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与近代黑龙江社会

                                                                           天主教与近代黑龙江社会
                                                                          ——以瑞士白冷外方传教会为例
                                                                                                                                                          刘锐  范凡
摘要：
     天主教对近代黑龙江社会发展进程有着深刻影响。
    天主教在东北地区的传播最早可追溯到13世纪末元朝时期，天主教传入黑龙江地区始于19世纪初的清朝。黑龙江天主教的传播“完全因移民关系”，因此，黑龙江天主教特点是先有教友，后有神父和教会。以瑞士白冷外方传教会在黑龙江传教历史为例，在农村，天主教会神父融入移民垦荒的洪流里，购买荒野，招募贫寒移民垦屯，形成以教堂为中心的教育、医疗、社会救助机构完整、富庶的基督教自治屯。在城市，以教育和社会公益为手段，创办教会完全中、小男女学校，创办教会医院、幼儿园和老人院，因此，天主教对黑龙江近代社会的文明、进步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天主教，白冷外方传教会，英贺福主教、华北中学、江桥抗战

    天主教在东北地区的传播最早可追溯到13世纪末元朝时期，天主教传入黑龙江地区始于19世纪初的清朝。近代以来，随着外国列强的入侵，天主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日益加深。由于地理条件和社会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天主教在黑龙江地区的传播要晚于关内地区，但是天主教在黑龙江地区的发展非常迅速，特别是瑞士白冷外方传教会到来后，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不仅推动信教人数的快速增长，也带动了黑龙江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一、天主教进入黑龙江地区
     历史上居住在黑龙江地区的女真、蒙古、达斡尔、鄂温克等少数民族，相信“万物有神灵”，主要信奉原始宗教萨满教。鸦片战争以后，关内大批山东、河北等地闯关东的汉族流民迁入，随着流民的不断移入，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等宗教开始在黑龙江地区广泛传播开来。
    近代社会移民文化的特点是多元性与包容性，这一点在黑龙江地区的宗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近代黑龙江地区既有强势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也有佛、道、伊斯兰和喇麻教信仰，还有城隍、药王、娘娘等各种各样的民间信仰。这些信仰有的是本土的，有的是通过内地移民引进的，有的则原来存在而因移民的到来又不断壮大。清朝末期天主教广泛在黑龙江地区传播，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教区是天主教的基本组织形式。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攫取了澳门居住权，1576年1月23日，罗马教皇额我略十三世宣布澳门教区成立，中国教区由此开始产生，从此，澳门成为欧洲天主教会对中国内地传教的基地。
1583年，天主教耶稣会派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他用十年时间学习中国语言，然后攻研中国古代经典，经、史、子、集皆晓其义；结交中国明朝政府文人、学士，通过译书和示范，把西方天文、地理、数学、医药、机械，以及制作枪炮的技艺介绍给中国。他翻译的西方数学、天文等著作，都献给明朝政府，因此，利玛窦很得明朝神宗皇帝的器重。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利玛窦终于使部分中国人开始消除疑虑，受洗入教。天主教逐步深入内地，打开传教局面，使天主教开始在中国扎下根。
清朝顺治皇帝时，对负责修订历法的德国籍耶稣会士汤若望特别敬重，称呼他为“玛法”（满语：父亲）。康熙皇帝亲政后，任命汤若望的助手南怀仁神父主持天文、历法事务。康熙皇帝对西学有着强烈的爱好，每天都要与南怀仁、徐日升、闵明我等传教士一起讲习，同时对基督教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1689年，康熙皇帝反击沙俄侵略的战争取得了胜利，清朝政府派代表团赴黑龙江尼布楚与沙俄进行边境问题的谈判，“因为互相不了解对方国家文字，最后决定用第三方文字——拉丁文进行谈判，拉丁文是当时欧洲最有影响力的语言”。 清朝政府要派精通汉、满、拉丁3种语言的官员去谈判，于是，康熙皇帝任命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佟国纲为钦差大臣，派耶稣会传教士徐日升、张诚作为翻译跟随中国代表使团前往尼布楚谈判。康熙皇帝在给索额图的谕旨中写道：“朕鉴于所用西人，皆忠贞可靠，足资信赖，特令徐日升、张诚随尔前往俄国”。在与沙俄进行边界谈判时，特别是在勘察两国边界时，徐日升断然拒绝了俄国代表的要求，没有在条文上增加有利于俄国的内容，表示忠实于清朝皇帝。他们所签定的《尼布楚条约》基本上维护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得到了康熙皇帝的尊肯。①因此，徐日升、张诚成为最早进入黑龙江的天主教传教士。
　　据史料记载：“康熙皇帝时，南怀仁神父作为康熙皇帝的扈从两次到东北旅行。在南怀仁的日记中记载了在东北各地有几代天主教徒。此时，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张诚和白晋都是精通满文的学者型传教士, 对满文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们把各种汉文书籍翻译成满族语, 还刊印了浩瀚的辞书《靼坦满族语词典》，出版的一系列重要著作，留下了有关东北的各种著述, 这些著述对西欧学术界了解中国东北起了重要作用”。②
    据瑞士白冷外方传教会贝克曼博士撰写的《黑龙江》记载:“1709 年, 传教士雷孝思、杜德美和费隐奉清朝皇帝之命来到东北、蒙古各地勘测, 制作地图”。“1710 年，这三位耶稣会的神父从北京来到齐齐哈尔”。③
1693 年, 东北地区成为北京教区的一个教域。当时, 河北、山东等地的许多天主教信徒开始移居到东北各地, 因此, 北京教会派遣一位中国籍神父到东北各地巡回布教。
    1838 年8月14日, 热衷于海外传教的罗马教皇格列高里16 世决定：把中国东北三省和蒙古规划为一个独立的教区——“满蒙教区”(1838—1898)。东北三省与北京教区脱离，划归为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区。任命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神父方若望（方克又名毕罗尔Mgr. Verrolles 1805-1878）为主教负责统辖。方若望成为满蒙教区的第一任主教。据方主教的调查书中记载：“当时，在东北地区的天主教信徒的人数达到3619人”。④
1840年8月28日，根据罗马教皇格列高里16 世教宗谕令，满蒙教区划分为蒙古教区和满洲教区，蒙古从满蒙教区分离出去成为一个新的独立教区。“奉天、吉林、黑龙江即今天的东北三省也成为一个新的独立宗座代牧区——“满洲教区”，满洲教区仍属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区。
1898年5月18日，根据罗马教皇良十三世谕令，满洲教区分为南北两大教区，即南满教区和北满教区，委任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神父纪隆(Laurent Guillon1878—1900在中国)为南满教区主教，统理南满奉天教务，总堂设在沈阳。委任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神父兰绿叶（Francois Lalouyer1850-1923）为北满教区主教，统理北满吉林、黑龙江两省教务，总堂设在吉林市。南、北满教区仍属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区。
1924年12月3日，南满教区改为奉天教区，主教府设在沈阳。北满教区改称吉林教区，主教府设在吉林市。
二、天主教在黑龙江地区的发展
    黑龙江天主教的发展传播“完全因移民关系”，因此，天主教在黑龙江地区形成了其特有的传播和发展格局，黑龙江天主教特点是先有教友，后有神父和教会。
鸦片战争后，分管满洲教区传教的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开始派传教士正式到黑龙江地区进行传教，天主教在黑龙江地区不断发展起来。
   清朝后期，由于中原地区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加之地少人多，为了求得生存，大量河北、山东等地的贫苦农民跋涉千里前往东北地区进行垦荒以求的生存。山东、河北一带由于受到外国西方殖民者入侵较早，传教士广布，信徒众多，因此，在这些移民中不乏信仰天主教信徒。这些天主教信徒来到东北地区，不仅开垦了土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而且为东北地区带了本土以外的信仰。这些天主教信徒在移民的总人数上所占的比例很少，分布上较集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天主教村庄，这些村庄最初由于没有传教士的到来，天主教仅限于家庭内部的传播。因此，天主教传教士到来东北以前，东北地区的天主教虽然有所发展，但是其信众的来源只是关内移民，并没有在民众中广泛传播。
    据瑞士白冷外方传教会贝克曼博士的《黑龙江》记载：“1845年，法国天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派宝神父（P.de la Bruniere 1816-1846）神父到黑龙江省的松花江和乌苏里江一带进行传教，在黑龙江附近传教时被打死，尸体扔到了黑龙江里”......“1861年，巴黎外方传教会又派袁神父（Ch.Vennault）和艾神父（J.B Franclet）到黑龙江一带传教，他们乘船沿松花江视察教务，制定了传教计划”。⑤
　  之后，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Louis Couraux神父来到黑龙江巴彦州开始传教，1874年，在巴彦城德化街路北，买土地建立天主堂，信教男女有582人。1879年，又在木兰县石头河子西北隅曾设一处天主教堂。到1914年，巴彦有男女教徒654人。
1864年，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约瑟芬神父到阿城传教，在城内北门里修建教堂1幢，当时有教徒350人。1898年，在哈尔滨设立阿城天主堂分堂， 1901年3月15日，在哈尔滨道外傅家店南勋六道街4号购房基地一块，于同年9月15日天主堂竣工，1902年4月29日，北满教区主教兰禄叶到此举行祝圣礼。
　　1906年，中东铁路通车后，哈尔滨成为中东铁路的中心，铁路沿线的波兰籍员工多在哈尔滨安居，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人，请求波兰天主教会派遣1名神父到哈尔滨建设波兰人自己的教堂。波兰教会派安托尼•马秋克神父到哈尔滨，（在南岗大直街47号地段上）建造圣•斯坦尼斯拉夫教堂，通常称为南岗波兰天主堂，1907年竣工，这是当时哈尔滨市最漂亮的一座天主堂。
　　1875年，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苏神父（Leray Souvignet）开始在呼兰租赁民房，设立教堂，进行传教活动。1896年在呼兰东街购买土地1.95垧、瓦房7间、草房18间，设立教堂，发展教徒。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前，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在黑龙江的双城、五常、宾县和延寿等县都购买了土地、建立教堂，开办学校，免费食宿，招收贫困儿童，学习文化知识。
1901年以后，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利用《辛丑条约》的赔款，凭借清朝政府保护传教士和教堂的政策，在黑龙江大肆购买土地，重建教堂。据据瑞士白冷外方传教会贝克曼博士的《黑龙江》记载：“由于黑龙江政府土地出售很便宜”。⑥以此恢复了在黑龙江的天主教势力。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天主教传教士进入黑龙江地区发生了改变，大批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进入黑龙江地区，由于这些传教士依靠着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以及教会的支持，尤其是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后，巴黎外方传教会不仅又一次得到了大量的经济补偿，同时从清政府手中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权益，无论是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为当天主教提供了充足的支持和庇护。当时东北地区社会动荡、土匪横行，天主教会成了当地人民难得的“避风港湾”，这使得原本人丁无、不兴旺的荒落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天主教村落，
    1902年，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路平神父（P.Roubin 1895—1935中国.）到海伦县寻找传教基地，在通肯河一带买下墨字三、六两井荒地72万平方华里，1906年从巴彦、辽宁三台子、吉林八家子迁来教民150余户，600多教徒，建立名为“圣约瑟屯”，委派十二名会长分管行政、土地、治安事务，制定十条教令⑦，教民只向教会纳捐，不受海伦县管理，形成第一个黑龙江天主教自治屯。到1922年，“圣约瑟屯”教徒达到5862人。1924年8月，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到圣约瑟屯视察，会见了海北镇法国传教士陆平神父，对建堂、建镇以来的情况表示赞赏。并以官府名义颁匾表彰题写匾额一块 “”鞀铎西来”4个大金字，落款竟为“小弟龙江督军吴俊升敬赠”。⑧可见当时天主教会在地方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以致地方军阀都要与其称兄道弟。
1919年，路平神父耗资8万余元，在圣约瑟屯内建成了黑龙江地区最大的天主堂——圣约瑟大教堂。总面积3600平方米，主钟楼高40米，坐北朝南十字形，拱形屋顶，可容2000人。同时，路平神父又在圣约瑟屯东北的长治社二井购地，建立村庄，命名海星屯，建天主堂，把海伦县的圣约瑟大教堂称之大天主堂，海星天主堂称之小天主堂。
以教堂为中心的海北镇的人丁逐渐兴旺起来，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来往商旅日益增多，大小商铺如雨后春笋般在海北镇涌现出来，海北镇的繁华带动周边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圣约瑟屯成为黑龙江天主教模范村落的典范。
根据《齐齐哈尔市宗教志》记载：“1904年，北满教区派传教士来到（齐齐哈尔城）龙江县，在龙江县哈拉海的文固达村建教堂一座，发展教徒数百人”。
“1912年，北满教区法国籍神父师德，被派到齐齐哈尔设立教堂传教，教徒有30多人，租赁公园胡同房屋5间做为天主教堂（龙沙公园一号门外路南），这是齐齐哈尔城内的第一座天主教堂”。“1915年，北满教区兰绿叶主教派中国籍神父丁儒吉来齐齐哈尔传教，丁儒吉是齐齐哈尔第一位中国籍神父，在齐齐哈尔城区海山胡同建立天主教堂”。⑨
1926年3月，瑞士白冷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到来后，以齐齐哈尔为中心的天主教迅速发展起来。他们仿效海北镇“若瑟屯”的传教和管理模式，以齐齐哈尔为中心在黑龙江西部农村建立起大大小小一系列天主教村屯。
    受过高等教育的西方传教士为黑龙江民众带来了先进的西方文明成果，使得黑龙江地区的下层民众得以增长了见识，提升了文化素养。生活在教堂周围的百姓，耳濡目染的接触到了很多西方的文化和艺术，教堂的建筑、墙上的壁画甚至是每日聆听的圣母颂都可能将天主教的影响深深的印在信众的心里。
    由于长期生活在天主教信仰的宗教环境下，黑龙江天主教村庄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习俗，臂如“信教人家生了小孩，必须在七天之内领洗，取个《圣经》上圣人的名字谓之圣名；小孩上学前必须念完四本圣经要理；读（圣经》长大的孩子摒弃抽帖算卦看相、焚香烧纸、叫魂儿、跳大神、拜菩萨、供灶王爷的传统风俗；他们长大后不能跟外教人结婚，结婚了也不准离婚；无论怎样富有的男人也不许纳妾、抽大烟、逛青楼……”。⑩经过了近百年的文化积累和沉淀，天主教在黑龙江的农村地区不仅吸引了人数众多的教众，而且对以天主教为信仰的村庄的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瑞士白冷外方传教会创建齐齐哈尔教区
传教并不仅仅是教义的传播，也是一种民族精神和社会方式的外拓。当一个国家国势强盛、其成就为世界瞩目的时候，传教就成为显示其国家实力、展示其国家成就、宣传其国家精神的手段，必然得到政府特别重视。
瑞士和欧洲其他天主教国家一样，以天主教作为国家文化的核心，大力支持本国的传教会。
瑞士白冷外方传教会位于瑞士中部茵梦湖畔（Immensee）,是瑞士库尔教区的彭道非博士（Dr. Pietro Bondolfi 1872-1943）创建的致力于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修会。
瑞士白冷外方传教会前身是瑞士白冷传教学校。1896年，法国萨伏依教区Pierre Marie Barra博士在瑞士库尔教区的库斯纳赫特（kuessnacht）买了一栋房子，创办了一所培育传教士的学校。1905年，库尔教区主教Joh.Fidelis Battaglia 委任主教公署官员彭道非博士为白冷传教学校的负责人。
由于瑞士没有自己国家的修会，白冷传教学校毕业的学生都加入了欧洲其它国家的修会到中国传教。为了使白冷传教学校毕业的学生成为优秀的瑞士传教士，在瑞士库尔教区和瑞士政府的支持下，彭道非博士决定以白冷传教学校为基础创建瑞士自己的修会，于是，向罗马教廷传信部提交了申请，1921年5月30日，白冷传教学校庆祝银庆时，罗马传信部部长Wilhelm van Rossum向白冷传教学校特别颁发了罗马教皇本度十五世“关于白冷外方传教会创立”的令函。
1922年，彭道非会长在卢塞恩西北边沃勒胡森（Wolhusen）购买了土地，建成了沃勒胡森修道院，这样从白冷传教学校毕业的学生，可以直接升到沃勒胡森修院进一步学习哲学、神学，毕业后晋铎，加入白冷外方传教会，成为瑞士白冷外方外方传教会的会士。
中国山东是德国圣言会的传教区，圣言会在山东南境代牧区是中国天主教扩展最迅速的教区。于是，彭道非会长与驻罗马教廷的圣言会代表商议，请圣言会帮助白冷外方传教会派遣的首批神父们学习中国的语言、了解中国的风俗习惯、教给他们融入当地文化的方法和经验。
1924年9月28日，瑞士白冷外方传教会选派前往中国传教的第一批3位年轻会士：英贺福博士(Eugen Imhof)、胡干普(Paul Hugentobler)和司启蒙(Gustav Schnetzler) 神父 ，举行了盛大而又隆重的派遣仪式和欢送晚会。
1924年10月4日，英贺福博士和两位神父从法国的马赛港乘客船由海路启程前往中国。11月14日，到达了山东圣言会的传教中心兖州府的戴家庄神学修院学习汉语，半年的汉语学习中，英贺福博士不仅学到了圣言会传教经验，还学习了中国的文学，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文化。
1925年7月21日，瑞士白冷外方传教会接到罗马教廷的决定：“划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为瑞士白冷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区”。⑪
1926年3月初，英贺福博士与胡干普、司启蒙和傅济灵神父，离开了山东圣言会，从青岛乘船到达大连，乘火车经沈阳、长春到达吉林，拜会吉林教区主教高德惠，商讨了黑龙江传教事务后，19日，英贺福博士与胡干普神父来到黑龙江省府齐齐哈尔开始了传教区的创建工作。
20世纪初，随着中东铁路竣工，齐昂铁路建成通车，黑龙江开始实行放荒开垦，由此，信奉天主教山东和河北闯关东的大批汉族移民迁入黑龙江地区，促进了黑龙江地区经济发展和对外文化的交流。
    一批批关内移民在洪荒的黑土大地开垦荒地，牧农，每家每户在开垦的土地旁建筑房屋，居住的相距远而又分散。因此，英贺福博士和同伴们来到黑龙江后首要的工作是深入各村屯去寻找教徒，购买土地、房屋，建筑教堂。将没有土地、贫穷的农民聚集在组建的天主教村屯里。英贺福博士在给总会报告谈到：“帮助贫穷的移民开拓规划是：传教区购买大片的草原地区，而分配给移民（按照合同），传教区在他们开垦、盖房子时帮助他们，并提供谷种、工具等，这样形成一个全新基督徒自治村屯，使移民定居在村屯里，他们有希望以勤劳的工作转为小康。或是将他们安家到现有的基督徒村庄，可以做佃农或找临时的工作，提供免费的住宅。基督徒自治村屯创办免费小学，贫民药局，医院、进行家庭医疗护理、接生服务等”。⑫
    据英贺福主教的日记记载：“1926年到来时，传教区仅有龙江省府齐齐哈尔和南部肇州长发屯两座能容纳20多人的草房教堂，两地各有一位中国籍神父，教民大约有900人”。⑬
齐齐哈尔教会购买了海山胡同教堂周边的房屋，将原来30公尺长，40公尺宽频危的四间天主堂的草房进行了改建，创办齐齐哈尔天主堂男、女小学校和小修道院，开始培养本土神父和修女。
1926年4月初，英贺福主教骑着马来到了天主教徒比较集中的林甸永合屯，以永合屯为中心寻找周边教徒，聚集了150多位教徒，在永合屯购买了土地，建起了白冷外方传教会的第一个天主教自治屯。
从1926年3月到1928年7月，英贺福主教和白冷外方传教会神父们在齐齐哈尔市内、昂昂溪、龙江县的索伯台、文固达，林甸县城和永合屯、拜泉县、克山县、甘南县、肇州县城和长发屯、老城子、丰乐镇和吉林省大赉等地区建立13座教堂，成立了教会，组建了11个天主教自治屯。
1927年10月，圣十字架修女会的修女到来后，在齐齐哈尔、肇州长发屯、拜泉县、大赉县建立起医疗机构和社会救济机构、完善了教区组织机构。
1928年7月2日，罗马教皇比约十一世发函给瑞士白冷外方传教会，7月9日，天主教齐齐哈尔教区正式建立。按着罗马教庭的函令，以通肯河为界与吉林教区分开，齐齐哈尔教区所统辖区域：东起拜泉，西至满洲里，南接肇东、吉林白城子、北抵嫩江、黑河。所辖龙江、滨江、兴安三省39个县，人口46万，从此，齐齐哈尔教区成为天主教瑞士白冷外方传教会第一个独立传教区。
    经过齐齐哈尔教区白冷外方传教会传教士们的民主评选，1929年4月28日，罗马教皇委任英贺福为齐齐哈尔传教区区长。1931年8月17日，罗马教廷决定晋升齐齐哈尔教区为监牧教区，1932年1月11日，罗马教廷正式下函委任英贺福为齐齐哈尔监牧教区主教。
    天主教在黑龙江地区的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外来的移民，最早的天主教的信众团体也主要是以村落的形式出现的。由于早期黑龙江地区天主教信众分布范围广泛，人数较少，加之外国传教士的严重不足，使得天主教在黑龙江地区的传播受到很大的阻力。如何能够在短时间内扩大天主教的影响，使更多的人皈依天主教，是当时白冷外方传教士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最终，针对当时黑龙江地区天主教传播和发展的实际情况，传教士通过兴建和发展天主教村庄，使天主教信徒能够得以集中、同时依靠瑞士教会雄厚的财力支持，使天主教村庄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扩大天主教在黑龙江地区的影响，最终实现天主教在黑龙江地区的大发展。
传教士当初兴建天主教村中，努力为天主教村庄的发展提供支持，根本目的是为了天主教在当地影响的扩大和信众人数的增加。但这一举措从另一方面为黑龙江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黑龙江地区村庄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原本并不富裕的天主教村庄因此得以在经济上实现飞跃式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黑龙江地区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
四、白冷外方传教会以学校教育拓展天主教的传播
教会学校是近代西方教会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瑞士白冷外方传教会也不例外，以英贺福主教为首的传教士希望通过学校教育的影响，将直接的教堂活动拓展，将天主福音遍布黑龙江。
早在1925年5月，在山东圣言会戴家庄神修院完成汉语培训后，英贺福主教置身来到上海，在天主教教育最为兴盛的上海徐家汇学习创办教会学校方法和管理经验。
英贺福主教和他的伙伴们来到黑龙江后，每建一座教堂，都在教堂院内建一座小学校，免费招收当地贫苦家庭的孩子入学。中国人历来重视学校教育，教会学校环境、师质和管理都得到了学生和家长们的认可，一些富商、官宦都纷纷向教会捐款、赞助，他们认为“教会学校管理好、安全，教学、师质水平高，学生品格、风气好，都希望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教会学校读书”。于是，不仅贫困、偏远地区的孩子能够在堂区上学读书，毕业后还可以升入高级的教会学校继续学习，进入教会男、女小学校上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信教的学生和家长人数也随着不断上升。
据瑞士白冷外方传教会统计数据：“齐齐哈尔教会小学校始建于1927年3月，男校7人，女校6人，到1930年，齐齐哈尔传教区内共创办了18座小学校，其中有6所女子小学校，招收了640多名学生，截止到1933年，教会初级小学校57个，在籍的男孩和女孩达2877人。1946年前，学生最多、声誉最好的是齐齐哈尔、讷河、泰来、克山和甘南的初、高小两级学校”。
随着齐齐哈尔教区建设日益完善，教会小学校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学生，要想继续升入中学只能到外省去上学，齐齐哈尔当时只有一所省立中学，于是，英贺福主教决定扩大办学规模，在齐齐哈尔建立一所先进、高质量的私立中学。
英贺福主教购买了海山胡同教堂东部的房子，改建为华北男子中、小学校舍，把在教堂对面贤善胡同购买的一栋房屋改建为华北女子中、小学校舍（今天培智学校）。经过一年多的筹备，英贺福主教成立了华北中学董事会，在齐齐哈尔各界人士的支持和赞助下，1931年6月2日，华北男、女中学开始正式招生。
华北学校招生广告发布后，齐齐哈尔及附近各县都有很多学生报名入学。首届华北男、女子中学各招收了一个班40人，第二年秋，男、女中学各扩招了二个班，男子中学104 人，女子中学85人。华北男、女小学变成中学的附属小学，华北学校总数学生达650多人。
1934年3月的《龙沙公教月刊》“悼念英贺福”一文写到：英贺福“聘请良好教师，购置完全设备，限制学生人数，在体育、群育和德育方面，力谋学生的幸福，发展他们整个的人格”。使学生“道德能修，学问精进”。⑭
英贺福主教为华北学校订立的校训是“勤学知耻”。校歌歌词是“二十世纪气象新，环海交通诞育文明，智仁勇，世所馨，德业日新，克俭克勤，上仕为人役，下仕乃役人，修齐治平双肩一齐承，贯彻我龙江精神！贯彻我龙江精神！” ⑮
为使信教学生热心宗教、勤学敬师，和睦同学，在华北男子中学成立“公教青年会”，在华北女子中学成立“姊妹会”，教会派神父到“公教青年会”、“姊妹会”担任监理司铎。
华北中学遵照《中学校会》和《中学校会实施规则》办学，接受中国政府的监督指导，课程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课程标准总纲》设置，华北中学为三年学制，小学实行“壬戌学制”（四三制），小学是两级，前四年为初级，后三年为高级。与中国现行教育制度接轨，纳入齐齐哈尔统一的教育体系之中；利用教会财力优势，提高了办学层次，实施着没有宗教课程的宗教教育。
华北中学聘用教师和招收学生，都没有宗教信仰的限制。但对奉教的教师优先聘任，奉教的学生从宽录取，华北中学广聘省内优秀教师，来自欧洲的神父和修女也担当一些教学任务，还在思想和道德上对学生们施以健全的西方教育。
英贺福主教认为：“宗教是神圣的，但不能强迫学生接受，特别是在涉及种族对抗时”。但必须保持教会学校的宗教性质，“要求师生周日到教堂望弥撒”。参加一些天主教节日活动。
华北中学办学的一大特色是突出英语教学，一是出于基督教教化教育的需要，二是为了吸引生源和升学、就业的需要，把英语列为主要课程，华北男子中学的英语课主要由瑞士的神父担任，华北女子中学英语课的由圣十字架修女会的修女担任。通过学唱英文圣歌和组织学生用英语编演圣经故事的话剧，在提高学生英语学习能力的同时，也宣讲了天主教的教义，为黑龙江地区培养一批精通外语的人才。
黑龙江教会学校的另一大特色是创建学生鼓号队。为了吸引男孩子进入教会学校学习，传教区所有的教会小学校都建有鼓号队，华北男校除了小学的鼓号队，中学还建有大规模的管乐队。
鼓号队给男孩子提供了一个早期音乐教育的机会，弥补学校音乐课缺乏器乐的不足，学到课本中没有的音乐知识，学生们身着统一校服，按军训要求，站军姿、走正步、练队形、排花样操等，培养了学生的乐感和节奏感，培养了学生合作、集体精神和守纪的习惯。
鼓号队是成为教会学校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鼓号队每年有特定的比赛，来展示自己学校鼓号队的风采，学校升旗仪式、节日欢庆仪式、出席特定任务，都为鼓号队学生们的社会实践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开拓了学生的视野。至今黑龙江地区的小学校还都有鼓号队。          
华北学校注重对学生体质的培养，学校每学期都举办运动会，不定期地组织野游或文娱活动。设专人指导学生们学习体操，各项球类，建立了东北地区最早的学生足球、篮球和网球队，组织学生参加球类比赛，使华北学校的学生普遍具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
英贺福主教在报告中写道：“创办女子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教区内的女孩子结婚后，成为一位合格的好母亲，建立一个理想幸福的家庭，能够教育未来的子女认识教会，形成天主教家庭”。
因此，华北女中教学内容比较生活化，学习课程有英语、数学、地理、历史、家政、绘画、音乐等，英语、音乐、缝纫课由修女任教，除了英语外，教会女校非常重视音乐教育，由于教会要求学生参加每周教堂望弥撒，要求学生会唱赞美诗和宗教歌曲，对钢琴、管风琴、声乐教学尤为重视，通过英语和音乐课在教学中对女学生潜移默化地渗透天主教教义知识。
华北女中培养出许多具有新文化思想的杰出女性，冲击了近代黑龙江地区的封建陋习，形成了女性的独立人格，使得黑龙江地区女性传统教育思想从根本上被扭转，提升了黑龙江地区女性的素质和能力。
据《齐齐哈尔教育志》统计记载：“民国时期，齐齐哈尔女子教育发展迅速，女生同男生的比例高小居全国第一位，初小居全国第三位”。可见，英贺福主教领导下的教会学校的发展、壮大是近代黑龙江人有目共睹的、功不可没的。
1935年，日伪政府实行殖民教育政策，严格控制小学教育的发展，省城省立、部分私立治外法权办的小学一律划归齐齐哈尔市伪政府管辖。“华北中学”被迫改名为“龙江中学”，1938年，日伪政府实行“新学制”，加强奴化教育，中、小学校分别改为国民学校，“华北中学”男校改称为“龙江国民高等学校”，女校改称为“龙江女子国民高等学校”，派驻日本人为副校长，加强对学校的控制。齐齐哈尔教会学校不断受到审查，教区各县天主堂小学的经常被停办，中、小学生入学的数量也相对开始下降，逐渐减少。
白冷外方传教会利用教会学校拓展了传教事业，却也架起了黑龙江对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客观上促进了近代黑龙江教育事业的发展。教会学校十分重视对学生品德、体魄、行为习惯、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这些在近代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中是看不到的。正如上海麦伦中学（今为继光中学）校长沈体兰曾说过的：“基督教学校在现代中国教育界中是处于一个先进者的地位，这话是无可怀疑的”。
五、白冷外方传教会以医疗和社会公益机构稳固天主教的发展
教会医疗和社会公益事业是一种世俗性很强的传教事业，有很强的社会适应性，对传教事业的发展起了多方面的间接支持作用。    
1930年11月26日，英贺福主教关于齐齐哈尔教区的公益事业给瑞士白冷外方传教总会的工作报告做了全面阐述：
“瑞士传教士在黑龙江（北满洲）从事的社会及慈善工作
1. 传教人员：20 位传教士（神父），12 位修女，1 位员工—本地辅助人员
2. 北满洲的社会情况：虽然有很多矿藏，但有非常多的贫苦群众。
原因：
a) 土地昂贵，给草原的开垦带来巨大的困难，特别是经济方面。
b) 农夫的苛捐杂税（兵员及下级官员）
c) 土匪磨难
d) 高利贷（月利：到 8 %、甚至 10 %，所以 80 % - 100 % 年利）
e) 物价普遍的上涨，货币下跌（从 1929 中苏破裂开始通货膨胀）
f) 极端的气候环境：五个月零下 20°- 40°，反而有热带的夏天。
g) 经常发生疫病，孩童死亡率很高。
h) 北满州的居民大部分都是从中国中原因饥荒而迁来的移民。其中极少人带着一点小财产，政府允许他们购买家园。
3. 传教区提供的：传教区试着从多方面，抗拒各个不同因素引起的社会困境：
a) 帮贫穷的移民开拓殖民地（嫩江规划），就是说：传教区购买很大地区的草原，而分配给移民（按照合同）。传教区在他们开垦、盖房子时帮助他们，并提供谷种、工具等。这样一个全新的殖民地形成，移民就可以定居，他们有希望以勤劳的工作转为小康或是他们安家到现有的（基督徒的）村庄，可以做佃农或者找工作，并有免费的住宅。
b) 为无经费的孩子创办小学
c) 在孤儿院及养老院照顾孩子和老人。
d) 疾病照料（齐市、拜泉的贫民医院，齐市、拜泉和肇州（老城子）的贫民药局，居家护理，接生服务等。
e) 关怀囚犯。
结束语：维持这些社会慈善服务费用巨大（特别在目前这种货币贬值及物价普遍上涨的情况之下）。欢迎协助。” ⑯
在齐齐哈尔教区进行的医疗和社会公益服务主要是由瑞士圣十字架修女会的修女负责。彭道非博士（Dr. P. Bondolfi）创立瑞士白冷外方传教会后，便邀请瑞士圣十字架修女会修女们到中国协助白冷外方传教会的会士传教。之后，有140位修女自愿申请来中国传教，圣十字架修女会从中选出了的四位修女，1927年10月，第一批圣十字架修女会的四位修女随白冷外方传教会派来的第三批三位神父来到了齐齐哈尔。
瑞士圣十字架修女会是欧洲著名社会改革家、瑞士著名教育家戴道济‧佛洛伦提神父(P. Theodosius Florentini1808-1865)创建的。1844年10月，戴道济神父在瑞士库尔教区建立了一所专门培养从事教育的修女学校，创立了圣十字架修女会。1853年4月，戴道济神父开办了第一座医院——“圣十字架医院”，又在医院附近建立一所孤儿院和救济院，用来收容沦落街头的孤儿和无家可归的穷人，从此，圣十字架修女会走上了通向社会服务之路。
戴道济神父坚信谋求人类社会福祉是天主的旨意与时代所赋予的任务，他希望圣十字架修女会修女們能以积极的入世精神适应时代的需要，勇敢地来为世人服务。圣十字架修女会培养出的修女是瑞士幼稚园、中、小学校及家政课师资的重要来源，同时，圣十字架修女会修女们还要在安养院、孤儿院和救济院等慈善机构服务。
十九世纪后期二十世纪初，欧洲战事不断，培养修女的医务、护理技能成为圣十字架修女会修女的必修课，修女们被征召到战场上的野战医院里救护伤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圣十字架修女会的服务很快扩展到许多国家，遍布欧洲、美洲、亚洲及非洲。
从1927年到1935年间，瑞士圣十字架修女会共向齐齐哈尔教区派驻了5批24位修女。英贺福主教购买了海山胡同教堂对面贤善胡同4个院落的20多间房屋作为齐齐哈尔圣十字架修女会的会所，修女们到来后，在这里经过半年的汉语学习，适应黑龙江地区生活环境，了解黑龙江地区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状况，之后，分别被派到拜泉、肇州和吉林大赉教徒比较集中和多的地方筹建医疗诊所、药房、孤儿院、老人院、救济所、戒烟所等。齐齐哈尔教区共建立了120多个天主教公益机构，给予贫苦的病人免费医疗、施药、护理，收养、照管孤儿、孤寡老人和传授理家知识等服务。
在教会医院和药房里，都附设教堂，并有男、女传道员帮助修女向病人和病人亲友进行讲解天主教的教理知识，修女们还通过上门巡诊将随身携带的教义宣传品送到病人家里，同时也在病人家里讲解些教理知识。
近代的黑龙江地区与内地、南方相比，政治、文化环境相对封闭，医疗、卫生事业也长期落后内地和南方，因此，黑龙江地区当时“有一半以上的教徒第一次听讲《圣经》是在教会医院里”。有些病人得到免费的治疗和药品，会与教会建立起友好的关系，奉教后积极帮助进行布道。这样，教会的医疗事业为天主教在黑龙江地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便利。
瑞士圣十字架修女会修女们的热心服务受到了贫苦教徒的尊敬和爱戴，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的妇女带着孩子来慕道、受洗，亲切地将她们的愿望讲给修女们听。不断有人寻求帮助，修女们在宣教的同时，还给堂区妇女传授社会思想和卫生知识，帮助汉族裹脚的妇女放脚，向她们介绍西方女性的生活。使许多信教的女性摆脱了一些落后的生活习性，开阔了视野和知识，解放了思想，不断地从封闭的家庭中走向社会，并参与到社会服务中。
英贺福主教还在齐齐哈尔和肇州等地为吸食鸦片的烟民开设免费戒烟所，派神父们定期去监狱对犯人进行教义和道理的讲解，这对黑龙江地区的社会文明、思想观念的改观起了极大作用，为瑞士白冷外方传教会赢得很高的声誉，使其传教基础更加稳固。
六、白冷外方传教会维护黑龙江人民利益，支援江桥抗战
英贺福主教和他领导的白冷外方传教会在江桥抗战中，坚持正义，以人道主义的精神，维护黑龙江地区民众利益，救死扶伤、保护市民和伤兵。独自向国联调查员反映了日本侵占黑龙江和制造伪满洲国的真实情况，并帮助齐齐哈尔民众向调查团递交揭露日本侵略黑龙江罪行的文献和请愿书。为黑龙江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起了积极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赢得了黑龙江人民的信任和尊重。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经过长期而周密的策划，炸毁了南满铁路沈阳北部柳条湖的一段路轨，借口中国军队袭击日本驻中国关东军的守备队，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占领沈阳城。之后，向吉林长春、四平、公主岭等地发起进攻。“九•一八”事变爆发不到一个月，日本关东军相继侵占了除辽西以外的辽宁、吉林两省30余座大、中城市，控制了12条铁路线。随后即策划向北满进击，企图先占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然后再夺取哈尔滨。
    1931年10月起，日本侵略军势力不断向黑龙江地区深入，大批难民不断涌入齐齐哈尔教区的教堂，英贺福主教告诫教区内各天主堂神父，在教堂上悬挂起瑞士国旗，秉承天主之爱，在遵守国际公约的基础上，发挥人道主义精神妥善安置、救助、收留了无家可归贫苦难民。
1931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委任驻守黑河的马占山将军，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将军接到任命令后，10月20日，抵达黑龙江省政府齐齐哈尔就职。
位于齐齐哈尔南部的泰来县是由南向北进入齐齐哈尔的门户，泰来县的嫩江铁路桥是进入齐齐哈尔的咽喉。马占山将军到任后亲自赴泰来江桥前线视察、激励守卫御敌将士们，调兵遣将，积极作抵御日本侵略军的准备。
    马占山将军来到齐齐哈尔天主堂拜会了英贺福主教，与英贺福主教沟通了目前黑龙江地区的情况，恳请天主教会支援，得到了英贺福主教的首肯，马占山将军委任英贺福主教为黑龙江国际红十字会特别主席、战时医院院长。⑰
为了防止日本侵略军飞机轰炸，马占山将军将装满黑龙江省政府各个机构重要的文件箱子都存放在教会里。英贺福主教在给瑞士白冷外方传教会报告写到：“马将军在准备与日本军队作战，教堂院内所有房子里都被政府的文件箱子占满了，教会办公室和学校挤满了携带着财物避难的绅士及官员家属们”。⑱
随着日本侵略军不断向齐齐哈尔逼近，大批逃亡的难民陆续涌入齐齐哈尔教区的教堂，寻求保护，教会变成了难民避难所，到日本侵略军占领齐齐哈尔时，躲避在齐齐哈尔“教堂的难民已达一千多人”。天主教会为难民们免费提供食宿，使难民们免受了饥寒。
   “为了防止城市被占领时发生可怕的强奸妇女事件，黑龙江省政府组织志愿援助代办处，马占山将军请求英贺福主教安置、保护市内的妇女和女孩子”。⑲
英贺福主教让天主堂对面的女修院和教会女子中、小学校及孤儿院收留、接纳求助的妇女和儿童。使齐齐哈尔的妇女和女孩童得到了应有的保护，在日军占领齐齐哈尔时免遭蹂躏。
江桥抗战时，马占山将军设置了三道防线阻击日军，最后一道防线设在齐齐哈尔西南船套子一带构筑战壕，英贺福主教“将齐齐哈尔修道院的修生送回家，把所有的教室、房舍腾出来的，当作临时接收、救助伤员的战时医院。市区内教会诊所、医院里也接收了大量的伤员，齐齐哈尔天主堂神父和修女们都投入安置和救治工作”。
1931年11月4日凌晨，日军的第16联队越过江桥，向泰来大兴的黑龙江守卫驻军阵地发起攻击，遭到徐宝珍卫队团的英勇还击。日军在7架飞机、40余门火炮和坦克的配合下，3000余人到达泰来大兴一线，，对齐齐哈尔驻守军队发起新的进攻。
马占山将军军队构筑的战壕几乎全被日军炮火摧毁，战士们跃出战壕与日军白刃格斗，在敌众我寡，既无援军，又缺弹药的情况下，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马占山决定放弃泰来大兴阵地，退至昂昂溪的三间房二线阵地防守阻击。
7日上午，日军占领泰来县大兴后，又于下午向汤池南的依里巴发起进攻，8日以后，日军因伤亡惨重，亟待补充，暂时停止了进攻，并急调在东北的日本精锐部队向嫩江集合。
17日，在飞机和坦克的支援下，日军向三间房阵地发起全面进攻，19日下午，日军以三个联队的兵力与正面长谷旅团全力夹击，马占山军队腹背受敌。下午3时后，日军又增加坦克车12辆，火炮30余门，飞机12架，在马占山军队防线左、右、前三面猛攻，战至下午6时，马占山军队的苑崇谷旅已伤亡过半，马占山军队的正面防线被日军攻破。
来到黑龙江传教后，英贺福主教和他的神父们就不断写文章介绍黑龙江，寄回瑞士。江桥抗战爆发后，齐齐哈尔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英贺福主教每周都向瑞士发回齐齐哈尔战况的报告和照片，刊载在瑞士的报刊和杂志上。
1931年11月20日夜英贺福主教写给瑞士白冷外方传教会报告中称：“昨天下午两点日本军队占领了齐齐哈尔市。中国政府的军队十八日失去了在昂昂溪的阵地之后，18日、19日夜间往北撤。警察也放弃了齐齐哈尔治安的维护。18日至20日，日本飞机对齐齐哈尔市进行了大约20次的轰炸攻击”。
11月19日，马占山将军率军撤离齐齐哈尔时，令秘书书写文告，文告申明：“两国交兵不杀战俘，释放所有日军战俘，作为交换条件，确保无力撤离受伤士兵生命的安全。中国军队尊重国际公法，按国际红十字会的准则办事，希望日军亦能遵守国际公法”。委托英贺福主教在日本侵略军进城后转达给日军首脑，希望日军遵守国际公约，不要伤及无辜。但日本侵略军侵入齐齐哈尔后，11月24日，对省公立医院（今第一医院）、私人诊所及附近卜奎大旅社里救治的2百多负伤士兵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肆屠杀。而留在船套子修道院、教堂诊所和医院治疗的伤兵，免招了杀戮。为马占山将军再次举兵抗日保存了力量。
英贺福主教还应家属、医务人员和市民的请求，“以国际红十字会主席的特别身份，与驻齐齐哈尔的日本领事清水八百一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商谈，解救了被日本侵略军逮捕的省公立医院院长贺福泉，并要求保留其院长职位”。
“江桥抗战”震惊中外，马占山将军首举抗日大旗，揭开了为了民族生存、国土完整、同野蛮残暴的日本侵略者英勇悲壮的民族战争序幕，马占山将军成为举世瞩目的民族英雄。
1931年12月10日，在中国代表“强烈要求”下，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组织调查团，到中国对日本侵略东北、制造伪满洲国进行实地综合调查。
1932年3月中旬，当马占山将军得知国联调查团不日将到达东北调查时，极为振奋，认为时机已到，遂决定率领部下出走。1932年4月7日，马占山到达黑河后，通电反正，再举抗日旗帜。他联合吉林的李杜、海拉尔的苏炳文等人，组织东北抗日救国联军，自称上将总司令，转战黑龙江省东部铁路沿线。4月9日，电告南京国民政府和北平的张学良将军，揭露日本制造伪满洲国的阴谋，表示决心抗战，誓与日寇战斗到底，再次高举起抗日旗帜。12日，马占山通电宣布伪满洲国由日本阴谋建立之证据。17日，马占山向国联发出了声明 ---“东北真相”的长篇电报。
调查团抵达哈尔滨后，马占山将军为了直接与调查团取得联系，马占山便派出两名密使姜松年和王廷兰，带着马占山给调查团的信件，分别去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与调查团联系，潜入齐齐哈尔的王廷兰被日本特务发现，在王廷兰身上搜出了马占山给调查团的信件，结果王廷兰惨死在日本侵略军的酷刑下。几经周折，5月14日，姜松年在哈尔滨美国领事馆里见到了国联调查团的美国代表麦考益和调查团的法律顾问美国伯克利大学教授伯莱•克斯雷，姜松年与麦考益和伯莱•克斯雷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会谈。姜松年向调查团转达了马占山对调查团的到来表示欢迎，邀请调查团前往黑河会晤。
马占山将军作为“九、一八事变”时期领导江桥抗战的将领，同时又是参与伪满政府“筹建”的重要见证人，马占山成为国联调查团要会晤的重要人物。
为了能够与马占山直接会晤，5月6日，负责对外联系的国联调查团秘书长哈斯与与伪满政府进行了正式交涉，5月14日，团长李顿亲自给掌握伪满外交实权的外交部总务次长大桥忠一写信要求会见马占山将军，信中强调“我们正是为了会见马占山将军才来到哈尔滨，请允许我们不久就能够成行”。
由于此时马占山军队正处与日本军队交战的状态，会晤马占山将军必会遭到拒绝。日伪政府阻止国联调查团与马占山将军会晤。调查团会见马占山的计划无法实现，日本侵略军又以安全为由，阻止国联调查团代表到齐齐哈尔调查。经过交涉，最后日本方面只允许5人乘轻型飞机去齐齐哈尔，李顿团长只好派调查团秘书长哈斯和专门委员“海伊林、阿斯特、满科德、比特尔”五人去齐齐哈尔，5月22日，团长李顿率其他成员离开哈尔滨返回奉天等候。
    1932年5月22日，“国联调查团”随员一行五人，在秘书长哈斯的带领下乘飞机来到齐齐哈尔，调查嫩江之战和日本对齐齐哈尔的侵占。1932年5月25日英贺福主教报告写到：“国联调查团在齐齐哈尔只停留一天。早上，调查团秘书长哈斯首先来到教堂拜会了我，并与我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晚上，调查团秘书长哈斯和另一位专员满科德再一次来到教堂，与我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⑳上午，英贺福主教将日本陪同的随员拒之门外，独自向国联调查员介绍了嫩江之战和日本侵占齐齐哈尔全部过程，就伪满洲国建立阐述了教会的意见，。晚上，英贺福主教将齐齐哈尔市民委托交与国联调查团的揭露日本侵略军行径的信件、收集和整理资料的交给秘书长哈斯。
英贺福主教站在中立立场，客观地向国联调查团反映了黑龙江地区真实情况和民众愿望，得到了国联调查团的重视。
    1932年10月3日英贺福主教在给瑞士白冷外方传教会报告写到：“9月28日，国联调查团的法国代表亨利•克劳德将军（General Claudel）在北京完成了调查团的工作后，置身来到齐齐哈尔拜会我，我与法国代表亨利•克劳德将军进行了长谈，对于目前黑龙江的现状，齐齐哈尔天主教的境遇，交换了建议。亨利•克劳德将军高度赞扬我的工作令所有的人敬佩，称赞我们教会为欧洲天主教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㉑
以英贺福主教为首的瑞士白冷外方传教会的神父和圣十字架修女会的修女，在步入黑龙江这块沃土后，投入了全部的青春和热情，每人都为自己起了中文名字，刻苦地学习汉语，讲着一口流利的东北话。将工作服务的教区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视教徒为亲人，将自己融入了垦荒的贫苦移民中，与民众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为了践行基督精神，12位神父和4位修女，奉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长眠于松嫩平原这块黑土地上。
蜜蜂本意是觅食，但却传播了花粉。20世纪20年代—40年代，在黑龙江复杂多变的历史时期，英贺福主教和福音使者们战胜了战争、洪水和肆虐的瘟疫，以基督之爱成功地发挥了天主教的作用，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推动了近代黑龙江文化发展的进程，历史将永远铭记。

                                            2018.3.
注释：
①《尼布楚条约》存有拉丁文、俄文和满文三种文本。 拉丁文本是最后的定本，经过中俄两国代表团签字交换的正式文本，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
②卫藤利夫:《靼坦》,P245-P246
③Dr. Johannes Beckmann SMB，《Heilungkiang》1932，P5
④《满洲帝国天主公教教务年鉴》:1935年P6
⑤⑥Dr. Johannes Beckmann SMB，《Heilungkiang》1932，P13,P15
⑦吴佩军：《20世纪上半叶东北天主教史的考察—一以黑龙江省海伦县海北镇为例]》，外 
          国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
“十条村规”：1、在村内居住的人，必须是由本堂神父或其他神父担保的人，没有获得担保的人不许居住；2、住在本村的人都要按照财产的多少缴纳税费，用于购买枪支，以防范匪贼：听到土匪进攻的警报时，16岁以下60岁以上的男子要马上从家里出来，守卫城垣。堡防队员要日夜交替巡视城墙内外。神父、会长负有监督之责。如果擅离职守，疏于守备则要受到处罚，3、为了便于检查外来人员和防范不良分子混入村内，所有的大小店铺、旅馆、饭店均要在东门外营业；4、村民不论男女都严禁吸食和贩卖骑鸦片，严禁违反村规和国法；5、村民严禁赌博或进行与赌博相类似之活动，违反规定者一经发现严惩不贷：6、村民不论男女都不许奢侈，特别是女子应生活朴素、节俭，遵守教规；7、村民十户为一单位，每年春秋两季进行户口调查，并上报给村公所，有外来人员来家居住，不论亲疏，皆需上报村公所进行登记，如果发现没有及时上报或违法相关规定，则要对户主进行严厉的惩罚：8、村民的子女年满7岁时，都必须入要理学房，学习《圣经》和教义、教规；9、居住在村内及其附近的信徒，不论男女，每个星期天和四大瞻礼节日都要歇业，到教堂进行祈祷和聆听教诲；10、在村内饲养家畜的人不许随意放养，对破坏公共建筑和物品或砍伐树木以及破坏城壕者进行处罚。违反以上十条者，经各会长协商之后进行处罚。
⑧《黑龙江省志•宗教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1页
⑨《齐齐哈尔市志•宗教志》1995年 P631
⑩李元强：《海伦百年•历史卷》，1999年，P708
⑪瑞士白冷外方传教会（SMB） 档案：1925年8月
⑫英贺福主教(Mgr.Eugen Imhof)报告：1930年，瑞士白冷外方传教会（SMB）
⑬英贺福主教(Mgr.Eugen Imhof)日记：1926年3月20日，瑞士白冷外方传教会（SMB）
⑭⑮谭彦翘：《龙江国民高等学校名册》，1995年，P3、P4
⑯瑞士白冷外方传教会（SMB）档案：英贺福主教(Mgr.Eugen Imhof)报告1930年
⑰⑱⑲瑞士白冷外方传教会（SMB）档案:英贺福主教(Mgr.Eugen Imhof)报告1931年
⑳㉑瑞士白冷外方传教会（SMB）档案:英贺福主教(Mgr.Eugen Imhof)报告1932年

参考文献：
①《Bethlehem》 ：瑞士白冷外方传教会（SMB）月刊，1921年—1946年
②《Heilungkiang》 ： Dr. Johannes Beckmann SMB，1932年
③《满洲帝国天主公教教务年鉴》:1935年—1940年， 巴黎外方传教会奉天小南关天主堂
④《满洲公教月刊》:1935年—1940年，巴黎外方传教会奉天小南关天主堂
⑤卫藤利夫: 《靼坦》 1938.7， 朝日新闻社
⑥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l989年
⑦顾卫民：《中国天主教历史译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⑧《东北宗教志•基督教）：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⑨马维权：《黑龙江宗教界忆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⑩《齐齐哈尔志•教育志》 ：1991年
⑪《齐齐哈尔志•宗教志》 ：1995年
⑫《“九一八”事变历史文献》 ：中央档案馆，1985年
⑬日本昭和取材班:《十字架上的日本》,1988年

刘锐：黑龙江社会科学院特约历史研究员、齐齐哈尔大学客座教授
      曾作为历史文化交流学者受邀访问瑞士和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历史学院
     主要研究方向：江桥抗战与义勇军、黑龙江天主教历史   
     主要著作：《圣弥厄尔教堂图史》（台湾兰台出版社）2016.7
     主要论著：《江桥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江桥抗战开创反法西
                斯第一战场》、《瑞士英贺福主教与江桥抗战》、《美、瑞记者采
                访马占山将军引发的外交事件》、《齐齐哈尔日军“忠灵塔”探析》
范凡: 江桥抗战研究会理事,历史文化自由撰稿人
      主要论著：《美、瑞记者采访马占山将军引发的外交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