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闭幕式 学术总结暨闭幕词

 

杨慧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与以往相比，这次会议在组织形式上有所调整，每一个主题的发言、回应和讨论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时间，交流也更为深入。我想这体现了大家对会议的共同期待，亦即从相识、相知、逐渐把握真正的问题，从交流、交锋而最终达致交融。如果能有这样的效果和承担，我们非常愿意与合办单位一起努力，把这个研讨会继续办下去。
    教界、学界和政界的代表共同讨论，给大家都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周宁院长、赵学义局长、李平晔副局长，还有中联办协调部的廖勋副部长，这次都是全程参加会议，我相信这使各方面都得到了特别的收获。
    另外我想就会议内容谈一点个人的感受：“宗教对话”始终是本次会议的核心词。而且多位学者都讨论到宗教对话的难题何在。有学者提出“对话不是谈判”，我觉得很有意思。谈判是需要结果的，中梵谈判最后也是要有一个协议的，而对话的结果是什么？当然不是协议。但是从根本上说，谈判的基础正是未必有实质性结果的对话。如果回到西方语境，negotiation既是谈判、也是商谈，同样包含着对话式的交互关系。会议发言中涉及对教宗的采访，其中一句话令我印象颇深，教宗的大概意思是说：对话并不意味着相互妥协，而是了解和承认差异，然后在差异中同行。这才是对话。这种对话不仅在于学者之间，也不只是宗教之间，而是整个世界、整个社会应该分享的精神品质。如果连这么重要的精神品质都不能保持，这个世界是非常危险的。这就是我们的论坛为什么要坚持这么多年，为什么可以吸引不同领域的参与者，为什么持续关注一些好象不能马上解决实际问题的话题。
    也有发言者提到，其实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地相信“上帝在我的一边”（God is on our side）、或者“真理在我手中”（Truth is in our hand），这可能是人类的弱点和通病。对话要解决的就是这样的偏执。也许通过对话才会意识到，我们并不完美，我们的语言和思想也都有自身的限度。因此，相互性、关联性本身就是神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当今世界的共识。神学家卡尔·巴特曾说：“如果上帝左手拿着真理，右手拿着追求真理的冲动，我会毫不犹豫地扑向上帝的右手，然后我对上帝说：‘真理还是留在你手里吧！’”一位神学家能这样讲，我觉得很了不起。
    晏可佳教授在发言时提到宗教对话可能展开的方向，并且特别强调宗教对话并不仅仅是宗教之间的对话，更要面对世俗的世界，面对切实的问题。我很同意他的一个看法以现在的标准而论，新中国历史上讨论“”甚至会使用某种“式”仍然包含着，由此被如果将对话理解为一种观念，则一定会超越具体的宗教传统、神学研究和学术话语，而让更多的大众和整个社会去分享，并产生更大的影响。我认为就此可以从中国传统中找到同样丰富的资源，比如这次在发言中，好几位学者提到“敌对”的问题，什么是“敌对”？中文有“雠仇”之说，从字形上看，“雠”本来就是两个人面对一个“言”字，从而“校雠”亦即校正讹误。那么，“对”则一定成“敌”吗？“雠”不正是对话吗？中国的智慧就是“和而不同”，“和”的关键其实在于“不同”，大家都一样还哪里谈得上“和”？都变成同样的人是不可能的，这不是对话，对话是理解不同于我们的东西并且尊重差异，而后才有共同前行。
    谭立铸博士的发言，把教宗的一些论说和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Agamben）联系起来。在阿甘本看来：难民和移民的问题其实使整个世界都处于一种“相互移居的状态”，也就是说“他们”使“我们”也经历着“移居或避难”；这样，“地缘政治”和“身份政治”的偏狭必然被改变，“西方现有政治观念和制度的种种问题”也得以显现。由此连及当今教宗“超越地缘的政治神学”，或许才可以理解他非同寻常的说法：“福音的传播并非是要人在信仰上改宗。”
    陈建光牧师通过非常详实的材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有很多看上去是经济的问题，却无法用经济的手段予以解决的；要从根本上解决文化问题，更是只能借助文化的方式。如他所说：互利互惠不仅仅是利益问题，而是在深层上涉及不同群体的关联性、相互性。
    周守仁神父的发言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提示：神学也是可以从“后现代”的角度重新反思自己的传统乃至整个世界的。我想，天主教神学家特雷西（David Tracy）恰好与此呼应，他所谓的“多元”与“含混”也可以说是对“历史”和“语言”两大神话的质疑，从而“故事”的根本在于“叙述”，在于“叙述”所建立的意义结构。
    耿占河神父的发言把梵蒂冈在任命主教问题上的根本的关注解释为“爱教”，同时认为中国人对于主教的关键期待则是“爱国”。用“爱国”和“爱教”打通双方的标准，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理解。
    最后，有学者提到利玛窦方式和“中国模式”。这使我想到“中国模式”（Chinese mode）最初可能并不是中国人自己提出的，而至少可以追溯到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富兰克林细读过1691年出版的第一个《论语》英文节译本，并且在《宾夕法尼亚周报》发表过《读孔子的道德箴言》之文章；他认为孔子所代表的中国模式即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孔子看到他的国家世风日下，邪恶横行，他首先向贵族游说，使他们服膺德性，于是百姓群起追随。这一模式对人类起到了绝妙的影响。”如果把传教士以来的文化对话和中国自身的思想脉络加以勾连，亦将有助于拓展相关的思考，激活相互的理解，推助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进步。这应该是基督教神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共同的内在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