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表流芳千秋垂范

——纪念段荫明主教逝世十周年

    主历2001年1月10日，我们敬爱的段荫明主教蒙主恩召。如今，他老人家离开我们已整整10年了。三千六百五十天，八万七千六百小时，我们——凡是认识他、知道他的人们；特别是我们万州教区的广大神长、修士、修女和教友们。时时刻刻无不都在怀念，尊崇着他！他的音容笑貌就在眼前；他的谆谆教诲如在耳畔。

    十年前，为牧灵殚精竭虑，奋斗了六十四年的段主教，以九十三岁之高寿逝世时，重庆教区、万州教区、国际普世圣教会，无不深感沉痛与惋惜！一幅痛挽长联，恰当而准确地表达出上述人群的共同心声：

    通五洲语文，交四海朋友，荣臻三德学品高；两袖清风眠主怀，一身正气传吾辈；

    树六合壮志，获七大神恩，名扬八荒声播远；九旬无私献教会，十万信友哭荫明。

    从2001年1月10日段主教辞世，到1月15日出殡，六天时间里，前来万州教区原主教座堂（注：位于原万县市二马路鞍子坝2号，始建于1906年的真原堂，现因三峡工程需要，已淹没搬迁）瞻仰段主教遗容，为其诵经和吊唁的神长、教友、各级党政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共达好几万人次。
    国内，国际的唁电如雪片般飞来。现摘抄较有代表性的由香港天主教圣神研究中心汤汉主教发表的唁电：“痛悉敬爱的段荫明主教离我们而去，同感惋惜……基督圣训使我们深信：死亡只把段主教尘世生命改变，他仍活着，且已在天父家中领受赏报……段主教毕生忠于基督及在世代表，热爱教会、惠及社会；深受教内外人士景仰。他的嘉言懿行，必永留我们心中……”
    元月15日凌晨6时许，段主教遗体将从真原堂护送至殡仪馆火化。虽是三九严寒天气，但从教堂大门至二马路灵车旁（注：此灵车是段主教生前向意大利卫生部争取来无偿捐赠给三峡中心医院之救护车）成千上万名教友早已夹道簇拥，手持烛光恭候多时。当八位神父抬着段主教遗体经过时，诵经声，痛哭声响彻二马路上空！其时其境，，怎不令人心灵震憾而终身不忘！敢于说，以治丧场面之规模；尤其以送殡人群对亡者感情之真挚，在原四川省万县地区，在五十多年的时间段绝对是空前的。
    十年过去，人们的悲痛情绪稍有淡定。但对段主教的怀念，追思之情却与日俱增。痛定思痛，人们不得不静下心来，认真思考一些问题：为什么人们这样热爱他？为什么“人走茶凉”之通常现象不在他身上出现？为什么一位天主教人士能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与尊崇？还有很多的“为什么”……。
    笔者虽然是一个只有两年小学文化的普通教友，但从小有幸能常聆听其教诲，亲闻亲见敬爱的段主教所言所行，前后凡四十余年，受益匪浅。其德其恩，终身不敢以忘！感恩之余，也反复思考如前述的很多“为什么”，故而，在纪念段主教逝世十周年之际，作一些亲闻，亲见，亲历之回忆，与人们——一切爱戴、尊崇段主教的人们分享。

学贯中西，德才兼备

    段荫明主教于主历1908年夏历正月十八日出生于四川省达州市一个天主教信徒世家，排行第五、原名段友爱。婴提受洗，圣名玛弟亚。自幼聆听天主福音，直到尘世生命终结。七岁即立下圣召宏愿，进入忠县天池震野小修院学习，继而中修院，大修院，成为修士。因学习刻苦勤奋，学业德品皆优，遂由教区派往罗马，于梵蒂冈传信大学深造。在近二十年的学生生涯中，善用天资，加以刻苦勤奋，除了必修的圣经、信理、教会法典与伦理神学予以精通外，还流利精熟地掌握了拉丁、意、英、法、德、希腊语言文字，加上母语汉语，他已成为一名贯通七国语文，精通中、西文化，博学多才的学者。1937年，获梵蒂冈传信大学“圣经神学博士”学位，同年，在教廷领受铎品，光荣地成为一名牧灵神父。那时，以段主教的才华、德品，若在欧洲从事牧灵工作，其前景必然光灿辉煌。
    然而，段主教原属所在教区，我们重庆市万州教区的前身——四川省万县教区，成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且是当时的中国天主教教会中，少有的由中国人担任正权主教的教区之一，教区首任正权主教的王方济主教，深感最缺的是牧灵人才，更需要象段主教这样一位德才兼备，学贯中西，精力充沛的年轻神父回到教区。因此，正在欧洲大有“春风得意马蹄急”之态势的段荫明神父，接到王主教的信件，也可以说是命令，毫不犹豫地立即收拾行装，起程回国。时值1939年，其时抗日战争已在中国全面展开，且正值激烈阶段。段主教在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后，于1939年圣诞节前回到了万县教区。
    时过五十年后，段主教在谈及此事时感慨万分地说：从欧洲回万县，在战乱时期，谈何容易。但风险再大，困难再多，我也在所不顾，因为我是神职人员，神贫、贞洁、服从是我行为准则，教区主教之命，我必听从，说到这里，段主教特别强调：神贫、贞洁、服从不光是神职人员和圣职人员所必备之基本素质和誓言，就是普通教友也应具备这三种德行，才算得是一个合格的好教友。
    段主教一回到教区，王方济主教即委以重任：担任教区秘书，担任位于万州王家坡的世光大修院的教学、管理任务。在全面协助王主教管理教区，发展福传事业之同时，他还担任援助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驻梁机场的美国空军官兵的随军牧灵神父，为其举行弥撒，告解等圣事，为抗战事业，友好交流作出了贡献。美军官兵们非常折服于他的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甚至还有已是须发皆白原美国空军人员专程前往真原堂来拜访他。
    那时的万县教区，辖四川省达县地区之全部和万县地区，涪陵地区之大部的三十个县的一两百个堂区，教友达十万以上。此外，教区还设有小、中、大修院教育机构，和世光医院，育婴堂等慈善事业。可渭造就了教区福传事业的空前繁荣。有如此成就，当然光荣归于天主圣三的降福与眷顾。同时也归功于以王方济主教为首的。包括段主教在内的全体神长，教友的共同艰辛努力。

甘负十字，大智大勇

    王方济主教逝世后，经教廷批准，于主历1949年10月18日，段荫明主教由助理主教荣任万县教区第二任正权主教。
    段主教的同乡，同学也是同事的张志渔神父曾极富感情地说过：“从那一天（注指1949年10月18日段主教任教区正权主教那一天）段主教就开始背着沉重的十字架，真难为他，真辛苦了他。“张神父的话简单明了，生动准确。笔者算了一下：从1949年10月18日，到他去世时的2001年元月10日，超过半个世纪，何年何月，何时何刻他老人家何曾轻松，懈怠过。他时时刻刻为之思虑，揪心和操劳的是教会，是牧灵福传、是教区、是教友，此外绝无他务。
    他宅心仁厚，态度和气。待神长如手足，待修女如姐妹，待教友如儿女。文革中，他被强行送至江南的程家坝搬运队强迫劳动。在那样艰难环境，仍保持着平静心态而不失望，不怨不尤，不烦不躁。同样获得了人们的信服与尊敬。搬运工人们都亲切称他为“段老师”，还时时照顾他，帮助他，安慰他。后来，到了八十年代初，教会恢复后，有很多他的“工友朋友”成为了热心的教友。这表明他于逆境中仍不忘“光荣天主，救人灵魂”的神圣福传职责。
    段主教以其特有的温文尔雅与慈祥善良的气质给人以和气可亲的印象。但一当涉及到信仰的大是大非问题时，他的态度却非常鲜明与强硬。他的无比的刚强与勇敢便会显现出来。“文革”中的1966年8月中旬，一伙“造反派”闯进真原堂，乱打乱砸，丧心病狂地用绳索把敬供于祭台之上的圣母玛利亚的塑像拉倒在地。“造反派”们拿着一条扁担对段主教吼道：“段荫明！你用这条扁担把这个塑像砸烂，不然的话，就打断你的双手！”此时此刻，包括笔者在内的人们，心都揪紧了！为段主教担心之极！但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反差极其强烈的景象出现了。段主教一反平日谦谦君子之风，愤怒地高声说道：“你们这种野蛮行为是违反国家宪法的！你们要我去砸圣母像，你们可以去砸你们自己的母亲吗？你们不要说是打断我的双手，就是砍掉我的头，我也不会去砸我们的母亲——圣母像的！“面对段主教的凛然正气和义正辞严，一伙凶神恶煞般的“造反派”们竟然目瞪口呆，无言以对。更莫明其妙的是，在既没打断段主教的手，更未砍掉他的头情形下，凶手们竟然一哄而散，悻悻而去了。
    此情此景，段主教一身正气，无比热爱圣母的言行，将永远定格于普世圣教会之青史；将永远垂范于广大基督徒心中。同时，也向人们诠释了什么是“圣神七恩”中的“刚勇”——真正的刚勇。敬请读者原谅，我之所以在此强调“真正的刚勇”是因为在我们中很多人在很多时候，为了自身的蝇头小利，动辄发怒斗气，甚至记恨于人，将人人都能耳熟能详的《天主经》中的“尔免我债，如我亦免我债者”之耶稣圣训抛至脑后，还自鸣得意地以为是有性格，有刚勇的表现。对比段主教那种“严以律已，宽以待人”的修为，在维护信仰尊严时却能一身正气，毫不畏惧的真正刚勇气质。清夜扪心自省，我们不觉得羞愧么？

誉满天下，质朴淡定

    经过“十年浩劫”的磨难与补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包括我们万县教区在内的全国天主教会，得以恢复正常的宗教活动。教友们又能到圣堂朝拜基督圣体，参与弥撒圣事，聆听主教、神父的讲道。教友们重新过上了宗教生活倒是幸运了，主教、神父们却犯难了。因为那时，偌大一个万县教区，只有包括段主教在内的不到十位神长和一位修女。而他们中最年轻的也是年近七十。而更严重的是，教区所辖的二三十个区县中，绝大多数县无神长。教堂教产在“文革”中或被毁或被占。所以，大量的工作逼得年老体弱的神长们不得不夜以继日地忙碌奔波。而最忙的，首当其冲地要算段主教了。那时的他，年近八旬，且身患多种疾病，仍然马不停蹄地四处奔波，几年中（从1982年到1988年）他的足迹遍于教区所辖的每一个县，每一个堂区。而他的一支笔，从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从未歇息。因为那时，整个教区就连主教座堂的真原堂都没有一部固定电话，就更不用说什么手机了。无奈、他只能用一支笔，日夜不停地向各级各地相关部门联系，申述，目的全在于索回教产，使教友们得以恢复正常的宗教生活。
    经过几年的艰辛劳顿，在以段主教为首的神长、教友们的共同努力争取下，教区的恢复工作初见成效，逐步趋于正常。可以说，万县教区恢复工作之成效，在四川省内乃至在国内，都是比较好的。
    那时的万县教区，困难多多，举步维艰，但最大的困难第一是缺乏神职，圣职人才，第二是严重缺乏资金。因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争取回来的包括真原堂在内的所有原来好端端的教堂，已是面目全非，破败不堪的了。如要恢复宗教活动，必须予以修复，这就需要经费。无奈段主教又以一支笔向分散于欧洲，东南亚的学生们，朋友们予以联系，请他们对教区的恢复工作予以支持，帮助。说到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段主教此为不失国格，人格。第一，他所联系的是他于1949年任教区主教后选派出国的修士学生和他留学国外时的学友，是以师生，学友之私交予以联系的，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第二，所有外来资助，悉数用于教区恢复、建设之公需。不惟如此，就连国际国内很多人向他求弥撒之献金，他也是与每一位神长均分，而他自己的一份，不是资助贫困教友，就是献与教会之建设公需。而且，在他自己生活并不宽裕，教区建设仍需资金的情况下，他以博大的胸襟，还为万县地区人民医院（现三峡中心医院）争取到大量医疗器械和救护车。这些就是挽联中“九旬无私献教会”和汤汉主教唁电中“热爱教会，惠及社会”的基本事实。
    在教区的恢复建设尚需大量工作要做之际，段主教又以战略的眼光关注着另一件大事：培养神职人员的后继者。为此，他四处奔走，呼吁，请求。终于1984年，为整个中国西南片区（川、云、贵、藏四省区）培养神长接班人的“四川省天主教神哲学院”得以开学。在本教区尚有大量工作未予完成，还十分需要他的情况下，他仍以公忠体教之胸怀，不辞辛劳，不顾年事已高之病体，以学院名誉院长之身份，前往学院授课，讲授伦理神学与圣经神学。后因病情加重，实在不能亲往授课，就委派他的学生和接班人，后来的徐之玄主教去学院授课。
    当这篇虽无文采，但却是写实的纪念文章写到这里的时候，一种不无遗憾的感慨在笔者心中油然而生，如果不是这大量的日常事务纷扰于他，以他的顶尖学识与上乘修为，他应该有也一定能有大量的著作面世。不能不说，这确实是一件令人遗憾而惋惜之事。
    由于段主教有着天主圣三特殊临在之恩宠，使他有着全身心奉献圣教会和基督福音传播的内在诉求；有着真挚与炽烈的“上爱天主，下爱世人”之情感；具备了学贯中西之渊博学识与上乘嘉德，使身处偏辟的“下川东”山区的万县教区和他本人，驰名于云、贵、川的西南片区；驰名于国内及港、澳和普世天主教界。
    法国某天主教修会，在得知了段主教在“文革”中国热爱圣母而奋不顾身的史实后，深为感动与敬佩，不远万里，将一尊专做的圣母小雕像送到真原堂赠与段主教。
    段主教声名远播，誉满天下，实在是应了一句话：“天道酬勤”。但一个“勤”字，却蕴含了段主教几十年如一日勤学圣经，勤体基督圣训，勤于福传，勤于牧灵的辛勤与心血。在荣誉面前，段主教却难能可贵地持以平静与淡定，仍以平常心看待自己。表现出更加谦逊，和气与慈祥。虽是声誉鹊起“深受教内人士景仰”（汤汉主教唁电语）并具有“宗座遐福”之崇高荣誉，他仍保持着贯有之朴素与随和，直到他逝世前，总是同着真原堂的神父、修女们一起吃饭，从不开小灶。
    段主教不仅仅是为本教区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地忘我工作，还以荣主益人，广扬圣教的更高境界要求自己。八十年代末期，以年过八旬之高龄，远赴欧洲参加“世宗和”会议。到成都为黄渥泽主教，徐之玄晋牧主礼。甚至还去东北松花江畔，为吉林教区李雪松主教晋牧主礼。还以他深厚的国学功底与书法造诣，手书一厥《满江红》赠与李主教。其中有‘何惧十字重如铁“辞句，看起来这是勉励李主教之语，其实，又何尝不是他自己为天主福音传播。为广扬圣教而甘负十字架的真实披露与写照。
    记得八十年代末，当时的四川省万县地区的地委，行署机办有一种名为《万州》的刊物，其中有一期载有一篇该刊物记者对段主教的专访，专访文章的开头大意如下的话：在国内国外，有很多人也许不知道万县地区的小三峡，但有很多人却知道万县地区的真原堂，知道真原堂有个段主教。评价之高，可谓实至名归！

鞠躬尽瘁，垂范千秋

    上述史实，使人明白了为什么段主教能获得如此广泛与真挚的爱戴与崇敬了。
    是的，我们敬爱的段主教除了天主圣神赋予他管理、训导教区和祝圣的神权外，他是一位两袖清风，一无所有的老者。他清贫到在九十年代末还穿着六十年代的中山装。知道他的人当然知晓他是一位德才兼备，驰名天下的好主教，不认识他的人见到他，一定把他当成一位有着儒雅气质，慈眉善目的退休老者（教授职员亦或是工人），但绝不会把他看成官员或“大款”。
    段主教的质朴，低调，折射出他老人家谦逊，无私的品德；而他的宽容与谦让则彰显出他那广博的胸怀与深厚的灵修涵养。
    时代在前进，在发展，而教会也不是存在于不染红尘之真空。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后，新一代神职人员，圣职人员和教友进入教会后，既为教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带进一些新时代色彩。新老交汇，难勉碰撞，迸发一星半点火花是常有之事。但段主教在坚持教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之同时，对年轻一代总是予以宽容，耐心。他曾对万州教区现任主教，当时的何泽清神父说过：别人可以对不起我，但我决不可对不起别人。这种襟怀，与三国时代的曹操的“宁我负人，人毋负我”两相比对，反差强烈，熟优熟劣，何用多言？
    敬爱的读者，我这篇不免有点冗长的纪念文章，其目的是在寻找人们为什么这样真挚、自发、持久地爱戴、尊敬段主教的依据。猛然，保禄宗徒的话在我耳畔响起：爱是含的，爱是慈祥的，爱不嫉妒，不夸张，不自大，不做无礼的事，不求已益，不动怒，不图谋恶事，不以不义为乐，却与真理同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期盼，凡事忍耐。（格前13：4——7）
    答案与依据有了，段主教终其一生，不就是照着这段经典训导身体力行的吗？段主教真正做到了爱天主，爱世人，爱教会，爱社会，那么，人们爱他，则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了，拙文至此。泪湿稿页，心潮不平，言犹未尽，已无再书之力。只好借用汤汉主教唁电语作为结束吧：
    “他仍活着，且已在天父家中领受赏报……他的嘉言懿行，必永留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