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我国教会的复兴与发展，许多教区和堂区设立了不同的服务活动和项目，譬如：接待室、幼儿园、青少年中心、爱德组、读经班、慕道营、亚纳会、孤儿院、残障院、收容所和养老院、以及建立网络和媒体平台

其新书《秉烛隧中》为作者2003年至今重要文章的首次结集，借着这本书的出版，凤凰大学问联手新星出版社、东方历史评论，邀请了几位中国目前思想界比较重要的学者共同组织了沙龙形式的发布会，共同探讨宗教与中国社会的千年互动

由于信德，门徒们组成了第一个团体，聚集一起聆听宗徒们的教诲、祈祷、举行感恩祭、把一切皆归为公用（参宗二42-47）。　　

方济各发自梵蒂冈2013年12月8日台湾地区主教团社会发展委员会正义和平组恭译注解：1、《在真理中实践爱德》通谕（29，6，2009），19；宗座公报101（2009）654-6552、教宗方济各《信仰之光

我在就任上海教区主教之初就立即组建了教区管理委员会，下设11个委员会，重新成立了司铎咨议会。它们的设立是为了帮助我更合理更有效率地管理教区，使我能听取更多的声音，也能使我的想法得到落实。

但济南教区做得很不够，只有洪家楼天主堂有个文宣组。我从国外学习回来之后，成立了福传小组等几个小组，后来他们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有些小小的成绩，但是很不够，是一个堂区的作为。

他们就这样的问题请教了徐光启、杨廷筠和若望等三位归化的文人。这三人建议神父们，在中国经典著作内容方面有利于他们时就应坚持之，而应对那疏注文置之不理。

东正教会及东方礼东正教会中，宗主教主教会议及教会组成了专门从事协调大公运动的委员会，其中首推一九六一年成立的教会大公运动委员会。圣公会早在二十年代就已经开始有所行动。

耶稣会组织了一个很好的系统，学生们在灵修、智力和团体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培育。对于“今天的大学是社会使徒职务吗？”这一问题，我的回答是：“当然！”。这是为了培养下一代大学领袖，这很自然。

我们圣物组都是从“信德”拿书，特别渴望能买到有关培育方面的。我曾经在新加坡买了一套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的《培育的艺术》特别好，希望“信德”能够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