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16至17世纪则是公教会历史上福传的最佳时期之一，比如传教大主保方济各沙勿略在印度曾经一天为数千人付洗。　　第三个千年黎明的标志，不在是宗教迫害，也不是什么神学性的争论和分裂。

他说的是燕简公无辜杀害他的臣子庄子仪，后来也被庄子仪的鬼魂击毙在他的车子上。显然这些因忠肝义胆而获罪的义士的忠魂，备受上天的青睐，而允许他们亲手除害，报仇雪恨。

第二，所有外来资助，悉数用于教区恢复、建设之公需。不惟如此，就连国际国内很多人向他求弥撒之献金，他也是与每一位神长均分，而他自己的一份，不是资助贫困教友，就是献与教会之建设公需。

在他的临别赠言当中，基督最后一次以命令的口吻要求门徒们去彼此相爱（若13：34）；到了末世的公审判时，基督又以爱作为审判的准则（玛25：31-46）。

一个人是否可以同时充当一个好公民和一个好基督徒？基督徒是否应该是热恋祖国的爱国者？正如我在最近文章《爱我们的国家还是…？》中所言，爱自己的国家，实属天主教会训导的一部分。

在对早期基督徒的迫害当中，不断有教徒被杀害并弃尸荒野。新近成为基督徒的瓦伦瑞安和弟弟太布尔体阿斯积极承担起了寻找并秘密安葬殉道者的工作。终于有一天，他俩也被捕了，也被当权者勒令放弃他们的信仰。

对天主教徒而言，新教宗方济各就像一般教友一样，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过着一般人的生活，让一般教徒不再觉得罗马教廷那么遥不可及。

希望他们做个好佛教徒，好伊斯兰教徒就可以了。只是让他们有机会彼此了解，放长线钓大鱼，有些朋友后来可能会改变。有些朋友也许终身坚持自己的宗教。但至少他们听到了耶稣的道理———生命的真理。

相反，若是在当时极左路线消灭宗教的时期，宋庆龄向外宣传孙中山是一位虔诚的宗教徒倒是显得不正常了。

可是真正的的宗教徒仍然是少数，再加上唯物主义的宣传，所以，我的少年时代基本上属于在盲目崇拜中度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