚恒毅五点主张的来由及其内容

    1922年刚恒毅来中国前天主教会模式在中国已形成，像雷鸣远晋铎前夕给林懋德主教说的那样：“我们在此地真正而且有意的形成了一个外国团体，我们的教会成了半个殖民地。”事实上刚恒毅枢机来中国前，中国教会本地化运动呼声已由雷鸣远，马相伯，英敛之等人唤起。1919年11月30日，教宗本笃十五世颁布《夫至大》通谕。顾卫民评说：《夫至大》通谕虽然对普世教会而发，但切中在华天主教会积弊。其实，雷鸣远神父在1916年天津“老西开事件”中已点燃教会本地化的熊熊大火。雷鸣远神父虽因这个原因被法国遣使会调到宁波，但由他所起的影响，不断激励后来人为他“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的理想继续奋斗努力。1918年3月2日，王老松枢机出任教廷传信部长。不久由陆徵祥领导的中国外交部请求摩纳哥亲王驻罗马代表卡彼罗伯爵充当中国与教廷建交斡旋人，并希望通过他与教廷建交。7月2日，吉塞佩白莱里总主教被任命为宗座使节出使中国。7月17日，中国政府则任命驻西班牙兼葡萄牙公使戴陈霖为驻教廷使节。法国知道后大加干涉，外交部长毕盛声称教廷向中国派使节，会严重危及法国的保教权，法国亦向中国提出抗议。

    摆在刚恒毅枢机面前的困难，似乎今天正摆在中国教会面前。必须强调的是，无论什么时代，教会对于自身的认同首先在于对基督福音精神的肯定与认同，而不是祈求一种奴化的适应模式。国家与教会的关系决不能沦为主仆性的服务机制，即教会必须适应国家政权。必须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下去服务于国家并不符合耶稣基督教导的真理。真理的批判性原则在这里并不适用，国家没有任何理由也不具备任何资本可以使自己凌驾于教会之上。相反，教会信仰的理念与思想可以正常的侵入国家的意识，对之加以改良，使之更符合真理的要求。因为，在真理的次序上，国家只局限服务于公平正义及公共的福利，而教会则是服务于真理的教导者。教会先知性的角色在当前社会中必须得到提倡和彰显，一味地萎缩并不能求得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反而只会减弱真理本身应该具有的力量。所以，今天的中国教会正需要有刚恒毅枢机在那乱世具有的勇敢与智慧。我们谈“本地化”的时候必须先谈“信仰化”，如果我们对基督信仰、教会法律已经淡漠不怀热情，那么就不会明白“本地化”意义精神到底何在！

    1922年6月11日刚恒毅忽接传信部长王老松枢机来函，通知他说，教宗比约十一世要派他到中国出任宗座代表。刚恒毅表示自己本想前去晋谒教宗辞谢这重任，但被教宗鼓励了回来。比约教宗对刚恒毅枢机说：事情虽然有大小，原则常是一样。你以服从和牺牲的精神出使中国，天主自会助佑你。你说没有准备也是人之常情。不了解的事，可以学习。你先到传信部研究一下，再来见我。我们在刚枢机的《回忆录――在中国耕耘》里看到：走出梵蒂冈，刚恒毅用“心情虽沉重，倒很镇静，也充满希望”来描绘自己的心情。他还特别提到：自己走到圣伯禄墓前，祈求这位伟大的渔夫行助佑。刚恒毅到中国来就是要寻找可以撒网打鱼的渔夫。在罗马逗留一个月，刚恒毅在传信部了解中国教会当前的形势。他写道：王老松部长要我尽快召开全国主教会议，以便实现《夫至大》通谕的理想。国务卿嘉斯巴利枢机告诉刚恒毅：中国已有很多杰出官员，为何找不出几位中国主教？刚恒毅枢机得到传信部和教宗的指示后，遂总结了到中国工作的五条的规定。

对刚恒毅五点主张的反省

1、宗座代表是纯宗教性的，不应有任何政治色彩。
    刚恒毅枢机的理解是来中国做宗座代表主要是处理中国教会事务，尽量让中国教会实现本地化，即要遵守由本地人作主教的原则。所以，他不是政府官员，他强调自己的身份不应有任何政治色彩。他在的回忆录中叙述道：“到广州后，法国领事愿替我引见广州军政首长，我婉谢了。我愿让人相信，天主教不受外人保护，也非列强工具。我是为了教会利益。才寻求自由行动。我向地方首长们表示，天主教也注意到人民的社会福利，教人尊重领袖，承认私产权，为国家祈祷，但决不干涉中国内政。1922年12月29日晚抵达北京后，受到多位神职和意法使馆代表欢迎。我和两国的公使保持着良好的交往，但常保有教会的自由与地位，也告诉他们，我来是为传播福音。他二人向我表示保教权将会自动撤消。”因此，中国教会在今天一如在当时，应设法摆脱政治羁绊，让教会真正独立自主。如何做到，那就只有离开政治，回归属于自己的宗教信仰身份！

2、和一总人都表示友善，不论中国官员，或外国使节。但要绝对保持自主，不袒护列强的政治利益；我只属教宗，代表教宗。
    这里一总人，即所有人。此条中，刚恒毅枢机强调，自己要绝对保持自主，保持中立，谁也不会袒护。他只属于教宗，也只代表教宗。复杂的局势中，必须保持清醒头脑、作风正派，才不会被威逼利诱。在回忆录中刚恒毅枢机记述了这样一件事：“1931年9月27日（九一八事变），日本新闻社声称，在日军行动前夕，东北的天主教美籍传教士（抚顺玛利诺会）在沈阳集会，鉴于地方政治不安而有意请求日军保护 。我马上进行查证工作，抚顺教区负责人亲到北平坚决否认。因此我在《平津日报》发表声明，严词斥责日本新闻社的电讯荒谬子虚。这家报纸刊登了我的声明，也给予教会好评。”

3、圣座不务政治，政治却有时进入宗教圈里。这不过是偶然的、短暂的。
    教宗从不自诩为政治家，但政治却常常找上教宗。但是，我们目前的行为却很明显违背他内心的意愿。刚枢机在归乡途中如此写到：我愿以父子之情对中国神职说几句话，外籍传教士开垦的这块园地，现在交给你们去继续耕耘：一人播种，另一个收割。使撒种者和收割者一同喜乐……别人劳力了，你们收获他们劳苦的成果。（若4：36-38）中国神职应把乐观的传教士精神和感恩的心情合而为一。中国新生的教会，是由无数中外基督徒的鲜血种植、浇灌的教会，你们从传教士和殉道者手中接过来这信仰的火把，责任之重大，可想而知。

4、圣座在中国没有帝国主义的野心，列强的政治和圣座毫无瓜葛。教宗关怀中国，切愿中国强大起来，主张中国归中国人。
    当时的教宗关怀中国，现在的教宗依然关怀中国。梵蒂冈从没想过从中国身上得到什么益处利益。反而，从天主教进入中国以来，输入金钱，付出生命，直到今天！传教士抛头颅、洒热血，用汗水浇灌生长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基督徒。每位传教士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大多有高贵的出身，博学的知识。刚恒毅枢机在离开家乡来中国时写道：人非草木，离乡背井舍亲远行，总有几份离情。我告诉母亲要去传教区工作，母亲感叹地说：你要去很远的地方吗？是的，海上航行要一个月。她带着颤抖的声音说：你当服从教宗命令，他命你去那里你就去那里，今生也许不能相见，天堂上再见吧！”她的另一教训是：你和弟弟所挣的钱，希望都去济贫，因为你们弃家修道，绝不能发财。临别时我们相互拥抱，谁也说不出一句话。1922年11月8日晚，我收到嘉斯巴利枢机电报：圣父慈父般哀悼令堂的逝世，亡者得以安息，生者享有天上慰藉。我今后更形孤单，对善行价值更加重视 ，但天上多了一位代祷者。在这里应该明白，一位传教士如果为了政治利益，他不必老死在中国。所以，我们教会里的主教神父应该明白在基督信仰内跟随耶稣的绝对性，如果我们不具备传教士精神，教会本地化永远都只是表面文章。

5、传教事业只是服务，教会所以称为至公的，一般来说，教会该由本地人作主教为原则，但初创时期，客籍传教士是不可或缺的。等本地圣统建立后，客籍传教士晓得自己任务完成了，应立即束装他往，再拓展主的新园地。
    刚恒毅作为宗座代表来中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帮助中国教会实现本地化。他十一年辛劳是值得中国教会永远纪念的，是他积极促成了六位国籍主教的祝圣，让中国教会本地化运动从实践意义上真正的归位。他在回忆录中反省道：1650年之后，又经过三世纪之久的中国教会仍由外国圣统管理，也都由修会主持。我想教会不是建立在会士身上，而是树立在本籍教区的神职身上。1926年六位中国主教被任命和祝圣后，终于结束了漫长的过渡时期，开始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客籍传教士，各修会会士们，多年的辛勤耕耘，终于有了成果。由蒲圻及蠡县两监牧区先予解冻，接着祝圣六位主教才算大功告成。教会园中的盆栽，终于正式移到中国土地上，往下扎根，自然而然地会茂盛繁殖起来。自1685年卓越人物罗文藻在广州被祝圣为首任中国主教之后，好事多磨，难以为继，因此，希望这次能开创出一条康庄大道。终于，1946年4月11日，教宗比约十二世宣布建立中国教会圣统制，至此，1949年前，由刚恒毅枢机、雷鸣远神父、马相伯等人倡导的中国教会本地化运动达到预期目标。今天，当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继续传教事业时，千万不能否定前人为我们所付出辛苦努力。

总结

    1949年后，经历一系列清理运动直止文化大革命，大陆教会借政治运动完成另一种意义上的本地化，从此亦彻底褪下“洋教”外衣。但这一种病态的“本地化”，没有什么好处，有的只是对教会信仰的伤害。

    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后，教会本地化建设多集中体现在礼仪改革上面。台湾教会从本地化神学理论的思考和本地化礼仪精神的实践两方面做了许多尝试和创新。随着社会与宗教的深入融合，俗世化运动却极快地模糊了神圣与非神圣的界线，甚至亦模糊了宗教与非宗教、信仰与非信仰的界线。故此，八十年代中期，台湾教会向大陆教会输入的“本地化”成果，在今天看来亦是无果而终。

    那么，本地化在目前的中国教会有未来吗？我们是否早已走过了头，已失去了不该失去――标志自己身份――特征？在当前社会文化的挑战中，我们对本地化应有怎样的肯定？有位弟兄问我：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变得在人前公开说谎了？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变得不再那么诚实且爱玩游戏了？又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注重的是外表而不再反省什么是信仰了？他总结道，没有信仰的信仰会将人带向死亡、带向恶！

    在本地化思考与探索甚至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如何在当前这种困境与混乱中把基督信仰本质厘定出来？蒙高维诺主教，利玛窦神父，刚恒毅枢机都是在“健全的信仰”中推行天主要他们做的本地化事业。传教士精神正是基督信仰的本质，这为今日中国教会内的主教、神父、修女、教友对大公教会的认识方面尤为重要。

    所以，要加强圣召培育工作。以前修道人，是真“修”，今天修道人缺的正是个“修”字！本笃十六世教宗呼吁道：“从物质和政治负担中解放出来，教会就能更好地以真正基督信仰的方式献身于整个世界，就能实实在在地向世界开放。就能再次更轻快地活出朝拜天主奥迹和为他人服务的召叫。”一仆不能事奉二主，我们不能事奉天主，又事奉金钱。修院培育不能按社会企业只要求业绩成就，修院培育团需要更重视的是修生们人格修养的操炼和宗教感情的熏陶。

    当人对信仰缺少热情对宗教少感情时，也就是当他不知信仰为何物，也缺少传教士的牺牲精神时，他往往会首先放弃坚持！单国玺枢机在写给中国主教弟兄的信中说：在基本的信仰方面，主教是信仰的保护者和导师，主教有责任保护并教导纯正的教会之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属性，教会的圣统制以及在圣伯多禄之继任人领导下之共融、合一的重要性。不但要让神父们清楚了解，也要让他们劝导教友遵从这些重要的信道。中国教友的信仰意识虽在加强，他们仍是沉默的大多数。教宗本笃十六此次出访德国时说：“为振兴教会不是要找出新战术，而是使教会恢复自己完整的面目，去除表面看似信仰，实际上只是习俗和惯例的东西。教会不该为强化一个要求自己权力的机构而设法让人加入，而要引领人发现天主的爱。为此，必须向人提出基督信仰的真面貌，毫不妥协。”

    最后，神父在牧灵工作中欠缺的是对信仰、圣经、教义的完整教导。大多数教友除了念经，很少再懂得别的。如何以完整信仰来教导信友是每一个本堂神父要首先用心的。一些堂区积极引进“神恩小组”或参加“门徒训练营”；有神父甚至在教堂里举办“五教同光”活动；更多的是用激情歌曲来装备激情弥撒，以跳舞唱歌来活跃弥撒气氛。以上这所谓的本地化尝试极需要与之有关的神学理论来支持修整。我觉得中国教会应该跟上社会的“开放”，不断提升自己，主教神父应像刚恒毅枢机一样为真正的基督信仰去奋斗，努力表现教会的真正面貌――如本笃十六世教宗所强调的――让中国基督徒的生命为“福音精神”同化。这样，我们的信仰才能真正地向中国社会展现福音所能带来的神圣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