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只愿报主恩

———杨丽芬教友访谈

    问：先谈谈你和你的家庭情况好吗？
    杨丽芬（以下简称“杨”）：我出生在一个天主教的教友家庭里。父母是非常热心的教友，他们分别于1994年和1997年去世。我们家姐妹5人，我是老大，五妹现在做了修女。再往亲戚里说，我的两个姨姨都是修女，母亲的叔叔是一位主教。

    问：那你的信仰一定保持的很好了？
    杨：不，更好说年轻时我是一个不折不扣地叛逆者。上小学的时候，当时学校有展览，展览的内容就是说神父修女怎么坏，把婴孩做实验，神父穿着黑袍子给敌人发电报等。那时我就觉得教会很不好，做了好多坏事。对教会很反感。后来上了首都师范大学政教系（实际上的哲学系），我们学习西欧哲学史，有一些批判天主教的课程，当时对宗教的态度变成了憎恨，尤其是当时对我的信教家庭感动厌恶。

杨丽芬及部分北京教友与“信德”编辑合影

    问：你又是怎样回归信仰的呢？
    杨：信仰真是太奇妙了，大概是1979年，当时我在丰台二中教英文。春节的时候，外面下了厚厚的雪，我在家里烦，就穿上一件大衣到外面去。路过我的一个学生家，就进去和他们家人说话。那时，他的父母就和我说，你是天主教。我一听就皱起眉头说，父母是，但我不是。他们就说，多可惜呀，你们家还有主教修女，我就说我为我的家庭感到无比的耻辱。我还说，你们真是太愚昧了，难道你们不知道吗？是人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我起身要走，这时学生的爸爸（就是我们现在的会长），就到里屋拿了一个手绢包，打开一看，是圣教日课，黑皮，布面，在上面还有一个摁扣。我一看就说，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两本，每天晚上我的父母都会拿出来看。说着我就随便翻开日课，一眼就看到“我的灵魂你想一想，耶稣身负十字架……”那时，小时候的场景好像就发生在昨天。往下读，就感觉热血沸腾，就不由自主地哭了起来。他们都有点懵了———五分钟以前还是那样的态度，怎么变化这么快呀。我说，能不能借给我看一下这本圣教日课。因为我那时知道耶稣背十字架，但是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他们说那我们就借你三天。我把日课放在棉袄里，看看街上有没有人，然后就一口气跑回了家。因为知道是禁书，心里特别害怕，到家以后我就用被子盖住，打着手电看。那时我们家来客人了，我母亲就很不高兴，说你怎么不去陪陪客人呢？我就叫母亲看我的被子里面的东西，母亲一看就落泪了，然后我们就一起看……从那时起，信仰的种子就萌了芽。
    80年代初第一次进教堂，看见什么我都觉得特别新鲜，当我在露德圣母像前低头鞠躬的时候，小时候的情景立刻浮现在脑海———手拿小念珠在堂里跪得特别直，其实我不知道当时是真念经还是假念经，就是爱听别人夸我，说这个小姑娘真漂亮，真乖，真热心。那次从教堂回来，就叫我父亲教我们画圣号，那时我已经25岁了，画圣号都不知道用左手还是右手。我还和我的妹妹学天主经，用大一点的纸，把天主经写在上面，贴在墙上……
    自打我回头后，有人问我，你怎么变的这么热心了？我说这太奇妙了，这从理性上不能理解，信仰是天主白白的恩赐的一份礼物。找回信仰后，我再也没有退却过，一直在深深地被基督所吸引。

    问：国内教友读神学的好像不太多，你是其中的一位，请谈谈您的留学经历好吗？
    杨：认识天主后，我如饥似渴地了解天主的圣言，既到天主堂参与弥撒，又到新教听道，还差一点被牧师送到金陵神学院学习。没想到，后来竟然给我开启了梵蒂冈的大铜门。那时，教友的子女提出一系列问题，许多教友都不能解答。“新一代要明明白白地信”，于是我萌生了出国攻读神学的念头。经过不断的申请，解释，学校和外事部门终于同意了我的留学请求。1991年圣诞节，我飞到比利时，开始了留学生活。先在鲁汶大学学习一年礼仪。第二年到罗马，在世界之后大学学习四年（专门培训修女）。之后我就去了法国的露德一个灵修培训中心学习一年，（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了“信德”张士江神父，当时他和几位主教去那里朝圣，我招待他们，然后我们就认识了）。再后来，我返回罗马，学习灵修学，那是1997年的事。2001年7月毕业，论文答辩通过了一星期后就回国了。在罗马求学期间，我获得三个硕士学位，一个是灵修硕士，另外两个是牧灵和宗教学硕士。我先获得的是硕士学位，然后是lessons，这就和我们开车有了驾照一样，是可以在世界上各大修院授课的一个证明。

    问：听说你到过许多国家朝圣，能谈一下感受吗？
    杨：留学期间，拜访了大大小小的许多朝圣地，如梵蒂冈、露德、法蒂玛、泰泽、亚尔斯等等，得到了丰沛的圣宠。最值得骄傲的是，在不同场合目睹了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印度德肋撒修女和罗哲修士三位世纪伟人的风采。记忆最深的是1994年的圣地朝圣之旅。复活节清晨，我和三位韩国修女沿着十四处苦路前往耶稣的圣墓，一路唱着复活歌“有玛利亚玛达肋纳，有雅各伯及撒落满，市买没药擦圣尸来，阿来路亚……”当时街道上有路灯，心里有点害怕。想起玛达肋纳等人在那样的环境中的炎炎爱主之情，心里真的很感动。在弥撒当中，我从头哭到了尾，感觉自己能有机会亲临圣地，得到的恩宠太大了，根本不配。在圣地很少能看到中国大陆的朝圣者，管理墓地的一位神父特意送给我一盘念珠和用革责玛尼橄榄枝做的十字架。现在我将十字架一直带在身边，以便使不能到圣地的人也能进行一次朝圣之旅。

    问：听说您今年带领北京教友组团到国外朝圣？
    杨：去年和今年，我分别带领两批北京教友到欧洲朝圣，到了一些有名的朝圣地，如罗马、亚西西、威尼斯、露德、泰泽、里修、亚尔斯，教友们别提多高兴了。特别是今年，新任教宗刚刚上任第28天，我们奇迹般地出现在伯多禄广场，打出一面大大的横幅，写着“中国北京”，特别引人注目。我们在法国的时候，有神父就打电话给我说，你知道吗？你们都登报了。他说你们是不是和教宗一起念三钟经呀，我说是，他说真是太让人感动了。我们当时特别的自豪，为自己是普世教会的一分子而骄傲。

    问：目前你主要是在北京神哲学院任课，主要教授什么课程？
    杨：主要是在北京神哲学院任课，此外也应邀到各地讲课，目前已到过东北地区、天津、河北、陕西、山西、浙江、湖北、福建等省市。现在修院讲哲学，有关灵修方面的。今年讲的是基础灵修，广义上的灵修，涉及佛教、道教等一些宗教的灵修，讲一些灵修的历史，一些刻苦神学，这对开拓我们的视野很有帮助。另外，我也讲一些心理学灵修。还有就是给神一班的讲圣经学的灵修，比如说拿出一段圣经，首先就去分析它的思想，然后再分析它的灵修意义，最后再结合自己的实际经验理解这段圣经，体会今天天主通过圣经和我们说了什么。浪子回头圣像特别有神学意义，2005年全球都用这张圣像，卢云神父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就是关于这张圣像的，这张圣像就是非常透彻地去剖析自己，我就是给他们分析圣经和这张圣像，然后我们每个人剖析自己，我们怎样去包容、怎样去无条件地宽恕，这就是圣经学灵修。

杨丽芬女士在挂满圣像的家中与朋友交谈

    问：中国教友对敬礼圣母特别热衷，你有什么感受呢？
    杨：的确，中国教友特别敬爱圣母，举两个例子。念玫瑰经，就像我的父亲，每天念很多，他说我不念玫瑰经干什么呀。我问父母，《基督论》、《圣母论》《教会论》你们应该把哪一个放在前面，他们就说，应该是圣母论吧，先有的妈妈，后有的儿子。福建的教友特别敬爱圣母，在他们那里有一台饮水机，他们把它放在圣母像前，我就说，这样朝圣者就会分心，他们就说不会的，挨着圣母像近，大家就都会去喝这个水。发现这些问题，我就觉得应该以“梵二”精神，结合保禄六世和若望·保禄二世教宗有关敬礼圣母的通谕，给教友讲一些关于《圣母论》。我觉得敬礼不应该带有迷信色彩，在念经的时候是不是把握好了圣母玛利亚在救恩中的正确位置，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应该积极地探讨救恩，基督新教认为圣母玛利亚是被动的，是天主拣选了她，但实际上从圣经上分析，是圣母的积极参与。

    问：现在福传已是神长教友的共识，怎样才能做的更好？
    杨：福传由教友去做，是必然的趋势，因为我们的教会是天主子民的教会，不能光靠神父、主教去传教，每一个领洗的基督徒，都有一种使命，去传福音。我们应该向基督教学习那种传教的热火，对圣经的重视。光启社、“信德”应该多利用书刊优势，为福传起先导作用。现在我出去讲课，比如去湖北，就带三位女教友，到堂区给教友们轮流讲解圣经，用自己的生活见证来和教友们分享怎样把福音活出来，起到很好的效果。我们应该向基督新教学习那种传教的热火，对圣经的重视。光启社、“信德”应该多利用书刊优势，为福传起先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