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历史景观中，一方面欧洲迎来了巨大的自然科学大发现和大发明，促进了社会物质的繁荣，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国际贸易和金融秩序，同时，以意识形态为主体结构的理论体系，开始萌芽、成长并形成主导力量。

另外，农村人口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也带来了基督徒文化层次的改变。虽然信徒的文化程度不一定高于非信徒水平，但这无疑为基督教自身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条件。

（同上，第10页）于是，我信（Credo）的意义就呈现出来了。

受过高等教育的西方传教士为黑龙江民众带来了先进的西方文明成果，使得黑龙江地区的下层民众得以增长了见识，提升了文化素养。

这样就把“熟睡”“出神”与“梦”这三者关联起来了。特土良在他的《论灵魂》里这样破解其中的密码，他说：灵魂是永远活跃的，因为它不断活动；这表明它具有神性、永不朽坏。

人们死后的世界和生命，之所以难以相信，是因为人太聪明了。科学带来了现代物质文明的发展，而这样的发展使人傲视一切，也败坏了灵魂，如此同时破坏了人们单纯而又天真无邪的心态。

中国从黄巾军起义一直到洪秀全的天平天国，宗教都是组织社会力量的一个很重要的砝码，但是，这类的宗教也始终是以实用为目的，不但没有给中华民族带来任何进步的东西，而且带来了中华民族的大倒退。　

这为发展堂区和活跃堂区牧灵工作带来了一定机会。与此同时，移民城里的教友们除少数人平日早上进堂，大部分因为时间、工作和居住地距教堂远等原因只有主日才进堂参与弥撒。

在此意义上，在华天主教会既属于又不属于中国政府管辖下的社会团体机构，其地位和影响往往涉及外交层面和国际法领域，从而为南京政府整合天主教会、将其纳入国家一体化进程带来了难以化解的阻力。

但是，历史很快迎来了信息时代，伴之而来的是被思想界称之为的后现代的来临！教会合一梦想再一次遇到最艰难的时刻。这也是梵二公会议之后，历史的大变局之精神系统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