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鹏博士的发言

    其实大家已经说了很多了，我作为主办方，如果我不说点什么，好像对不起大家，也对不起这个会议。其实2014年召开“正定教堂惨案”座谈会的时候，我在2015年的《宗教蓝皮书》上的“天主教报告”里面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部分叫《天主教界在“二战”时的贡献与历史形象再造问题》，就是以“正定惨案”和抗战时期天主教和人道主义救援为例，利用当时能够看到公开的报纸、杂志报道的与天主教相关的一些抗战时期的人道主义救助例子，梳理了他们所做的一些贡献，提及了如何重新为它的形象正名的问题，还有重新评价传教士在近代以及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化交流当中的积极作用。

    我现在首先谈一个问题，我在传信部档案馆看到的有关文致和代牧的信息和资料大概有多少？从1622年传信部建立到1938年所有的档案都是开放的。1938年正好是文致和代牧遇害的前一年，所以1937年、1938年的档案都有可能和文致和代牧遇害的情况有关系。我2013年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就是整理传信部建部以来有关中国教会档案的系统编目，因为资金、人员、精力都不能完全照顾到300多年的档案，所以重头还是在1893年之后，因为从1893年起，传信部档案馆采取了新的档案编目法之后，档案比较系统，找起来也比较容易。1937年我看了一下，这些档案目录现在都在我手里，我把1937年的档案目录统计了一下，直接和文代牧遇害的有11份档案，档案所显示的信息来自多个机构、团体和个人。1938年，这件事情仍然没有完全风平浪静，有4份相关档案。1938年，紧接着主教空缺之后，就面临选谁当宗座署理的问题。1937年的档案都有哪些信息来源与此有关？

    1937年传信部有关正定代牧区的档案刚开始都是文致和代牧给罗马教廷的教务报告。在他遇害之前，他最后一份给传信部上交的报告内容是，为代牧区年满80岁的修院院长，申请特别宗座遐福，紧接着下来全部都是关于文代牧本人遇害的消息。首先是驻华宗座代表秘书，也就是蔡宁总主教的秘书通报了这件事情，首先的传言和判断是，天主教传教士被匪徒劫持的相关消息，刚开始传言就是匪徒劫持。第二份是遣使会总会长苏神父，通报了正定代牧和部分传教士遇害的消息。第三份报告是国务院副国务卿通报正定代牧及其他部分传教士遇害的消息。第四份是圣座驻荷兰代办通报的文致和代牧和其他传教士遇害的消息，我们可以看到，信息来源是多方面的。紧接着又是驻华宗座代表秘书，提及宗座代牧空缺期间的问题，提供了文代牧及同伴遇害的新信息。另外还有一个蒙席，这个蒙席目前不熟悉他的身份背景，他向传信部打听文致和死亡的细节。再往下来，就是转发荷兰外交部政务司的公函，内容是有关日本当局对于杀害文致和及其同伴进行的赔偿，这件事情的性质和犯罪主体已经明确了。在1937年的时候，荷兰外交部政治事务司和日本已经就这件事情达成了协议，日本人已经公开地提及赔偿问题，所以这个事情肯定性质是清楚的。我们看这个档案的编目就可以知道，下来又是遣使会总会长苏神父，再下来是圣座驻荷兰代办提供有关文致和、蒙奇及传教士的情况。最后一份还是转达文致和及其同伴惨案的最新消息，还是有价值的。我不知道你们的搜索档案当中有没有关于传信部的档案。

    1938年的档案与此相关的有4份，说明这件事情还没有完全过去。首先又是驻华宗座代表的秘书，他通报了所谓的文致和代牧葬礼举行情况的信息，有一个详细的文字介绍。下来是国务卿转发了荷兰外交部的几份报告，其中就提及了日本政府赔偿的问题。第三份是圣座驻荷兰代理大使乔贝（Giobbe），他转发了1937年10月9日（日期非常确定）“正定教堂惨案”和受害者葬礼的消息。最后一份又是圣座驻荷兰代理大使乔贝，通报的就是荷兰外交部政治事务司转发来的有关日本人杀害文致和及其同伴赔偿问题的报告。这是整个1937年的11份档案和1938年的4份档案，有关文致和代牧非常清晰的目录。大家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转交给你们。然而你们可以找人去查阅，比较简单。
    我上次发表的这篇文章，其实就是以2014年的研讨会为蓝本，同时再做进一步的文献梳理，比如我以当时的《申报》和其他的几份在华期间发表的报纸，勾勒了到底传教士在抗战期间都做了哪些人道主义工作？我将之分成了七类：第一、收容难民，比如设立红十字会等；第二、为抗战胜利举行弥撒仪式，很多人一般不认为这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是如果从信仰角度出发，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信仰是有力量的；第三、罗马教廷官方拨款用于兴办战时慈善事业；第四、筹集善款，救济难民；第五、营救难民；第六、保护中国妇孺免遭侮辱，这里面我就提及了“正定惨案”，不光是这个，还有1938年2月8日，当时的杭州代牧也是为了阻止日本人猥亵中国少女，日本人把他的胡子都拔了；第七、传教士因人道主义救助还获过本国政府的嘉奖。

    我想说明的是，我们今天重新回顾抗日战争时期，或者正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天主教界所做的贡献，我们的目的是要重新评价天主教会的形象，以及它的现实意义。有哪几点？我总结有如下四点：

    第一，把天主教界甚至整个宗教界在抗日期间的贡献和人道主义救助视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点之前高老师他们都提到了。

    第二，借助重新审视整理在华外国传教士的人道主义救助活动及其他们给罗马教廷、各修会的报告和档案，他们个体的书信，来补充和增加对于日本侵华战争这方面罪行更为全面、多元的一些历史证据。

    第三，借助战时天主教会的人道主义救助，及其在教育、慈善、医疗、文化等方面为中国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来客观评价和重估来华西方传教士以及天主教会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作用和影响。

    第四，就国际关系而言，当下的现实意义，战时的天主教会的人道主义援助，开启了一种类似于一种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宗教作为世界和平推动者的理念先河。对当今中国的外交关系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以上提到的稿子是我2014年自发写的，我没有参加2014年的学术研讨会，没有人给我稿费。《宗教蓝皮书》中的“天主教报告”这几年都是我写的。
   
邵子平：刚才说的好像是荷兰向日本提出赔偿。

    刘国鹏：不是，荷兰外交部和日本已经在协商赔偿问题，而且应该是日本跟荷兰外交部在交涉赔偿问题，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档案的目录，细节不清楚，不是荷兰政府向日本提出赔偿问题，是双方在交涉。
   
    邵子平：还没有得到正式的澄清，应该是日本的外交方面，是不是已经正式承认了这个问题？如果承认了这个问题的话，那么没有刚才李教授讲的散兵游勇。
   
    刘国鹏：中文的翻译不是那么严格，看意大利文就非常清楚，1937年4820号档案当中，罗马教廷国务院国务卿这份报告的标题是，转发荷兰外交部政治事务司司长一份公函的复印件，这个内容是日本当局已经接受了对于杀害文致和蒙席和同伴的赔偿条件，这个赔偿可能是荷兰当局提出的。但是日本人已经接受了谈判条件，他承认了。
   
    邵子平：今天上午讨论的那个问题应该不存在了，所谓是不是散兵游勇。
   
    刘国鹏：至少我们从档案来说，刚开始的第一份档案，就是说匪徒杀害的。后面的已经确定了这个时间的性质，就是日本当局已经接受了赔偿。刚开始事件不清楚的时候，教廷也认为是匪徒干的，那是因为可能传播的信息不确切，所以信息的来源有三到四个方面，有驻华宗座代表秘书，有遣使会的总会长，有圣座驻荷兰代办，有荷兰外交部，至少是四个方面，所以信息来源是多元的。最终汇集到教廷国务院或者是传信部，才会得出一个公允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