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内部通讯：社科院研讨会肯定传教士殉道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专题研讨会，充分反思远离故土从欧洲到中国宣讲基督福音的天主教传教士们的事迹。传教士们不再是西方帝国主义的第五纵队，相反，盛赞他们是中国人民的“友人”，为了保护躲避日本侵略军暴行的中国妇孺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殉道传教士事迹的重视，似乎与此不无关联。

　　十月二十五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和天主教河北信德文化学会在北京联合主办“抗战初期‘正定教堂惨案’八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上充分肯定了天主教传教士为中国人民做出的贡献。一九三七年十月九日正定城沦陷，侵华日军烧杀奸掠，九位欧洲传教士在天主教正定教区主教府暨主教座堂接纳了五千多名难民避难。遣使会会士文致和主教及其八位同伴为保护中国妇孺免遭日军污辱侵害而被日军绑缚。他们宁死不屈，当晚被残杀焚尸于天宁寺凌霄塔下。据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所属的信仰通讯社报道，“中国政府智库充分肯定包括传教士在内的中国天主教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到传教士这一群体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贡献”；强调不能“将其传教士的身份、信仰切割开，仅仅抽象地从人道主义等方面去评价”。

殉道、信仰与习近平

　　得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和信德文化学会而成功举办的研讨会的中心内容，代表了天主教传教士们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献身中国人民的有力见证——原籍荷兰的文致和主教及八位欧洲传教士们为保护二百多名中国妇女免遭日军糟蹋而被活活烧死。中国历史学家们称这起事件为“正定教堂惨案”。文致和主教自一九二一年起任正定宗座代牧区宗座代牧，直到惨死在日军屠刀和烈火下。

　　信仰社报道，“与会者学者、教会人士、专家和政府代表们一致充分客观地肯定了天主教会在日本侵华期间为中国国家和人民作出的贡献。许多大会发言中还强调了传教士们为中国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认为从包括传教士在内的中国天主教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到传教士这一群体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贡献、作用、影响，比如在中小学和高等教育、慈善救援、医疗卫生、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杰出贡献，应得到重视和客观公正的评估，还原历史真相，公平对待”。中国人民大学李秋零教授建议客观评价在历史上为中华民族作出重要贡献的传教士。“将其传教士的身份、信仰切割开，仅仅抽象地从人道主义等方面去评价，似乎其贡献与其信仰毫无关系”是不够客观公正的。他指出，“我们对传教士的评价应该回归到他的传教士身份，他们之所以在中华民族危急的时刻，当数千妇孺面临危急的时刻能够挺身而出，正是因为他们的信仰，才决定了他具有这种人道主义，具有这种大爱，具有这种情怀”。而主持研讨会的社科院基督教所刘国鹏博士曾于二O一三年主持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整理传信部建部以来有关中国教会档案的系统编目，因此有机会在梵蒂冈直接接触到传信部所藏有关“正定教堂惨案”的资料。这些档案资料显示，一九三七年荷兰和日本当局曾就正定教堂惨案秘密达成赔偿协议，日本当局对杀害文致和主教及其同伴进行了赔偿，证明该惨案是由日军所为。

　　研讨会上还介绍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荷兰进行访问期间获悉文致和主教的情况。二O一四年三月二十二日至四月一日，习近平主席访问欧洲四国。在访问荷兰期间，文致和主教及其同伴为保护中国妇孺而血洒正定古城的英勇行为暨“正定教堂惨案”引起了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及重视。同年十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上海复旦大学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和信德文化研究所联合在石家庄举办了“正定教堂惨案暨宗教在战时的人道主义救助”国际学术研讨会。当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前夕，习近平向海内外全体中华同胞和世界各国朋友声明表示：“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客观审视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

　　过去，在华传教士的活动历来是争议和对立的沃土。二OOO年十月一日，先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封列一百二十位在华殉道者为圣人期间，许多外籍传教士沦为中国和梵蒂冈发生争执的话题。封圣典礼的日期，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列品案的整个审理过程中，台湾教会以及政府当局的活跃有目共睹（当时的台湾驻梵蒂冈大使就座第一排）。上述两点，无疑加剧了北京政府的愤怒，抨击封圣是政治行动、是反华“阴谋”。争议中，殉道传教士和司铎们被抨击为西方殖民主义的爪牙、犯下了“令人发指的”反中国人民的“罪行”。

　　而现在，在“正定教堂惨案”八十周年纪念之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和信德文化学会联合主办“抗战初期‘正定教堂惨案’八十周年”学术座谈会充分表明，中国文化界和教会可以共同交流、尝试冷静客观地审视天主教会在中国的传教历史。此外，天主教会的历史开诚布公地承认，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叶的在华使徒活动中不能不考虑西方国家帝国主义战略计划的因素，后者旨在从一个崩溃的帝国掠夺战利品。而从那时起，远见卓识的传教士本身以及教会人士就严正揭露了帝国主义强权压制令使徒活动窒息。首位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枢机——他的列品案刚刚正式开启，早在一九二O年便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传教事业沦为西方列强殖民主义扩张工具几十年来的情况。刚枢机写道，“中国人因为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遭遇了一系列巨大的损失和屈辱；他们认为传教士和外国的侵略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看到外国政府从自己的国家驱赶教会人士、剥夺他们所有公民都享有的权利，但那绝对是出于保护他们在中国的传教（……）。鉴于用武力，特别是保教权手段强加于中国人的条约，传教事业变成了国中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