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梵二大公会议论及敬礼自由、良心自由，但有些天主教徒并不接受；连我们天主教徒都有这个问题」。同样地，「穆斯林弟兄姊妹在良心上也有所成长，而有些国家并不明白，或者不同国家的成长各有差异」。

当前，在中梵关系正处于对话、协商阶段的关键时期，用这篇讲道的最后一句作为这次教宗讲道新闻的标题来予以突出报道，是否容易引起误解？是否需要小心谨慎些？希望引起相关翻译朋友们的注意。

早在梵二大公会议召开前几十年，陆征祥就认识到礼仪本地化的重要性。

这句话的典故出自梵二大公会议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以及教会的社会训导。这个表达当然不是凭空而出，好似从天空落下的一颗星，而是来自信仰的核心，教会使命的中心。

大家不但惊讶他文化知识的渊博，更惊讶于他圣经的稔熟，以及天主教要理、天主教法典、圣传、教史、梵二文件的精通。我常发感叹，对手拿放大镜才能看清文字的张老师来说，需要多大的毅力，才能获致这些大量的知识呀。

“……陈功鳌主教很认同这个成果，他引用了“梵二文献”中《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向伊斯兰教朋友表达了友好情怀。他认为，天、伊两教的特殊渊源，同属一神信仰的共性，是我们之间的特殊联系。

就是因为是武安堂区全体神职人员与全体教友执行了“梵二”大公会议的精神，他们把福传当成了我们教会当前的中心工作。

主要在山东传教，由于礼仪之争中教会内部的种种矛盾，他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回到意大利，他所带回的文献中，不仅有和天主教相关的中文文献，而且有不少当时坊间流行的中文文献及手稿等，这批文献，在康和子去世后也归入梵帝冈图书馆

[64]1932年1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批准震旦大学立案，由胡文耀任校长，设立以马相伯为首的董事会。而天津工商大学因所设系科数量未达大学标准，1933年夏在教育部注册时易名为私立天津工商学院。

一是礼仪方面的人才缺乏，二是具体在全国各地范围内推行真正的梵二后标准礼仪的力度不够。各地推行的情况不一，导致各地举行的礼仪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