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乞丐

大概是七十年代初期，我们家乡常常有来讨饭的乞丐。通常情况，他们会一手柱着一根打狗棒，一手端着一个讨饭碗，身上斜挎一个帆布包。他们一般来我家的时候，我妈总会多给他们一个馍馍，还会给他们半碗白面粉。妈会对站在旁边的我说，乞丐有可能就是耶稣。我那时候小，听不明白妈说的话。

长大后，乞丐见多了，大多时候也没有多大的怜悯心了，偶尔也会给他们一点小钱。有时看见乞丐，会躲着走开。心里常常想，求天主保佑，我这辈子千万别沦为乞丐。

我家情况还可以，算是不愁吃穿的家庭吧。父亲是村上的干部，收入可以；妈妈算村上有本事的女人了，勤劳理家，家里八口人的日子，过得相当滋润。我后来喜欢修道当神父，爸妈也不反对。而且比较顺利地圣了神父，生活在太平盛世，常常想，我这辈子不会当乞丐的——乞丐与我本人不会有关系。

但是，有时候不由自主地会想起，我在上海佘山修院读书时院长金鲁贤主教讲的话：“天主给我的神恩就是讨钱，我就是一名高级乞丐。这次出国讨钱，成绩相当不错……将来你们当神父，当主教了，为了教会的事业，也会当高级乞丐的……”原来主教为了在上海光启社印弥撒经书与日课，印他翻译的耶路撒冷版本新约圣经等书籍，去瑞士募捐了。他也告诉我们，向别人开口募捐要钱的滋味很难受，但是为了教会，他愿意做这个高级乞丐。

我在榆林教区毛团做本堂神父的时候，身不由己也沦为高级乞丐。我给大家分享这个故事，是想让现在的弟兄姐妹及后来的人明白，教会这棵大树的成长，浸透者先辈们的血汗泪水，希望能激励今天的我们，更好地去建设今天的教会！让我来给大家分享我这次当高级乞丐的故事吧！

1997年春节过罢，王主教发来调令，让我离开我很喜欢的堆子梁堂区，去当时榆林教区中心毛团当本堂神父，并且告诉我，刚刚祝圣不久的杨槐神父，除了负责教区的财务工作及修女院的教学工作，也会帮助我做这里的牧灵工作。我也知道反对无效。王主教当面解释，调我到毛团做本堂神父，主要是为了让我给修女教书，她们需要一位神学教师。我就这样心不甘情不愿地上任了。

毛团天主堂地处靖边县东坑镇西北5公里处，毛乌素沙漠南端。村里大约有3000多教友，加上周围各村，总共大约有8000多教友。这里之所以能成为当时教区中心，除了教友居住密集外，一个主要原因是这里是马明德神父的家乡。马神父是教会开放后，三边一带最有威望的牧人。他也是以这里为他的大本营，开始复兴三边教会。经过他多年的悉心牧养，毛团的教友素质普遍比较高，主日天进堂的教友也比较多。每一年过圣诞节、复活节，马神父在这里举行礼仪，三边好多教友，就会云集在这里参加礼仪，人山人海，蔚为壮观。可以这样说，在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这里就是三边教会的耶路撒冷。后来也就慢慢形成了榆林教区的中心。1994年，我也是在毛团堂被王振业主教祝圣为神父。王振业主教及他的助理童辉主教，后来也常住在这里，带领整个陕北教会。王振业主教高瞻远瞩，除在陕西神哲学院培养教区的神职人员外，也成立自己的修女会，希望她们未来能成为陕北教会的有生力量。

1994年，罗神父由王振业主教手中领受铎品

罗神父与为之上课的修女们

罗神父在毛团做本堂时，与童辉主教等人合影，右一为香港柯毅仁神父

1994年，罗晓平神父晋铎时毛团的老堂

我到毛团上任后，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修女院的教学工作上，主讲天主教教理与中学语文课。我配合杨槐神父的修女院教学工作，杨神父配合我堂区的牧灵工作，在管理教区财务上，他是财务主任兼出纳，我是教区会计。我们在一起，有一段很美好的合作经验。

但我心里还是更多牵挂我的堂区建设，特别是堂区的硬件建设。这里的圣堂可能是教会开放后最早在马神父带领下修建的，当时的经济能力真的很有限，圣堂很是简陋，堂面由于年久失修已破烂不堪。最大的缺陷是教堂没有钟楼，不像个教堂样。圣堂里面的跪凳，也歪歪斜斜，没有几个好的。由于两位主教常驻这里，各级政府人员常来，还有外界的客人来往也很多。我希望在我任职期间，能够尽力改善一下圣堂的面貌，让毛团堂像个主教临时座堂的样子。

分两步进行，第一步首先把圣堂里面的跪凳换成新的。这个花费不是很大，毛团有位老医生高尚义教友，愿意出一笔钱，做这个善工；我也发动别的教友捐了些钱，那年圣诞节前，跪凳就做好了，而且是三边一带的好木料榆木。

第二步要修建钟楼，工程初步预算款大约五万元。在那个年代，这实在不是一笔小额数字。堂区账面上，只有几百元而已。那时，这里的教友生活很艰难，主要依靠种地维持生活。我初步估计本堂区教友捐款最多两万元，另外的三万元需要我走出去当乞丐，向兄弟教会求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类工作，我也意识到其中的艰难。需要放下身段，需要接受各种为难，需要接受别人的冷言冷语。为了这个工程，我要去体验一下当高级乞丐的滋味！

第一站，我去了银川。银川教区，过去与三边一带是一个教区，称为西南蒙古教区。那个年代，榆林教区与银川教区常常举行联合避静神功，我就是1994年两个教区在毛团联合避静神功结束后，被祝圣为神父的。而且刘静山主教当时也在场为我覆手。我记得很清楚，我圣神父结束后，他拉着我的手，鼓励我说，现在教会很缺少神父，希望我好好为教会工作，然后，给我了80元钱作为贺礼。并且说，以后工作有啥困难，去银川找他。

我在靖边坐上西去银川的大巴车，一路上欣赏着沿途的大漠风光。看到牛羊成群，在草原上奔驰；看到滚滚的黄河，咆哮着向北流去。我的心情也很激动，鼓励自己说，别怕，银川教友会欢迎我的。

我是周六下午到达银川天主堂的，本堂神父和刘静山主教热情接待了我。在晚餐的时候，我有意识多喝了两盅白酒，这样胆子可以大一点。晚餐结束后，等别的神父们离开后，我给主教说明了我这次来银川的目的，希望他明天主日弥撒中，能为毛团修建钟楼工程发动教友捐款。刘主教很为难地说了很多话，银川教区这几年修建教堂，靠银川教友捐款；外地教区修建圣堂，也来银川募捐。提起要向教友捐款的事情，就很头疼。主教说的都是大实话。最后主教说：“明天十点的主日弥撒，我身体不舒服，就不做了，请你做吧！你在弥撒中，向教友说明一下情况，请教友们捐献，能捐多少是多少吧！我估计不会少于2000元吧。”最后分别时，主教再三嘱咐，好好准备一下明天的道理，讲道时态度要谦卑点，大概就会多捐点。这大概都是他老人家过去当高级乞丐的经验之谈吧。

第二天，我超常发挥，不管是讲道，还是弥撒中的咏唱部分，都觉得很顺畅。而且整个大堂，坐满了教友。整个礼仪气氛，让我感到很放松，没有一点紧张感。我讲完募捐道理后，全堂教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弥撒结束后，我端了一个小盆子，站在大堂门口，出堂的教友踊跃捐款，恭恭敬敬，把钱放在盆子里。最后清点时，正好5000元，是个整数。我内心充满了无比的喜悦。我在回毛团的路上心里想，原来当高级乞丐是这种感觉。

第二站，去上海。那年夏天，上海佘山修院在上海金泽举行校友聚会，我也被邀请。同学们毕业后多年不见，现在都圣了神父，见面后都格外激动，格外亲热，有说不完的知心话，彼此分享当神父的酸甜苦辣，彼此邀请去自己堂区传经送宝等方面的话。在聚会临分别的前一天，我告诉了几位在南方牧灵的我的老同学，我目前正在修建圣堂钟楼，希望他们能帮点忙。不说不知道，说后我很惊讶，他们的日子比我还艰难，也都说他们堂区现在正在修建啥大工程，需要几百万的资金，也正在发愁，头发都愁白了。我怕他们在我面前当高级乞丐，也就不敢多说了。我也知道，那个年代，正处于中国教会建堂高峰期，各个地方都需要资金，都不容易啊！我原以为，有神父会邀请我去他们堂区，就像我在银川一样，在弥撒中，自己开口向教友捐钱，很可惜，没有这样的机会！也有神父给我分享他当神父经验说，我们都是给主教打工的，主教给钱，咱干事，主教不给钱，就别揽那么多活儿。我觉得神父讲得也是实话。

就在我临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晚上，在上海教区房地产办公室工作，我的老乡兰建胜神父邀请我一起去散步。问我目前在堂区做啥工作，我告诉他我目前正在修建的圣堂钟楼工程，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身边有用不完的钱吗？捐给我吧，我现在真的需要！”他说没有问题，他身边正好有一笔钱。有一位医生的母亲，临去世前留下5000元钱，告诉儿子，希望把这笔钱捐给贫穷地区的教会，或者帮助在那里工作神父的生活费用，或者帮助那里的圣堂建设。这位医生把这笔钱给他，希望他能找到这一位帮助对象，但是希望兰神父不要透漏他和母亲的姓名。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这样，我在上海又找到了5000元钱！我也明白，这是天主让我受尽各种难堪之后，为了不让我失望，给我的希望。

回来后，我也去本教区张家畔堂区去募捐。在王建民老先生和马明德神父的外甥女赵小丽姐妹的陪同下，走进教友家里，许多教友伸出了慷慨的双手，帮助毛团堂这个大工程。

很可惜，修建工程还没有完全结束，西安李笃安主教就给我发来邀请函，请我去西安大修院教书。我只好把后续修建工程托给了我的继任人杨槐神父了。就这样，依靠本堂区教友的奉献，在各地教友的帮助下，我们修建起了毛团堂钟楼，使它气势恢宏地站立在塞北大地上，成为榆林教区那时候的一面旗帜，激励着陕北的天主教会！

如今的毛团天主堂

1998年9月，我到了陕西天主教神哲学院，开始了我的教书生涯，在那里一呆就是23年有余。这样就再也没有机会当高级乞丐了，感谢天主，有这个当高级乞丐的机会好，没有更好……

2023.7.25   暑假于遥远的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