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特稿：中国教会回应移民问题
2013-01-13 14:09:00 作者：张若翰 来源：信德网
编者按：每年的12月18日为联合国制定的“国际移徙者日”。普世教会则在每年的1月纪念“世界移民与难民日”（World Day of Migrants and Refugees）。普世教会将第98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定在2012年1月15日的主日；将第99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定在2013年1月13日的主日。教宗本笃十六在第98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的文告中强调，教会要重视在流动人口中的移民福传，因为“今天的移民现象是天赐的在当今世界中宣讲福音的良机。”教宗又将2013年的第98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文告的主题确定为：“移民﹐信仰与希望的朝圣者”。
面对当前中国农村人口快速和持续向城镇迁移，城乡牧灵福传任务需要平衡和调整的发展形势，又适逢普世教会移民日的纪念月内和春节前夕的时期，我们谨将信德文化研究所张若翰神父为“中国中心”于2011年6月30日在德国举办的一个有关中国移民现象的专题讲座而撰写的论文，在此全文发表，以飨广大网友，并希望以此文提醒内地教会各级神长教友关注和重视当前中国的移民问题，与普世教会同行，加大城镇移民牧灵福传的力度。
本文中文版第一部分发表在天主教上海教区出版的《天主教研究资料汇编》2011年8月第115辑，第99-137页。论文提纲曾在2012年1月20日在信德网上登载。德文版先后发表在China heute，(2011) No. 3, pp. 166-171; (2011) No. 4, pp.225-236.（《中国教讯》，2011年第3期第166—171页和第4期第225-236页。参考http://www.china-zentrum.de/)；本文英文版先后发表在 Religions & Christianity in Today’s China，2012，No. 1, 2（《中国宗教评论》2012年第1期和第2期），欢迎读者朋友对照参考阅读。
上
前言
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很多中国人因读书、工作、经商以及投亲靠友而移民海外。与此同时，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进程中，近年来还有一些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境外朋友通过留学、教书和工作等原因而移居中国。
其实，更大规模的移民潮发生在大陆内地，分为政府主导的移民和人们自主自愿的移民。尤其后者，伴 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和转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从乡村向城镇，从小城到大城，从内地向特区，形成了有史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地球村的公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联系紧密。这股不可逆转的移民浪潮中，无论国际间的流转还是国内的迁徙，他们之中相当数量的基督徒，需要教会予以关注和关心。当然，这些移民现象也深深影响着中国教会的牧灵和福传及发展。
本文拟以教友移民现象为例，分析中国移民潮对教会牧灵和社会工作的深刻影响。
课题资料收集与研究：为活跃报纸内容与版面，2010年冬，笔者曾鼓励“信德”编辑部就当前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给予关注、推动教会及时做出回应，并予以深度报导。经过讨论，编辑部将那些离开家乡，移居外地的打工群体作为其中的一个关注课题。从2010年12月开始，“信德”编辑玛丽接受任务开始采访报导这个题目，搜集相关资料。
2011年5月，德国教会的中国中心主任温安东神父邀请本人就中国的移民课题以及教会回应为其专题讲座写一篇文章。结合这个移民主题，我们围绕移民问题做了几个方面的工作：
“信德”编辑部就内地移民数量与教会响应继续采访；编辑玛丽5月下旬完成采访任务，将《外出务工教友信仰生活调查：莫让“群羊”成“亡羊”》的长篇报导发表在“信德”2011年6月1日第16期，总第447期，第2、3、4版，予以特别关注呼吁。
信德文化研究所制定“教友村庄外出打工与留守统计表”，调查教友村的外出移民与留守情况，分别以两个教友村（河北省威县张庄村和张家口张北县二泉井镇）、内地三个教友团体（北京同路人之家、温州在沪教友联谊会和邯郸永年在沪基基团）、两个外籍教友团体（德语和韩语教友团体）为主要案例代表，分析中国移民现象，并研究教会在移民教友中的牧灵和社会服务经验及成功模式。
进德公益联系了内地数个社会服务机构，收集其关注移民情况。
在关注中国大陆教友移民的同时，本文也把海外华人华侨移民牧灵及福传与中国教会的牧灵福传作为一个主题予以关注（第五部分）。从去年三次参加纪念利玛窦神父逝世40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开始注意海外华人牧灵福传与中国教会的关系,逐渐发现二者的牧灵福传不是分隔的，而是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的。
I.有史以来中国由政府主导的最大规模的移民
从1949年中国建国以来，政府主导的移民主要集中在水利水电工程（修建水库、发电、南水北调）、支持边疆，从生存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发、不适合人居住的地区向外移民。比较大的移民潮有：三峡移民、南水北调移民、陕南移民、西北和内蒙地区移民等。
A．三峡移民
三峡移民始于1992至1993年，当时曾一度被称为“中国当代由政府主导的最大规模的移民工程”。1 三峡水库共淹没了涉及湖北省和重庆市的20个区县、270多个乡镇、1500多家企业，以及3400 多万平方米的房屋，大约有130万人从三峡库区迁移到了其他省市地区或从低处迁移到高处。
其中，重庆万州教区约有5万多移民教友。他们中大多数是从低处迁移到了高处，约有2000名教友被安置到了重庆和上海市郊。湖北宜昌教区则约有500多教友被安置到了上海和江苏省，这些教友分别成为了当地移民。
B．南水北调工程“河南丹江口库区”移民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库区”移民涉及河南省淅川县11个乡镇、176个行政村、农村移民16.2万人。第一批移民有7.58万人在2009—2010年间迁移完毕。第二批8.6万移民在2011年用了4个月的时间迁移完毕，分别搬迁到郑州、新乡、许昌等6市20县(市区)的116个安置点。2
河南库区移民 搬迁队 河南库区移民
另外一组数字显示河南移民众多。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河南因水库众多，共计水利移民2300多次，移民196.8万人。其中：大中型水库移民170.5万人，小型水库15.2万人，外省水库移民迁入河南5.6万人，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征地移民5.5万人。3 这些区域中有无教友及有多少教友移民，暂无相关资料。
C．陕南和陕西北的大规模移民搬迁安置
鉴于陕西一些地区生存环境恶劣，不适合人居住，以及每当发生自然灾害时，会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今年陕西省痛下决心，从2011—2020年用10年时间，政府将从陕南迁出240万移民。工程的第一阶段（2011—2015），将搬迁安置38万户约140万人；第二阶段（2016—2020），将安置搬迁22万户约100万人。4
同时，陕西北的一些地区因生存环境也非常恶劣，属于“不适宜人居住”的干旱沙漠和因自然灾害频繁的贫困山区，都需要实行移民搬迁。
2010年7月19日，陕西省安康市“7-18”暴雨灾害的一处受灾现场。
陕南和陕西北两地的移民总数约为279.2万，被称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扶贫避灾移民工程，其移民数量远比三峡130万（或一说150万）移民要多得多。
陕南安康市汉滨区恒口镇是此次移民搬迁工程重点示范镇，据该地王晓勋神父介绍，恒口镇共有200多教友，其中住在山区需要搬迁的教友近100人。
陕西省到底有多少教友移民需要搬迁安置，教会没有这方面的统计。
紫阳县双星村，名叫张玉林的农民站在被泥石流冲毁的家园里
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导致了7000万以上的非自愿移民。单以水库移民为例，在1949—2008年间，直接迁移的原迁移民人口达到1930万人。5
II.有史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自主自愿的移民及人口流动
在上世纪80年代前的计划经济年代，因城市与农村的福利待遇差距巨大以及涉及社会稳定问题，流动人口和城市户口都受到严格控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流动人口的快速增长，每逢农历新年，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回老家过年逐渐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自主自愿的短期人口流动潮”，成为世界上最独特的景象。
比如，2010年“在春节前后的40天里，全国约有25.41亿人次进行东西南北大流动”。6 可谓世界上最蔚为壮观的人口流动，其背后意味着这个国家内部的移民数量同样巨大。
A. 不断扩大的流动人口规模
如今 “流动人口”这个词汇在中国不再敏感，也不再仅仅局限于短期的迁移。从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中首次关注流动人口，到去年内地出现两亿多的流动人口的数字，充分显示中国大陆内地的人口流动数量递增之快与之大。
史料记载，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进行过六次全国人口普查（1953、1964、1982、1990、2000和2010年），逐渐形成了每10年统计一次的规律。前三次统计，几乎没有涉及流动人口问题，因为当时处于计划经济年代，人口控制和流动量都很有限。后三次人口普查，慢慢增加了人口流动款项。
在1990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中，增加了迁移人口项，即“普查内容在上次普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五年前常住地状况和迁来本地原因两项”。7 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进一步重视流动人口，增加了“暂住人口表”。根据2010年11月1日开始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总人口为13.39724852亿人，流动人口总数超过了2.6亿多。
2010与2011流动人口与总人口对比图
这次人口普查，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39万人…… 同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17亿人，增长81.03%；…… 这主要是多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和经济快速发展促进了流动人口大量增加。8
B. 逐步减少的乡村人口和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
与此同时，随着以大量剩余劳动力为主的农村人口不断地迁入城市，导致中国的农村人口逐年减少，而城镇化则呈持续发展的趋势。比如，2010年与十年前2000年城乡数量对比如下：2010年中国大陆城镇人口为6.6557亿人，占总人口的49.68%，乡村人口为6.7415亿人，占50.32%。 2000年时，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2.6583亿人，其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4.5594亿人，占总人口的36.0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8.0739亿人，占总人口的63.91%。9
以表格和图表形式可以直观地发现其发展趋势：（单位：亿）
从十年前的第五次和去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城镇乡村人数的变化数据显示，中国过去十年间城镇人口增加了2.6亿人，乡村人口减少1.3亿余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10 中国的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首次接近持平。
中国城乡间的这个发展趋势还在继续，后一个十年城乡人口比例将逐步拉开。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与不断扩大的流动人口规模，不但会给社会家庭带来新问题，也会给教会的牧灵福传带来一系列的新挑战和新课题，并将产生深远影响。
III.教会对中国大陆的移民与流动人口的牧灵照顾
在“信德”电话采访全国各地教会关注移民和流动人口牧民照顾的同时，信德文化研究所计划关注一些教友村庄的移民情况，将其作为案例予以关注。比如上海浦东的一些传统渔民村几乎全部迁移到了上海市新旧市区，留在村庄的已经非常少。河北省与内蒙古交界的张家口张北县二泉井镇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典型教友村庄移民案例。
A.教友移民现象
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团体，中国教会也面临了移民问题，教友也只是大规模人口流动中非常小的一部分。2011年5月，信德文化研究所对数个教友村的外出移民与留守数量展开调查。截止到5月底，我们收到了威县张庄教友村的详细统计情况，可以作为典型之一予以关注和分析。
案例一：移民外出多于留守的威县张庄教友村
在冀南平原有一个典型的天主教友村庄——河北省威县张庄。根据2011年5月31日的统计显示，全村329户，1621口人。除姓李、田、关、岳和蒋5个因亲戚关系而移民来的11户家庭之外，其余村民全部姓张，属于张氏家族。同时，除哥仨及其家庭20口人没领洗之外，其余全为世代教友。教友人数占全村人口的98.77%。
过去30多年，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发展中，这个普通的教友村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外出移民者越来越多，成了主流，而留守家中的人口越来越少，变成了少数。教友们的外出与留守现象深刻地影响了当地教会的牧灵福传以及大家在外或在本地的信仰生活。
这次统计，起始于1977年，截止到2011年5月31日。这期间，该村已亡或出嫁的女士及其子女不在此统计数字内，凡是外出移民或因结婚而迁移进来者均在统计范围内。
张庄教友村外出移民与留守统计总图（2011.05.31）
目前，该教友村约有3/5的人离开村庄，成为外地移民。他们移民的主要原因为“外地打工、读书就业、移居城镇、城里生活的孩子和外地经商”五项，总数为958，占全村人口的59.10%。11 同时，约有2/5的人仍然留在村内，主要为“留守夫妇、留守老人和孩子、本地打工和本地经商”六项，总数为663人，约占总人口的40.90%。
调查显示，该村外出教友们主要迁移到了石家庄、邢台、北京、天津、济南、西安等地，并且正在逐步融入当地教会团体。比如，目前大约70多户，约400多人移居、生活和工作在河北省会石家庄市。他们与威县其他堂口的教友们主要活跃在该市两个大堂区：主教座堂和（中华大街的）东焦堂区，还有4人担任了会长，有效地壮大了石家庄当地教会团体。每逢主日天晚弥撒，石家庄主教座堂超过2/3教友们来自邢台教区威县和南宫，其中当然也包括张庄的移民教友们。
目前，张庄外出移民与留守数量（2011.05.31）
与此同时，远在邢台威县的张庄堂区，人口已经减少过半，留下的村民与留守的老人孩子们的工作和祈祷生活以及堂区牧灵都受到了极大影响。
河北省威县张庄教友村外出统计表（2011年5月31日）
过去每天早上随着教堂的钟声，张庄村的大多数教友们都会早早进堂念早课和参与弥撒，晚上收工后，大家都要进堂念晚课和玫瑰经等。有时晚上堂区还组织培训活动，四旬期午饭后还拜苦路。如今时过境迁，张庄每天早上进堂的约有70位老人，主日弥撒约有400人。堂区活动严重受限，缺少活力。
如今平日早弥撒前，张庄堂内再也没有了昔日满堂教友们的场景
对此，本堂神父经常慨叹，今日在张庄的牧灵工作不像以前了，面临了很多新挑战。如，因为缺少充满朝气的年轻人和年富力强的中年人，堂区的培训活动无法组织了。
河北省威县张庄教友村留守统计表（2011年5月31日）
数据还显示，外地打工的男女数量和外地经商以及生活在外地城里的孩子三项数量都远远高于本地。这说明，外出移民现象还会继续增加。本地留守老人和孩子的数量占了很大比例。正因为还有相当数量的留守老人、孩子，因此，逢年过节，大多数教友们还回乡省亲。这为发展堂区和活跃堂区牧灵工作带来了一定机会。
与此同时，移民城里的教友们除少数人平日早上进堂，大部分因为时间、工作和居住地距教堂远等原因只有主日才进堂参与弥撒。同时，这些新移民孩子们的信仰生活受到了挑战。
全家移民者，同时周围有相识的家乡教友团体，其信仰生活比较稳定。单独在外打工或工作者，若没有及时融入当地教友团体，其信仰生活单薄，容易远离教会，需要给予关注。
张庄教友张若瑟，1973年生，医师：1989-92年在石攻读医学，1993-1999年在正定某医院工作，2000年至今在某大学附近开办社区诊所。若瑟1995年与当地同事教友结婚，次年长女玛利亚出生，目前，女儿正读中专。2009年次女德兰出生。据若瑟介绍，夫妇两人长期忙于工作，每主日只是带长女进当地教堂参与弥撒，无力更多辅导孩子的信仰生活，而忙于学业的女儿至今还没有“开圣体”。“如果玛丽生活在老家的堂区，肯定早就开圣体了。”这位忙碌的父亲这样说。对于没有及时给予孩子信仰陶成培育，若瑟有些着急，希望家乡教会给予帮助。（目前，已有修女联系若瑟，暑假协助其女儿开圣体。）
案例二：从乡镇移居县城的张北县教会团体
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城2008年人口为7万，2009年增到10万，2010年底再激增至15万，其中，流动人口占了近半比例。在这些新来的流动人口中，就有部分来自该县二泉井镇的教友。
张北县二泉井镇是乡政府所在地，人口约2200，其中，教友人口2000，地上团体有500，地下团体有1500，教友占总人口的比例为91%。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冲击以及最近河北省实施的“三年大变样”工程中，这个典型的堂口人口骤减，大部分教友举家迁移到了生活就业环境比较优越的张北县城。同时，也有些教友纷纷移居到北京、天津、大同、（内蒙古）呼和浩特和锡林浩特以及张家口等城市，务工、经商、就业、陪孩子就读。
过去传统上逢年过节，尤其过春节和四大瞻礼，在外地的教友们大都会带孩子回老家探望父母，与家乡亲朋团聚几天，但如今很多家庭已经几年、十几年没再回过老家了，因为很多家庭都是举家搬迁，老家既没有了亲戚，也少了朋友，无需节假日再回乡省亲。
人口流动为该镇堂区的牧灵工作带来新挑战。目前该村上下两个团体未移民的教友仅剩200名左右，平日进堂六七人，主日进堂不足四五十人，大瞻礼仅200人。人口流动导致该村能容纳近千教友的教堂近乎闲置。12
左为二泉井教堂，右为正在修建的张北县大堂
从二泉井迁到张北县城的教友们约有七八百人。由于乡镇与县城在政治经济、文化方言、和传统习俗等方面的差距不大，从二泉井迁来的教友比较轻松地融入了县城教会之中，并受到县城教会团体的欢迎。在为县城教会输入新力量的同时，这些新移民教友还使得县城教会团体日渐壮大。张北县全境共有1.8万名教友，之前县城不过几百教友，目前县城教友人数已达3000余人。根据县城教会的发展和教友团体的信仰生活需要，当地教会正在集资修建一所容纳3000人、耗资千万元的教堂。
仿照一些大城市修建了教堂广场的例子，为打造和修建多元文化的县城，张北县政府在县城新区的主要街道旁为当地教会免费划拨了13亩土地（折价60万元）以及100万元的资金支持。
按照新的五年规划，张北县城人口2015年将会达到30万的目标，其中包括吸纳更多的乡村教友。届时，不管会有多少教友移居进来，都需要地方教会及时做出回应。其实，城镇教堂的规模应向小区的中小教堂方向发展，无需修建得太大，中小型聚会圣堂才是发展趋势，但教堂的选址又会面临审批难题，而且，这需要更多的神职提供牧灵服务。
B.中国教会对移民教友们关心和关注
在信德网的搜索内打上“打工”两个字，出现了24个页面，共有233个与“打工”以及教会关注打工者的行动的相关报导。其中，20多篇报导了中国教会在精神和灵修方面为打工者提供说明，10多篇报导的是地方教会为打工者提供物质援助的新闻。这些新闻关注说明中国教会不但开始思考和重视打工问题，而且已经付诸行动。
根据“信德”2011年5月的电话调查以及以前的报导，各地教会为外出移民教友，尤其为打工者所提供的不同程度的帮助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3
a.为外来打工教友提供物质生活的帮助，为其解决后顾之忧。
内蒙乌海市海勃湾堂区神长教友以实际行动帮助务工人员。2010年5月在某私营企业打工的教友夫妇，在工作中双双被热水严重烫伤，神父会同爱心服务小组教友前往医院探视，并送去慰问金1000元，给予其生活上的关怀和帮助。
b.在节假日陪同外来务工教友吃团圆饭，给予精神上的支持，使其产生归属感。
2008年初，一场54年未遇的大雪席卷南方大半个中国。江苏南通狼山圣母堂的本堂神父在了解到来自陕西周至教区的13位打工教友因交通阻塞而无法回家过年后，欣然邀请他们在大年三十来教堂一起欢聚。而本堂区的丁福清教友了解后，自告奋勇把大家邀请到女儿开的餐厅聚餐。虽然这些周至教友无法回家团圆，但他们与南通的教友在主内获得了团圆。
同样遭受雪灾的上海，也有许多打工的外来人员，无法返回家乡与亲人团聚。当地教会的神父、修女和教友们积极行动起来，热情地邀请他们到堂口或自己家中一起包饺子，吃年夜饭。张嘉佐、李史宛、糜春红、朱国栋等教友家庭积极参与其中，当他们把丰盛美味的食物送给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时，深情地说：“因为你们是我的兄弟姐妹！”他们很好地诠释了基督仁爱的精神。
c.教会为打工者及教会企业家搭建平台，提供就业机会。
河北教友高玛纳是饭店老板，她曾在“信德”上刊登招聘教会青年的消息，在接受采访时，她坦言：“聘用教友工作，心里踏实。”她介绍，目前店里有十多个教友青年，大家信仰状况都不错，挺热心。每周末，只要他们提出去教堂，就会给他们提供一定的时间，让他们可以去堂里参与弥撒、分享信仰等。之所以招聘这些教会青年人，另一方面也是为让他们的家人放心孩子们在外不致失落信仰。
那么挤出时间让青年人去望弥撒，参与教会活动，是否担心会对店里生意有影响？高玛纳表示，没有这个担心，反倒是打工者常会为饭店、为她祈祷，得知这些，她心里充满了感动和快乐。
山东教友在天津主要从事建筑、饭店、家政等工作，河南教友多从事医院护工、卫生清理等工作，东北教友集中在美容美发、餐饮娱乐行业，针对他们的工作特点，天津西开天主堂有专门小组收集整理用工、求职双方资料，给他们牵线搭桥，帮助外来务工教友到教友所开企业、工厂、商店、家庭工作的机会，使他们的工作环境、薪酬得到保证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信仰氛围。
d.为外出移民教友建立小团体，举办培训班、联谊活动
为在外经商教友在所在城市成立“基基团”、堂区爱心团体以及教友同乡会，鼓励和组织家乡教友定期聚会，来自老家的神父们定期轮流探望。这些基层小团体可以增强在外教友们的教会归属感，加强了其信仰的热忱。
石家庄主教座堂自2008年为外来读书和务工青年成立的青年团体以及“爱心服务组”发挥了这些外来青年的积极性，既帮助了堂区发展，也为有需要者服务。
浙江慈溪“教友之家”也是一个专为来慈溪打工的教友所成立的小团体。很多当地教友把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当作自己的亲人，关心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当地有民工学校也有本地学校，但民工学校相比之下比较简陋，在教学质量上也难以保障。因此，当地教友主动帮助一些外来务工教友解决后顾之忧，通过多方努力把他们的子女送到本地学校上学。一旦他们的工作单位拖延或借口不发放工资，或随意克扣工资，当地教友会帮助其找律师及劳动保障等部门协调解决。有的打工教友刚到当地，人生地不熟，遇到找房子、照顾老人和孩子等困难时，当地教友都会尽可能提供帮助。
e.一些教会的社会服务机构为移民提供的服务
目前，中国教会的社会服务机构为打工移民提供的服务非常有限。根据北京、上海、吉林、西安、兰州和河北几个社会服务中心提供的资料，其服务主要集中在：
为打工青年培训及举行联谊活动；
资助、辅导、陪伴留守儿童；
组织外来务工青年爱心服务组，以关爱他人，并丰富自己的生活；
为在灾区的打工移民提供赈灾物资及心理援助；
显然，各地教会的社会服务机构应关注移民需要，提供更多服务。( 更多内容请参考进德公益网站)
C．教友们自发成立基基团及其他团体
当前，一些由在外移民教友和读书学生自发成立的基层小团体，成为了联络、团结和服务在外移民的教友新兴团体，包括很多教区性和区域性的青年团体，如“成都天主教青年团体”和“杭州保禄之心团体”以及各个城市或大学的教区性青年教友团体等。其中，北京的“同路人之家”和上海两个外地教友团体：“温州在沪教友联谊会”和“永年在沪基基团”是比较典型的案例。
案例三：北京“同路人之家”
2008年元旦，在一位北京若瑟会修女的提议下，一群在北京工作和就业的外地青年人自发成立了“同路人之家”。团体依托北京教区，接受若瑟会监督，其“成员主体由在北京工作、学习，来自北京以外地区的青年天主教徒组成。但并不排斥并欢迎任何人加入这一团体，共同创造同路人的未来”。14
团体成立之后，这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立即精心地为自己的组织设计了标志（Logo），制定了宗旨、章程和组织架构。其中，章程有39条，其宗旨为：
致力于通过举行不同内容的团体活动，促进成员之间的了解与共融，加深成员对信仰的认识，解决成员工作生活上的实际困难，使成员可以善度他们的宗教生活和精神生活，并最终使团体的内涵由社会性的转变为家庭性的，使成员在团体内能够寻找到真实并可靠的家庭的温暖，让这些来自外地的青年人能够在北京找到一个真实的家。15
其组织架构有：指导者、班长、（按居住区域划分的）小组。每次活动前，团队将预约一位神父或修女前来指导或分享。北京教区、教区修院、教区女修会和堂区都曾给予帮助。比如，在南堂、北堂和修院等地多次举办聚会活动。
开始时的活动内容主要有：学唱圣歌、由修女或神父带领的圣经学习、结合主日读经的主题进行小组分享、游戏等，之后增加了节假日的聚会（圣诞、元旦和中秋节聚会）庆祝以及外地朝圣探访。2008年9月13日中秋节前夕，北京教区李山主教还带了月饼到教区修院看望慰问同路人之家的参与者，大家一起包饺子、祈祷、分享、交流。2009年1月在北京举办圣诞与元旦庆祝活动，2009年5月16日，团体组织大家到河北衡水教区景县总堂参观交流。
据发起人之一高多尼介绍，2008年团体成立后每月都搞一两次活动。起初，每次只有二十多人参加，逐渐增加至五六十人，甚至近百人。参加者来自各行各业的外地青年教友们。以高多尼为例，他是做IT的工程师，2003年到北京读书，2007年开始在京IT业工作。另一位发起人王丽红则是石家庄辛集人，在京从事财会工作。起草章程的郭方济是一位专业的媒体人，设计标志的杜保禄从事动漫设计，经常参与策划的叶玛丽则从业网络，属于白领。
从2009年下半年至今，同路人之家没再以团体名义举行聚会活动。究其原因，缺少场地、团队负责人忙（外地出差）、地方教会关心、支持力度不够。
由教友们自发成立、主动组织、相互关心，说明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地方教会需要更多关心和扶持新兴教友团体。目前，同路人之家的负责人正在接受灵修和领导才能培育，希望这个团体经过暂时的停顿、休整和反省之后，能够早日重新活跃起来，逐渐培养出一批可以轮流接替的领导团队。
案例四：温州在沪教友联谊会和永年在沪基基团
A、温州在沪教友联谊会
“温州（部分）在沪教友联谊会”（又名“羊群牧场”）也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外来移民上海的教友团体。2011年初，上海教区金鲁贤主教曾在其新春牧函《与时俱进》中提及这个当时统计约有1500人以温州教友为主的团体。据最新统计显示，在沪温州教友接近2000人。热心的温州教友们来到异乡后，自发联系和组织了起来，以团体活动来加强友谊，提高灵修。在上海市重庆南路伯多禄堂就活跃着一个这样的教友团体。
成立：2005年
成员：在沪经商、工作、生活和学习的温州教友（90%）及部分其它地区的教友；
归属：成员归属所在移民地上海教区，主日到附近教堂参与弥撒及活动，服务当地教会；
神师：上海教区田愿想神父；
人数：平日周末三四十人，节假日聚会五六百人；
时间：周末30分钟学练圣歌，成员弹唱伴奏； 90分钟学习圣经及分享；
地点：重庆南路伯多禄堂及松江点；
活动：周末学习圣经、练唱、体育；爱心活动、朝圣、避静、联欢和聚餐等：
联谊会一年有两次的朝圣和两次避静，每次约有六七十人参加。大家曾分别到上海松江佘山、浙江宁波和舟山、江苏青阳和太仓、福州玫瑰山庄朝圣。部分成员曾组团一起到以色列等地朝圣。避静一般为期两天，分别在将临期和四旬期举办。两次在佘山修院和修生们一起过复活节，其中一次圣周六步行10公里到佘山过节。
由于圣诞节前比较忙，所以团体一般在圣诞节后举办文艺晚会。在端午节和中秋节举办分享、交流、见证和AA制的聚餐。除了信仰分享交流之外，也相互分享企业管理和经商经验，大家互通有无，相互合作帮助。同时，大家还为一些病患提供爱心帮助：联系入院、祈祷慰问、经济资助，甚至为患者献血和血小板；他们也去上海教区老人院探访慰问老人。
每个周末下午，部分成员会一起打球，锻炼身体。
虽然联谊会大部分成员为来自温州苍南和平阳的教友，但也吸引了温州各地和来自山东、山西、江苏、河北、台湾以及上海等地团体的教友们参加其圣经学习或其他活动。
……
据该团体的一位发起人薛纪福/玛窦弟兄回忆，2004年从温州初来上海经商，每主日弥撒后马上离开教堂回家，总感觉缺少了什么似的。昔日无论在苍南龙港老家，还是在温州市，每主日弥撒后，年轻的教友们都会留在堂内大半天，分享聊天、学习圣经、打扫圣堂、练习唱经、探访病人和不进堂的教友们。在忙乎之中，大家有机会交流，建立友谊，找到教会的归属感。如今移民到了外地，实在难以习惯大都市弥撒后立即离开的习惯。
为寻找教会之家的那份温暖与归属感，于是，相互熟识的几位来沪经商和工作的温州教友们开始相互联系、聚会、分享。这位教友说，虽然温州在沪的商会和同乡会邀请他加入其组织，但他还是选择留在教会内联络主内的兄弟姐妹们而开始了温州教友团体的联谊活动。
团体中另一位发起人黄人/道明弟兄认为，温州教友与众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方言不同，温州方言一如其他方言，有其独特性。第二、信仰模式不同：温州苍南的教会早在六七十年代老一代神长就培养了一批传教先生，为教友们的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即使十年动乱年代的温州教会，教友传道先生始终勇敢地带领大家读经和祈祷，信仰生活从没有中断。改革开放后，温州教友团体得以迅速恢复，读经组、辅祭组、爱心小组、歌咏团、玫瑰会等各种基基团式的小团体陆续成立，成为了地方教会的主要发展力量。第三、经商模式不同：温州人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抱团做生意，这方便了温州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组织。第四、作为第一代移民，初来乍到一个新的环境，人生地不熟，在没有融入异乡的新环境之前，一个以同乡人组成的团体为大家非常重要，聚会可以缓解思乡之情，同乡相见感到亲切，缩短了距离。这是温州在沪教友联谊会存在的主要理由。
这位发起人2002年就到上海经商经营企业，早在温州老家时就非常活跃的热心教友强调：“我们人人都有惰性，尤其作为新移民，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大潮中，如果没有相互之间的关心和鼓励及活动，我们可能就冷淡了。然而，有了联谊会这个团体，帮助我们大家在异乡走到了一起，也督促我们热心了。如，一些原来不怎么进堂的教友，通过联谊会的团体活动，如今进堂了。一些人通过参加爱心活动，像跑腿服务别人，最后也来主动开始学习圣经了。这都是大家推动和努力，团体最终结出的果实。”
温州在沪教友联谊会指导司铎田愿想神父回忆，“温州在沪教友联谊会成立之初没有神父带领，2006年我被调到光启社服务。当时，光启社正好在重庆南路伯多禄堂办公。从2006年下半年，我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带领教友们学习圣经以及举办活动。”每次活动前，团体骨干都要经常和神父一起讨论。” 田铎强调：“温州教友团体再现了教会的大公性，推动地方教会及教友之间的共融和沟通。通过团体活动，大家进一步提高了自己作为基督徒的身份意识，增强了福传使命感。当然，这些外地在沪教友联谊会的性质只是团体，而非堂区。我始终鼓励教友们主日到其居住地附近的堂区参与弥撒及活动。”
上海教区金鲁贤主教支持田愿想神父关心这些移民教友。老主教重视移民问题，要求上海教区的神父们不但要照顾好上海的老教友们，也要关心各地在沪的移民与打工教友，“让他们亲身体会到教会确实是一家，教友确实是兄弟姐妹。”老主教在其2011年的新春牧函中这样写到。
上海伯多禄本堂龚天德神父欢迎并非常支持这个在沪教友联谊会周末及其它时间在其堂区组织学习圣经等活动，龚神父希望移民教友团体能丰富和带动伯多禄堂区的牧灵福传工作。
在上海和家乡温州两地神长的关心支持以及教友们的努力下，这个在沪教友联谊会发展良好。为照顾在沪居住不同区域的教友们，今年10月22日，松江点正式独立开班，浦东点也将在不久的将来开办。
2011年2月6日（正月初四），“温州苍南总铎区在外教友联谊会”在龙港正式成立。来自上海、杭州、义乌和成都的温州（苍南）教友联谊会或团体负责人及代表参加。
温州教区苍南总铎陈时雨神父强调，“温州在沪教友联谊会是最成熟的一个团体，推动了家乡教会成立总铎区在外教友联谊会。但我们各地教友联谊会没有隶属关系。我们成立联谊会的主要目的是联系和帮助温州在外地的教友们通过团契而保持热心，不要因为离开家乡而冷淡下来。同时，希望组织起来的教友们推动所在地教会的福传，贡献当地教会。”
目前，虽然这个新兴团体还没有制定系统的规章制度，甚至还在为身份名称而小心翼翼地斟酌和摸索，但由于其发起人和参与者均为成功的商业和企业届教友，拥有一定的企业管理经验，因此，团体在其领导之下运作相当成功。比如，团队还实行分工合作的模式。目前，团队有五个小组：学习（班）组、爱心组、妇女组、后勤组、商务顾问，并实行班长或组长负责制。
从海内外教友团体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建立一个民主的轮流领导体制，规范化的团体规章制度，将有益于这些新兴团体的长期稳定发展。
B、在沪永年基基团
为照顾到外地经商、打工、就业和定居的教友们信仰生活，家乡教会的神父通过探访、鼓励和指导，帮助教友们在所在城市成立了区域性的基基团（CBC）。基基团将这些移居外地的教友们有效地联络和组织了起来，并充分地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在家乡与城市两地教会的共同关心支持下，通过定期聚会活动，基基团在异乡增强了同乡教友们之间的友情和浓厚的教会归属感，推动了两地教会的牧灵福传工作。河北省邯郸永年堂区在一些大中城市为永年教友们成立的若干基基团，有效地发挥了联络和加强大家信德的积极作用，是比较成功的案例。
永年是河北省的一个传统天主教大县，有3万多教友。十多年前，有来访讲课的境外神父把基基团的种子播撒在了当地教会的沃土上，基基团得以在永年教会内孕育、发芽、生长。
改革开放后，永年人纷纷做起了生产和销售紧固件的生意。为经营销售这些产品，一些永年教友们走出了永年，离开了家乡，移居到国内一些大中小城镇，成了一代移民教友。虽然这些教友们离开了永年老家，但家乡教会没有忘记他们，他们也没有忘记家乡教会。永年本堂孙继根神父、副本堂王路明神父每年定期探访和关心这些移居外地的教友，并鼓励和带领他们陆续在多个城市成立了基基团，将外出教友们组织和团结了起来。
在沪永年基基团是成立较早，已发展为有一定规模，也有一定影响的、比较成熟的团体。
传统上，中国人移居海外或大城市后，习惯成立“同乡会”、“商会”、“联谊会”等类似的团体。最早移民上海的永年教友李世彬在事业成功后，一度想成立“永年教友联谊会”，以便通过联谊活动，把教友们组织联合起来。当征求家乡永年堂区本堂神父的意见时，孙继根神父建议成立基基团。这样“在沪永年基基团”于2005年12月9日正式成立，成员为所有在沪工作的永年堂区教友，大家民主选出了领导团队，制定了章程。其宗旨主要为：学习圣经，致力福传，实践信仰，相互帮助，服务社会。如此，基基团成了上海永年教友的心灵家园。16
基基团成立后，每周一次小聚会，每月一次大聚会，每年举行全体大聚会，团长、副团长、顾问、理事等也是定期聚会学习和制定计划。活动内容包括举行弥撒、分享圣经、教理讲授、学唱圣歌等，同时，他们还组织外出朝圣，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等。
基基团成立之初，曾经遇到过巨大挑战，在最困难的低潮时期，团体得到了家乡永年教会和上海教会的理解与支持。如有一段时期，活动内容贫乏，参加聚会者，少到只有6人。但尽管人少，金家巷堂区的李孝畏神父还是为基基团提供了有空调设备的会议室。这些教友感到不好意思，就跑到院子里聚会，学习圣经。同时，永年堂区孙继根和王路明两位神父前来探望鼓励并及时派出了经验丰富的老师来沪给基基团成员提供专业培训。17
一个以外来移民为主的基基团的发展离不开所在城市教会的接纳和支持。上海张家楼堂区和金家巷堂区以及龚天德和李孝畏两位神父始终关心这个新兴团体。李孝畏神父从张家楼调到金家巷后，特别邀请永年基基团到金家巷聚会活动。在帮助这些异乡教友团体的同时，基基团也壮大了当地教会的力量，活跃了当地堂区。
2007年3月17日，基基团到浦东新区张江敬老院慰问老人，献爱心。同年5月5日，李孝畏神父带领该基基团全体成员到佘山朝圣。8月2日，李铎带领暑期教理班学生与基基团的部分教友近100人到苏州和昆山朝圣。8月4日，基基团在张家楼天主堂举行献爱心捐款仪式。2008年 7月10—27日，金家巷堂区与永年基基团联合举办“暑假教理学习班”；2010年12月11日，来自永年、长沙和长治三地的基基团代表，随同在沪的基基团代表及上海本地教友一起怀着感恩的心情在金家巷举行了“在沪永年基基团成立五周年”庆典。18 此外，在沪永年基基团还连续三年组织成员在当地教会的金家巷教堂进行无偿献血。
在沪永年基基团从成立、生存和发展逾6年的经验，为中国基层教会服务在外移民教友积累了经验。其实，无论在沪永年基基团，还是其他地方的基基团或类似团体，之所以能够成立、摸索发展、跨越难关、成长发展，都离不开团体自身、家乡与当地教会的合作参与。其经验不外乎：
1.有赖于一批平信徒教友领导人的无私奉献和轮流负责；
2.基基团中的移民教友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的事业及职业；
3.虽然基基团人数不多，但其活动吸引人，亦为其信仰生活及孩子们的生活学习有益；
4.基基团得到了家乡和所在移民城市教会神长们的共同理解、关心和支持。
小结
面对国际移民现象，教会早在1912年设立宗座移民事务办公室；1914年指定了（意大利）全国移民日；2004年举行世界移民日；1951年成立国际天主教移民委员会（International Catholic Migration Commission）；1970年成立圣座移民与观光牧灵委员会。19 在过去的100年内，针对移民问题，历任教宗每年大都发表与移民及难民日文告。如，当今教宗本笃十六将移民视为“一个时代信号”（《2006年移民与难民日文告》）。他认为：“每个人都有移居他乡寻求较佳生活的权利…… 社会要照顾移民的宗教生活”，当然“移民有义务融入接待国的社会生活并遵守所在国的法律”（《2010年移民与难民日文告》）。
联合国也很重视移民问题。1951年12月5日联合国在布鲁塞尔首次召开“国际移民会议”并设立“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总部设在日内瓦。1990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从2000年开始，联合国将每年的12月18日定为“国际移徙者日”(International Migrants Day)。20
面对当前不可逆转中国的移民潮和不断增长流动人口现象，一些地方教会重视、关心和照顾外来移民的举措值得肯定和推广。实际上，这些勇于闯荡世界和开拓进取的外来移民教友精英在为当地的社会和教会做贡献的同时，必将逐渐融入当地社会，早晚成为移民地的“当地人”和“当地教友”，并为当地教友团体注入新的血液，成为当地教会的新生力量。
下
IV.在华外籍侨民教友及其牧灵服务
据中国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资料显示，在2010年出入境者共有3.82亿人次。其中，内地公民1.14亿人次，港澳台居民2.15亿人次，外国人5211.2万人次。21 在来华的外国人中，除观光休闲、访问、会议、商务和其他目的来访者之外，服务员工246.3万人次、就业80.7万人次、学习19.0万人次，后者总计：346万人，入境口岸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北京。虽然无法统计到在346万来华（务工、学习、就业）外籍侨民中教友所占比例，但在华外籍教友们的牧灵照顾已经成为中国地方教会与海外教会面对的一项共同工作，值得海内外教会的关注、重视。为此，信德文化研究所与各地举办外文弥撒的教区、堂区及团体合作，尝试从参与外文主日弥撒的外籍教友的数量、地点、语言和时间情况着手关注。
据信德文化研究所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1年6月15日，在华参与外文主日弥撒的外籍教友约有14630位，其中，北京约有2600，上海约有4670名，天津（西开）约有500名（参加英文弥撒）；另外，除京津沪三个直辖市之外，还约有3020位外籍教友在其他17个城市参与英法文弥撒、150位德籍教友和3690位韩籍教友在其他城市参与其各自的母语主日弥撒。22 其中，参与英文弥撒的外籍教友最多，其次是参与韩语弥撒的韩籍教友，其他还有讲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菲律宾语和印尼语的教友。这些外侨教友不仅有欧美人士，还有来自亚洲和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留学生和就业青年。他们使在华外籍教友团体和本地堂区充满活力。其中，德语和韩语教友团体以及京沪津等地外籍侨民教友的牧灵服务值得作为案例关注分析。
京津沪之外，在华参与英法文主日弥撒的外侨教友统计（2011年6月15日）
案例五：在华德语教友团体的牧灵照顾23
早在1987年为与中国学术界寻找新的合作途径，圣言会弥维礼神父（P. Willi Muller, SVD）和孙志文神父(P. Arnold Sprenger, SVD)应邀来北京。期间，弥铎在1996年离开中国，孙铎一直待到2010年。两位圣言会士较早地照顾在京的外籍侨民教友，定期为其举行德语、英语、西班牙语和法语主日弥撒。换言之，两位圣言会士早期的牧灵服务为在京德语、英语、西班牙语和法语教友团体的起步成长以及日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24
当弥维礼神父于1987年抵达中国几个月后，德国主教团也邀请弥维礼神父照顾在京和在沪的德语教友团体。从1987到1996年间，弥铎每周都会在北京的德国使馆，偶尔也到上海为德语教友团体举行弥撒。1996年，孙志文神父接替弥维礼神父开始照顾服务在京的德语教友团体。
起初，在德国大使馆参与弥撒的教友大约在三四十人至七八十人中间，有时百人左右。在菲律宾大使馆有100—200多人参加英文弥撒。参与英文弥撒的教友既有来自亚洲、大洋洲，也有来自欧洲和非洲的各国使馆。
2004年，科隆教区柏寒夕神父（P. Michael Bauer）被教区委派来华学习，并逐步接管了在华德语教友们的牧灵工作。在柏寒夕神父的倡导推动和德国主教团海外牧灵委员会时任秘书的关心祝福下，2006年德语教友团体——“圣福若瑟团体”在京正式成立。从此，在京德语教友团体终于有了一个正式名称。目前，两位德语教友分别负责团体的财务和礼仪，柏神父为该团体的神师兼负责人。同时，这位来华7年的科隆教区神父每年穿梭于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无锡、苏州等地，为各地德语教友们提供定期或不定期的牧灵服务。
在华参与德语主日弥撒的数量统计（2011年6月15日）
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中德科技、文化、教育、经济、贸易和商业等领域的广泛合作中，来华学习、旅游和工作的德国人越来越多。如，近年来一些德国公司纷纷落户于沪，致使当前德国人在上海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在香港和新加坡的德国人数。其中，在沪的10,000名和在京的6000名德国人中分别约有3000 与2000名天主教教友。
在北京约有80位德籍教友参与主日德语弥撒；在上海约有100位德语教友参与主日德语弥撒；另外150位德语教友在大陆不同城市参加当地不定期的主日德语弥撒。德语团体神师柏寒夕神父认为，德语教友约占在华德籍总人口的1/3。通过主日弥撒与团体聚会，德语教友团体既遇到了一些困难，也形成了一些特点：
来自神师、主日弥撒时间、地点和教堂上的困难：目前，中德教会只有一位讲德语的神父在华服务七地的德语教友。除在上海借用教堂外，其他地方的德语教友团体只能在使领馆和德籍教友住宅或饭店举行弥撒。虽然德语教友团体每两周在上海伯多禄教堂举行一次母语主日弥撒，但下午3点不是聚会的最方便的时间。同时，在沪德语教友集中居住的区域与举行弥撒的教堂距离比较远，导致一些教友无法参与。目前，在京沪两地参与主日弥撒的德语教友不超过200人，说明在华德语教友牧灵工作面临着自身与外在环境的双重困难的挑战。25
德语教友团体人员流动更换频繁带来的挑战：由于来华德语教友大都是德国公司的外派员工，一般在华工作居住时间约为3—5年，导致德语教友团体每几年就会更换大批成员。按神师柏铎的话说，“这是在华德语教友团体必须面对的一个长期挑战。”即使如此，德语教友们还是希望有机会以母语聚会分享与庆祝弥撒，寻找心灵的平安。
德语教友年富力强：在华德语教友相当年轻，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这与在德国国内进堂参与弥撒的教友年龄相对较高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他们都是公司的外派职员，属于高收入、有车、有房、有司机、有保姆的阶层，其团队具有丰厚的经济实力，也充满活力朝气，因此，有能力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并外出朝圣。26
德国教会的重视与强烈的团体归属感： “德国主教团海外牧灵委员会”以及科隆教区非常重视在华的德语教友团体及其牧灵。2011年5月15日，德国海外教友牧灵委员会主席、科隆教区的辅理主教郭海诺（Bischof Dr. Heiner Koch）亲自来华，在北京王府井东堂与德语教友共同庆祝“圣福若瑟团体”成立五周年。
一位德籍神父在华定期探访和联系，并以母语服务，同时，祖国的神长还不断来华关心慰问，这对于客居异乡的德语教友们的信仰生活是有形可见的鼓励。德国教会的做法既有必要，也非常重要。德语弥撒在丰富其信仰生活的同时，也为德语教友们提供了一个重温乡情与友情的好机会。
显然通过德国教会及其德籍神师在华的牧灵关心与服务，有效地帮助了德语教友们的信仰生活，加强了大家的教会团体归属感。
案例六：在华韩籍教友团体面临的牧灵困难
目前，在中国的22座城市的教堂或堂点（住宅、饭店、单位会议室）为韩国神长教友提供主日弥撒牧灵服务。27 上述的地区基本上每个主日或周六举行韩文弥撒。其中在北京的东交民巷堂，主日上午有两台韩文弥撒，在上海的两个堂、青岛的三个堂、广州的两个堂、杭州的两个堂，每周都有主日弥撒，而在无锡和张家港暂有聚会堂点，每月一台弥撒。28
据不完全统计，在华参与韩语主日弥撒的韩籍教友约有5090人。29 遇到教会的节日如复活节时，来参与弥撒庆祝的韩籍教友会增加一倍多。因此至少有上万名在华韩籍教友参与教会大瞻礼的弥撒庆祝。据在京沪服务的韩籍吴相直神父（Fr. Benedictine O Sang Jik）和林凡钟神父（Fr. Francis Lim Beom Jong）介绍，其他韩籍教友因韩语弥撒时间和地点不方便等原因，可能选择参加附近堂区的英文或中文弥撒，也有的可能因条件所限而无法参加。
信德所的统计显示，除吉林省长春和延吉两地有中国司铎为韩籍教友主持韩语弥撒外，在其他12个城市的韩语弥撒均为韩籍司铎主持。这说明韩国教会重视对在华韩籍教友们的牧灵服务。不过，相对于韩国教会外派司铎总数，来华数量不是很高。
据在华攻读博士学位的成宰基神父（Fr. Paul SUNG Jaeki, KMS）介绍，目前，14位韩籍司铎在港澳台服务， 30多位来自教区与修会的韩籍司铎在大陆全职或兼职服务韩籍教友。30 其中，近20位来自教区或修会的韩籍司铎在华负责专职照顾韩籍教友的牧灵工作。据林凡钟神父介绍，大邱总教区派来的司铎最多，有13位，水原教区（Suwan）派有3位，仁川教区（Incheon）派有2位，大田（Daejeon）、安东（Andong）、耶稣会、耶稣苦难会（Passionists）各派有1位司铎。
京沪之外，在华参与韩文弥撒的韩籍教友数量统计
同时，10多位韩籍神父在大陆学习语言或攻读硕士及博士研究生学位，还有部分神父从事社会服务工作。如，韩国外方传教会的神父来华后要轮流到中国南方山区探访和服务麻风病患一段时间。前方济各会士，现仁川教区的韩籍司铎申东旼神父自1997年起曾在华多年服务麻风病患。
根据韩国主教团的统计资料显示，2010年韩国教会向海外派遣司铎330位，以在美举行韩语弥撒的114个堂区或会所为例，远远高于在华做牧灵服务的19位司铎和22多个教堂或堂点。31
在韩国本土，教友们参与（主日）弥撒的比例为27.2%。身居海外的韩国教友因远离祖国家乡，其进堂参与弥撒的比例一般高于本土，但现实是，在华参与主日弥撒的韩籍教友人数远远低于韩国本土进堂人数。
调查显示，数个原因导致在华韩籍教友参与弥撒低于其国内：弥撒时间和地点不适合，举行韩语弥撒的堂区和聚会点少，在华服务的韩籍司铎数量和堂点有限等。在华韩籍司铎团秘书林凡钟神父认为，在华韩籍教友大都属于暂时居住者，没有深厚的团体归属感，因此，他们对于韩籍教友团体的参与、建设以及奉献都很有限。
目前，在华韩籍司铎通过韩籍教友们及其公司获得签证及临时居留证，再通过各地教区或堂区以及中韩教友们的协调得到了当地宗教主管部门的默认或默许，韩语弥撒得以举行，韩籍教友们获得牧灵性照顾。但就目前的政策和环境，大批韩籍神父来华为其侨民从事牧灵工作还存在很多困难。
因此，包括韩籍教友在内的外籍教友们的存在及其牧灵需要，应该引起政教双方的关注和重视，从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出发，进一步开放更多的宗教场所，提供更便利的条件，妥善解决外籍教友们的牧灵困难问题，满足其合理的正常需要。
案例七：京津沪外籍侨民牧灵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北京就有外籍司铎为外籍教友们不定期或定期地在大使馆举行外文弥撒，在外籍侨民教友们的积极参与下，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外语教友团体。 从1980年代后期，德籍圣言会士弥维礼和孙志文二铎较早定期在京为各国外籍侨民教友主持英语、德语、西班牙语和法语的主日弥撒。
1997—2004年，美籍方济各会的何光亚神父（Rev. Albert Haas, O. F. M.）曾在京数年负责英语团体弥撒。当何神父2004年1月离开时，大约有来自27个国家的800位教友参加英语弥撒。在何铎服务期间，他使英语教友团体得到了很好地发展、组织，并涉足慈善。32
2004—2006年，爱尔兰遣使会罗纳庆神父（Rev. Joseph Loftus, CM）应英语教友团体的邀请担任其神师。期间，在罗铎推动下，“北京中华圣母团体”（OLC, Beijing）名称成为了北京国际英语教友团体的正式名称。从2006—2009年，另外一位美籍司铎为该团体的神师，至今他还在帮助北京教区的英文弥撒。因租赁弥撒地较为困难，北京中华圣母团体从2009年开始搬到北京王府井东堂举行弥撒。东堂本堂被北京教区主教任命为该堂英文弥撒神师，北京中华圣母团体的身份与发展面临调整。
在京参与外文主日弥撒的外籍教友统计（2011年6月15日）
由于众多驻华使馆和外资机构以及留学生生活在首都，北京教区很早就设有“外事办公室”。近年来，教区将南堂、东堂、西堂和东郊民巷4座教堂向外籍侨民团体开放，在南堂还成立了“国际堂区”，中外司铎合作为外籍教友们提供不同语言的主日弥撒及牧灵服务。
北京的法语弥撒原来在南堂，2011年5月1日，正式迁往西堂（西直门加尔默罗圣母），每主日上午11点举行。一般在京法语教友都带孩子合家来参与弥撒，辅祭的均为儿童，弥撒中孩子们手持电蜡烛和饼酒礼品，列队去祭台前奉献，并留在祭台边参与弥撒。感谢很多有空的志愿者，使法语教友团体得以在平日为孩子们开办要理课程。目前，法语弥撒的神师为一位荷兰籍的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司马岳神父（Fr. Jos Simons, M.E.P.）。为领洗、开圣体、坚振和婚配及领受病人傅油圣事，每年堂区教友们都会热心准备。近年来多个团体得以组建，活跃团体经常聚会祈祷，包括朝拜圣体。法语教友们非常感激欢迎他们前来西堂并以多种方式照顾他们的西直门堂区神长教友。中国教友为法语教友弥撒唱经班的弹奏风琴，使中外教友们的团结友谊得到加强。
2007年四旬期，在罗纳庆神父的建议下，天津西开本堂张良神父邀请罗铎在其堂区试开英语弥撒。鉴于英语弥撒服务效果好，张铎随与政府协商，正式在西开堂开始了主日英语弥撒。同时，服务英语外侨教友的天津中华圣母团体（OLC，Tianjin) 相应成立。2008年，菲律宾籍石神父(Fr. Francis Cruz, CM)应邀专职负责该堂英语弥撒。每个主日约有500名外侨教友参加，团体在每月为堂区奉献3000元人民币水电暖费的同时，还担负神师的工资和团体的行政支出。天津西开堂区的中外司铎以及外侨教友团体的愉快合作值得推崇。
同样作为国际都市的上海教区，在先前“外事办公室”的基础上，最近还设立了“外侨牧灵服务组”，并按照有关法律条文开放了五座教堂（重庆南路伯多禄堂、徐家汇主教座堂、董家渡方济各•沙勿略堂、张家楼圣堂和金家巷圣堂）为外籍教友提供不同时间段的外文主日弥撒及牧灵服务。在沪参与各种外文弥撒的外籍教友人数最多，数量居全国其他城市之冠，凸显了对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外侨牧灵服务的重要性。
目前，上海是内地唯一设立“外侨牧灵服务”组织的教区。值得兄弟省市教区以及全国教会注意和学习。
其他省市地方教会根据外籍教友们的需要，也在当地教堂提供了主日弥撒及牧灵服务。一些地方教会与外籍神长教友没有联系，也没有申请许可，以致不能有规则地举行主日弥撒而只能在教友们的住宅、当地饭店和驻华的外资机构举行圣祭。
在沪参与外文主日弥撒的外籍教友统计（2011年6月15日）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各地教会的留学回归司铎与一些外籍司铎全职或者兼职合作照顾着这些外籍教友。除一批韩籍司铎专职在华服务韩籍教友之外，还有一些讲法语、德语、韩语、印尼语、意大利语、波兰语和西班牙语以及英语的修会与教区司铎在华专职或兼职照顾其各自语言的教友们。当然，更多为外籍教友们提供以英文为主的外文主日弥撒及牧灵服务者为中国司铎。33 这个现象说明，过去20多年，一批中国司铎在海外的陶成培育已结出了硕果。这为协助中国教会的海外教会以及中国教会自身来说都应该感到欣慰。
虽然外籍教友由于工作繁忙、学习紧张、居住地与弥撒堂区相距较远等原因，导致参与其母语团体主日弥撒的次数有限，但每遇教会节日，很多外籍教友还是比较喜欢选择参加其母语教友团体的弥撒庆祝。如在平常主日，仅有40人在北京参与波兰文弥撒，约100和80名德语教友分别在上海和北京望主日弥撒，但一遇大瞻礼，波兰与德语教友人数将会翻倍。如2011年复活节，有150位波兰教友在北京参与波文弥撒，分别有300名和160名德籍教友在上海和北京参与团体弥撒。另外，去年圣诞，也有500和300名德籍教友在上海和北京参与弥撒。
在华外籍教友参与其母语主日弥撒者仅占1/3左右，还有1/2至2/3，即约有2-3万外侨教友，无法或没参与主日弥撒抑或参与了其他语言的弥撒。这说明外籍教友的牧灵工作还有待加强，地方教会应该提供更多方便，包括主日弥撒时间地点，以方便外籍教友们聚会祈祷。
虽然外侨教友去中国堂区参与弥撒，会经验到人数较多，气氛热烈，一些弥撒时间比较方便适中等优势，但为很多外籍教友来讲，参与中文弥撒存在语言障碍，缺少（讲母语教友）团体的归属感。因此，中国神职人员必须明白，会用外文证道，会做一台外语弥撒，只是外侨牧灵工作的一部分，以其母语进行分享、交流、关心，根据其传统和民族性格心理组织一系列的牧灵活动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工作。因此，中外神职在华合作照顾外侨的牧灵需要愈显重要与必要。
很多教区或堂区与外侨教友团体就弥撒时间和地点（借用教堂）达成了合作协议，时间和地点的选择，应尽量方便外侨前去参与。一般，外侨团体一方面要给所在堂区或教区支付协议内的费用，同时，还要担负外籍神师的交通、食宿、工资，以及团体自身的日常行政开支。34
虽然中外神职合作服务在华外籍侨民教友团体的模式正在逐渐形成，但除了宗教政策之外，在合作为在华外籍侨民教友团体服务的同时，中外教会及其神长教友间的合作方法问题逐渐出现了。其实，中外教会内部的相互理解、接纳、合作，与外在政策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外在的环境、法规和政策肯定会影响对在华外籍侨民的牧灵服务，但如果教会内部无法达成相互理解、接纳、合作，那么，教会内部的不合作或误解同样会严重阻碍对外侨的牧灵服务。合作牧灵将逐渐摆上中外教会的议事日程，成为需要关注和重视的的重要问题。
在华外侨教友背乡离井，一如中国移民教友一样，同样需要获得（中外）教会的关注、关心和灵性照顾。
随着中国和平、稳定和持续发展，今日在华外侨教友团体，日后势必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各地教会不同语种的外侨堂区。与其今天视而不见这些外侨团体的存在，忽略了其需要，迫使其不得不在注册教堂之外活动，倒不如及早为其提供公开透明化的崇拜场所，这为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和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建设稳定和谐社会，带动经济发展都将有益无害。
V.海外华人华侨移民牧灵及福传机会
目前，世界各地大约有5千万华人或华侨移民。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至今，中国产生过三波海外移民潮：八十年代以劳工输出为主的第一波移民潮，九十年代以技术为主的第二波移民潮和今日以社会精英和富裕阶层投资为主的第三波移民潮。无论最初的劳工输出、留学就业，还是今日的社会精英移民与新富阶层的投资移民，他们都需要通过语言关，克服文化传统的隔阂，逐渐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尤其，短期的留学生、海外打工、访问交流学者在异国他乡生活、学习、工作都面临了众多挑战。与此同时，无论长期定居与就业的海外华人华侨移民，还是短期留学工作的华人，已经在海外形成了一个新的华人福音牧场。
目前，中国教会还没有力量关心照顾海外华人教友团体的牧灵福传工作，一些华人所在的国家，其教会对于当地华人牧灵福传服务的力度也有待加强。如，在德国仅有两个华人天主教团体，其一为“天主教萊茵区华人团体”，隶属科隆教区国际团体牧灵委员会，目前，由德国圣言会负责照顾。35 其二为“慕尼黑天主教华人团体”，隶属慕尼黑总教区外国人牧灵委员会，该团体同时获得了三个修会团体（圣言会、本笃会和方济各会）的关心支持。与此同时，两地华人团体均归属德国主教团外侨牧灵委员会。36 虽然今天的莱茵地区华人教友团体在圣奥古斯丁或亚琛等地的聚会最多时约有150名教友参加其活动，慕尼黑华人教友团体平时30多人，最多时大约130人参加聚会活动，37 但华人天主教在德国的两三个聚会点与“基督新教华人团体在德国的60个聚会点、查经班、团契”根本无法相比，差距相当悬殊。38 其中原因，当然不是德国的政教关系或当地有无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因，而是，中德教会自身对牧灵福传的认识和重视都还不够。德国教会对于在德华人的牧灵福传工作还有待加强，当然，中国两岸三地的教会更需要关心和照顾在德华人教友团体。据说，除在德国留学的华人神父们的短期兼职服务和个别华人神长的来访之外，中国教会无论大陆，还是港澳台都无力派出传教士去德国服务华人教友团体，及对旅德华人移民开展牧灵福传工作。
现在的德国两个华人团体的前身均为服务华人学生的团体。这与初期中国教会重视知识分子牧灵福传的传统一脉相承。回顾历史，中国教会和众多传教修会需要反省和奋起急追。
16世纪以来，利玛窦以及无数的传教士离开家乡，不畏艰险，奔赴遥远的中国宣传福音、以爱德见证信仰、建立和发展教会。多少传教士为中华教会奉献终生！多少传教士为中国人的归主而血洒异乡！
时至今日，因中国对外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从国家宪法、法律与宗教政策上，不允许外籍传教士在华公开从事传教工作。为此，不少国际修会团体一直抱怨无法以传教士的名义正式而公开地进入中国，更无法在华取得合法的传教身份。
然而，从1977年以来，一批批的中国社会精英不断走出国门，留学、移民或旅居海外。海外传教修会及海外地方教会是否关注了其身边的华人华侨移民，将福音的种子播撒在他们的心田？要知道，一旦一批批社会精英皈依基督，不管他们回归大陆，还是身居海外，抑或偶尔回国省亲，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福传效果将事半功倍，甚至还将实现利玛窦等前辈传教士们的文化福传目标。
因此，在海外大中小校园和华人聚居区大力宣讲圣言、加强牧灵照顾，通过爱德见证福音，应成为海外地方教会、传教修会以及中国教会共同关注的使命。同时，大陆各地的基层教会在重视与承担海外牧灵福传任务的同时，也要同步关注在海外读书工作期间领洗皈依者回国后的牧灵跟进照顾。这需要海内外教会以普世大公教会的胸怀相互配合，无私合作。
结 论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与提高，中国的流动人口和各类移民数量还将继续增加，乡村人口还会继续减少，城镇人口还将继续上升，城乡人口差距将会再次拉开。虽然中国当前的城乡人口接近持平，但城乡人口将会再次拉开。不同于中国有史以来的现象，乡村人口始终多于城市人口，往后，城市人口将越来越多于乡村人口。
面对庞大的移民数量和巨大的流动人口的出现以及城乡人口的快速变化，中国地方教会以及海外教会正在通过关心、探访和成立教友小团体等形式来积极面对各种移民问题与其带来的牧灵挑战。一些教会办的社会服务机构也尝试为各类移民提供帮助。虽然其回应值得肯定和鼓励，但其关注和行动力度不够大，尚需加强。未来中国各地新建教堂应该考虑城乡教友人口的分布趋势，中小型教堂将方便社区居民的参与。
通过这次在全国教会范围内的采访、调查和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基层教会对移民问题进一步注意和重视，促使一些没有行动的地方教会开始思考行动，尤其提醒基层教会，不能只停留在抱怨“（乡村）堂区没人了，教友们都走了”的层面，而要积极行动起来，去继续关心外出移民教友，与移民地教会合作照顾其牧灵需要。事实上，过去二三十年的移民现象为以农村教会为主的中国教会来讲，移民潮来得很快，冲击力很大，中国教会还在自我适应和调整的过程中。很多神长教友很希望了解、学习海外教会在照顾移民牧灵方面的经验。德国和韩国主教团及一些海外教区或国际修会始终重视照顾其在华侨民的牧灵福传，值得中国教会思考和学习。
无论“温州在沪教友联谊会”、“永年在沪基基团”，还是在华的德语“圣福若瑟团体”与英语的“中华圣母团体”，抑或在华韩侨教友堂区，各种教友团体和外侨堂区的生命力及成功的发展模式都值得借鉴、推广和学习。当然，这些模式的实现需要团体自身、家乡教会、移民所在地教会多方间的相互理解、接纳、合作，共同参与、支持、付出，如此，小团体才会有活力及生命力。虽然一个开放而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合理的宗教法规政策对海内外教友移民及其牧灵工作非常重要、影响巨大，但从过去的经验和发展趋势看，中外教会的相互理解与密切合作也同样极为重要。
目前，除上海教区设立了“外侨牧灵服务组”之外，各地基层教会鲜有关注和设立组织以关心内外侨教友移民。因此，中国天主教会应该及早关注移民问题，设立“移民与海外牧灵委员会”，推动海外教会关注和重视海外华人华侨的牧灵福传。
虽然暂时中国教会还没有力量向海外华人团体大批派遣传教人员，但应该引起重视，日后不但教区，而且，全国教会应成立中国自己的传教修会，既可以在大陆内地东西南北根据需要调派会士司铎，还可向海外派出中国司铎。中国教会不应该只是一个只会接受的地方教会，还要（从传教力量上）有为普世教会付出的胸怀，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能输出传教力量的成熟的地方教会。
注释：
1 1992年4月，全国人大（七届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1993年8月，国务院颁布《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确定了移民安置、安置区及淹没区管理、移民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扶持措施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参考刘刚：《三峡移民想回家》，2009 年12月25日，中国新闻网。
2 李志全《南水北调河南8.6万移民将在3个月内迁移》，中国网，2011/5/6。
3 《南水北调中线郑州得水最多 南阳16点2万人移民》，环球网，2010年06月19日。
4 《陕西启动涉及240万人移民工程 规模超三峡移民》，2011年05月10日，经济观察网。
5 《陕西拟十年移民近280万人 扶贫搬迁资金成难点》， 2011-05-26， 新浪网。
6 《关注春运：25亿次人口大迁移》，2010年2月22日，北京电视台。
7 《人口普查几年进行一次，我国共进行过几次人口普查》，2010年4月19日，国家统计局网，普查数据。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发布》，2011年4月28日，国家统计局网。
9 参见《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1号）》，2010年04月19日，国家统计局网站。
10 《中国内地总人口13.39亿——10年增长7000余万 城乡人口接近持平》，2011-04-29，《京华时报》A04。
11 其中，“读书就业”是指在外就读大中专的大学生、大专生、中专生等高中以上的学生或毕业后在国家企事业单位或公司正式就业者。
12 《外出务工教友信仰生活调查：莫让“群羊”成“亡羊”》，载“信德”2011年6月1日第16期，总第447期，第2版。
13 这部分材料摘自《外出务工教友信仰生活调查：莫让“群羊”“亡羊”》一文。
14 《同路人之家章程》第五条。
15 同路人之家章程》第六条。
16 《零距离接触永年教友上海基基团》，刊载在“信德”第2版，2007年（8月10日）第23期，总第310期。其章程参考信德网： http://www.xinde.org/
17 同上 《零距离接触永年教友上海基基团》。
18 《上海：（永年）基基团举行5周年庆典》，2010-12-17，信德网。
19 参考：若望保禄二世2001年第87届世界移民及难民日文告； 本笃十六发表《在真理中的爱德》（Caritas in veritate）通谕，信仰社网2009-07-11：http://www.fides.org/aree/news/newsdet.php?idnews=4325&lan=chi。
20 参考联合国网：http://www.un.org/；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guoji/209/1998/index.html。
（目前，中国尚未与国际移民组织建立正式关系，从2001年开始是该组织的观察员。梵蒂冈圣座2011年正式成为了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的成员国。
21 苏雪峰《2010年我国出入境人员达3.82亿人次》，载《人民公安报》，2011-01-13，参考公安部网。
22 在华共有330位教友参与德语弥撒：北京和上海各有80和100位，其余150位来自其他几个城市。在华共有5090位韩籍教友参与主日弥撒，京沪约有1400位，其他城市约有3690位。详见下面的专题。
23 在华“德语教友们”包括参加德语弥撒的德国、奥地利、荷兰、瑞士和意大利等国人士。
24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应阿根廷大使的邀请，弥神父开始每个主日天在阿根廷大使馆内用西班牙语举行弥撒；自1992年9月后又搬到智利大使馆内继续举行西班牙弥撒。1989年六四学潮爆发后，两位德籍神父一起在阿根廷大使馆内住了几天，弥神父也在那里用西班牙语举行弥撒，许多大使教友和使馆官员都来参与弥撒。同年，孙志文神父也应菲律宾大使的邀请，在菲律宾使馆内开始了英文弥撒。由于参与弥撒的人越来越多，不久后他又在加拿大使馆内开始了第二台英文弥撒。也是在八十年代末，弥神父首先应贝宁外交官员的邀请，开始每个周六用法语做弥撒，由此而吸引了大量讲法语的非洲教友参与。在此后的几年内，包括法国使馆在内的所有讲法语的使馆都开始轮流提供举行弥撒的场地。1992年，当弥神父因故而离开北京几个月的时间，孙神父也为德语、西班牙语和法语团体举行弥撒。
25 在华德语进堂教友人数少，既有时间、地点和距离等客观原因影响，也有全球世俗化的挑战影响。
26 北京德语教友团体经常组织聚会活动，如2011年5 月8日，柏寒夕神父曾带领41位讲德语的教友前往山东济宁戴庄，到其团体主保圣人福若瑟的墓地朝圣，并在附近圣堂为这些讲德语的教友们举行了弥撒。
27 北京、上海（金家巷和伯多禄堂）、天津、广州（石室与东莞）、深圳、杭州（杭州与义乌）、南京（主教座堂与无锡）、苏州（主教座堂与张家巷）、青岛（主教座堂、城阳、黄岛）、烟台、威海、沈阳、大连、长春、延吉和哈尔滨等。
28 这些资料分别为有韩文弥撒的教区或堂区以及在华服务与学习的韩籍司铎们分别提供，在此谨致谢意。
29 虽然在北京和上海登记的韩籍教友各有1500名，但实际到北京东郊民巷堂参与两台韩文主日弥撒的教友约有800名；在上海重庆南路伯多禄堂约有400名，在浦东金家巷堂约有200名。在天津某宾馆举行的主日韩文弥撒约有300位韩籍教友参加。加上其他韩籍教友，共约有5090位教友参与主日韩语弥撒。
30 目前，3位韩籍神父（一位教区神父和两位修会神父）在澳门从事牧民服务。韩国外方传教会分别向香港和台湾派出了11位传教士（2位在香港教区，9位在台湾新竹教区）服务。在大陆的韩籍教区神父多于修会神父。
31 参考韩国主教团网资料 “Statistics of Overseas Korean Catholics 2010,” published by the CBCK’s Committee for the Pastoral Care of Koreans Living Abroad on February 17, 2011.
32 为满足这些英语教友们的需要，何亚光神父每个周末为其举行三台英语弥撒。2003年复活节期间，也是第一次，何铎获得许可为修完了两年坚振课程的教友施行了坚振圣事。在何铎发起成立的一个特别委员会的管理下，堂区50%的奉献捐给了大陆各地的慈善事业。
33 这些修会团体分别为SVD, CM, MEP, Columban, PIME, Oblates, Claretians等，同时，也有海外教区司铎在华服务。
34 在主日弥撒献仪上，北京的法语教友团体每月给西堂堂区3000元的献仪，韩籍教友团体每台弥撒向东交民巷堂区奉献1300元；北京其他堂区的外文弥撒献仪一律上缴教区。原则上，上海教区的所有外文弥撒献仪也是一律上缴教区。个别外侨教友团体因原因，与上海教区另外达成合作协议。
35 “天主教萊茵区华人团体”由流亡德国的圣言会士华裔牧人张维笃主教（河南信阳教区主教1941-1949）于20世纪60年代在科隆成立，今圣言会万廉神父为该团体的神师。参考：http://www.gckr.de
36 “慕尼黑天主教华人团体”由圣言会仲磐石神父 (P. Peter Gerhards, SVD, 1912 - 2000)于1980年在慕尼黑为当地的华人学生成立，其前身为“慕尼黑中国天主教学生团体”。2001年该学生团体经慕尼黑总主教区的批准，正式成为该教区专职服务华人天主教的外籍信仰团体。目前，该团体归属慕尼黑总主教区外国人牧灵委员会，德国方济各会Othmar Noggler神父任该团体的神师。参考：http://www.kahuaren.de/index.htm。
37 这两个团体在圣奥古斯丁和慕尼黑等地每月或每季度提供一次中文弥撒聚会、周日的小型慕道学习，偶尔外出参观活动等，但这意味着其他地区和城市的华人教友除了参加这两地的中文弥撒外，旅德华人只能到当地教会参加德文弥撒或慕道学习。
38 目前，在德国约有20万华人，基督新教在各个城市有60个华人教会的聚会点、查经班、团契等。 参考：南德基督教斯图加特华人教会网站。http://stuttgartjiaohui.de/ 有关德国华人基督新教信息，感谢魏洁神父的论文资料及分享。
新闻链接：特稿：中国教会回应移民问题（提纲）
独家报导——外出务工教友信仰生活调查：莫让“群羊”成“亡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