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洛尼枢机强调澳门新公学的诞生得益于使徒的创造性、渴望做走出去的教会

       为了亚洲福传而在澳门成立的救主之母新公学是“展望亚洲福传的使徒创造性的成果、展示了传信部权力下放的愿望”。接受信仰通讯社采访时，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费尔南多·斐洛尼枢机介绍了即将在澳门创办的“救主之母”公学。并指出，在教会传教历史上，“选择了很多在亚洲宣讲福音的形式和方式：例如耶稣会、道明会和方济各会等传统的大修会团体做出的努力；许多特定传教团体的活动；教区司铎援助传教区的信德与恩宠团体派遣的教区司铎或者教区间的传教合作等。一些国家或者总主教区教会间的传教合作形式。现在，圣神给我们建议了我们将予以尝试的新形式”。

       尊敬的枢机主教，是什么原因促使传信部开办新公学？

       我们旨在回应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在新千年伊始时发出的邀请，他说亚洲将是有待福传的广阔天地。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大陆，是伟大宗教的摇篮、具有非常显著的文化意识。在亚洲宣讲福音需要独特性，例如对各种不同背景和语言的深刻认识了解。但是，充分意识到这一复杂性，并不意味着基督徒可以推卸责任，而是要让福音变得活生生的、临在于生活中。福音是为所有人的：基督这样将福音交给了我们、我们今天就这样去传播福音。

       也是应新慕道者团体的要求，传信部反思了怎样落实这一在亚洲福传的号召。我想提到的是1627年教宗乌尔巴诺八世成立乌尔巴诺公学的想法是先行者：当时是想把年轻人带到罗马，给予他们相应的神学和灵修培育；让各个大陆的青年们得到良好的培养，然后在他们原籍国家里为福传做出贡献。乌尔巴诺公学至今都还在，并且已经持续了四个世纪。今天，方济各教宗再度提出了圣若望·保禄二世的想法，指出教会蒙召“走出去”、开放、不要退缩不前。为此，我们想到了许多教会机构，包括那些教育和培育机构可以设立在各个大陆，由此，在权力下放的意义下展开工作。本着这种精神，在亚洲成立了为亚洲培育司铎的公学。

       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将公学交给新慕道者团体管理？为什么落户澳门呢？

       新慕道者团体自告奋勇、愿意配合对公学负有直接法律责任的传信部；新慕道者团体有多年在亚洲培养未来司铎的经验。由此而诞生了“救主之母”公学，其基本特性是培育胸怀在亚洲土地上传福音事业的传教司铎。

       历史上，澳门代表了教会在东方传教事业的“大门”或者桥梁。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作为葡萄牙王室统治的领土，它一直是充满了文化和宗教吸引力的地方。其促进远东福传事业推动中心的重要性众所周知。利玛窦、范礼安、圣方济各·沙勿略等杰出传教士和许许多多的福传者们通过这扇大门奔赴亚洲的传教事业。只要想一想1567年刚刚成立之初，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至少就理论上而言，澳门教区延伸到了中国、日本、今天的越南和当时的马来群岛。那时的澳门成了巨大的传教培育中心和推动中心。鉴于这一历史，我们询问了地方教会李斌生主教是否愿意接纳新公学。而他在征求了教区司铎们的意见后表示同意。

       但是，公学尽管设立在澳门，并不隶属于地方主教管辖：其任命和权力仍然是传信部的直接特权。根据梵二大公会议，传信部肩负着在世界推动福传的任务。这是第一步：就这种权力下放的角度而言，可以看出，未来在其他大陆诞生由传信部推动的类似公学并不是不可能的。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传信部负责乌尔巴诺公学。这所公学在罗马接待了亚洲和非洲的170名学生。在世界各地还有与传信部有联系的修道院，例如哥伦比亚的各宗座代牧区修道院或者其他国家的跨教区修道院等。今天，澳门的新公学是教宗方济各所鼓励和批准的特殊传教倡议和传教方式的成果。此外，还应指出的是，未来的司铎们将成为地方教会宝贵的牧灵援助：事实上，他们不属于某一个使徒兄弟会或者一个修会团体，但在他们的培育历程结束后，将按照需要和亚洲主教们的要求，加入不同的目的地教区。从现在开始，在与公学管理部门协调下，他们就可以学习未来将要被派往从事牧灵和使徒服务地的方言和地方文化。

       您对新公学有哪些期待和希望？

       我们非常高兴促成一个具有新特色的机构，它响应了教宗方济各的传教愿望和愿景，即方济各教宗任期的基本点和重点。我们旨在回应基督到天涯海角去传福音的号召。在教会传教的历史中，选择了很多在亚洲宣讲福音的形式和方式：例如耶稣会、道明会和方济各会等传统的大修会团体做出的努力；许多特定传教团体的活动；教区司铎援助传教区的信德与恩宠团体派遣的教区司铎或者教区间的传教合作等。一些国家或者总主教区教会间的传教合作形式。现在，圣神给我们建议了我们将予以尝试的新形式。我们把这项事业托付在救主之母玛利亚的手中；托付在纳匝肋圣家的守护大圣若瑟的手中。为此，我们祈求为在亚洲传播福音献出了生命的圣人和殉道者们转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