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中国化和中国基督教会”研讨会在意举办

    信德网讯 2017年5月30—31日 “中国化和中国基督教会”国际研讨会在罗马圣艾智德总部的和平之厅举行。来自意大利、梵蒂冈和中国大陆及香港的二十余名专家学者，对中梵关系、主教任命协议、地方教会机构的发展历史和实践、中外教会史上的各种政教关系、教会修和等主题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并展开了充分讨论。

    本次会议由意大利米兰天主教大学、圣艾智德团体、世界史研究会主办。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致函会议主办方。国务卿首先感谢三方共同举办的这次研讨会，并高度评价了组织方的努力：“你们深入研究一个非常合时的主题，为千年中国文化与基督宗教灵修遗产相遇而举办这样主题的研讨会。” 国务卿同时认为，这是对教宗方济各在教会内和社会上倡导和推动的建设性对话精神的具体实践。

    研讨会首日上午对媒体开放，来自意大利主教团《未来日报》（Avvenire）、两家意大利报社 《Il fatto quotidiano》和《La stampa》、中国《光明日报》、英国路透社、美国天主教 《America》等国际媒体的中外记者参加采访。

    圣艾智德团体主席马克教授（Marco Impagliazzo）主持了首日以 “继往开来的中国天主教”为主题研讨。圣艾智德创始人、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家里卡尔迪（Prof. Andrea Riccadi）做了“教宗方济各和中国天主教”的开幕主旨发言，他首先回顾了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的教廷东方政策的执行历史。他指出，东欧和中国的国情不同，天主教会的现实也不同，中国天主教的历史和现状都呈现出自己的独特性，因此尊重这种差异性，对中国天主教发展的历史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是必要的。 其次，他回顾了中梵会谈的三个阶段，指出中梵对话正式开启以来的三位教宗：已故若望保禄二世、荣休本笃十六世、现任方济各，都尊重中国文化和文明。中国不是谈判桌上的对手和敌人。他特别指出，作为耶稣会士的教宗方济各，继承利玛窦的传统，愿意和中国发展朋友般的友谊，看到中国对于维持世界和平的重要意义，认为世界和平不能让中国缺席。教廷尊重中国的历史，尊重多样性，因此，目前中梵交谈虽然还没有即时的效果，但是这种交谈目前进展良好，中梵对话是持续的，是在具体历史时空中发展的。

    米兰天主教大学乔万里教授（Agostino Giovagnoli）回顾了1978年以后圣座和中国的关系发展历程。提到了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人物和进展内容。

    第一阶段，由国务卿卡萨洛里枢机开始的东方政策是不断调整的，而宗座和平正义委员会的埃切加勒枢机（Roger Cardinal Etchegary） 对推进中国教会走向普世合一作出了努力。1981年2月卡萨洛里与邓以明主教会见被解读为中梵关系的新篇章，但随即因邓被任命为广州总主教而有了第一次决裂，直接导致对话中止，双方不信任的态度再度开始。接下来的2000年和2009年都有非常接近达成协议的阶段，但是由于文化理解的差异，多次误会导致了一波三折。

    在中梵的第二阶段，地下教会的特权和地下主教团的成立，13条和万民福音部的8点指示，台湾问题的考量，中国主教是否合法的评估等构成了这个阶段的特点。这个阶段意大利众议院的院长Colombo以及马尼拉枢机主教辛海梅等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阶段发生在1989年地缘政治改变之后，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和中国有深入的接触，但是随着“一六”事件和千禧年封圣，中梵关系停滞，先教宗通过利玛窦400年纪念活动致歉，期望正常化。正因为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善意，中国外交部对他高度评价，认为他是远离殖民主义的教宗。

    第四阶段是在教宗本笃十六世开始，2007年的中国牧函仍然是沿着这个对话的足迹，直到2009年梵蒂冈谈判最重要的承担者帕罗林派驻委内瑞拉之前，双方接触成果卓然，梵蒂冈国务院和中国在主教任命等方面达成了初步协议。然而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2010年中梵关系降至冰点。

    第五阶段，教宗方济各2013年上任后，对中国释放了很多善意，他喜爱中国文化，愿意和中国人民建立友谊。双方重新开始接触，2014年开始了有希望的会谈，2016年汤汉枢机撰文提及中梵可能达成主教任命的协议，这是中梵关系正常化的里程碑；面对一些棘手问题……，我们必须要面对不乐观的声音，教会的问题要与民族政治、宗教自由的问题分离开来。只要良好的意愿仍然在，那么双方的协议是有可能达成的，双方的关系就会朝前发展。

    来自香港的蔡惠民神父就中梵交谈的主教任命协议问题做了专题发言。他在简单回顾过去40年的交往历史后，指出香港主教汤汉枢机去年八月和今年初的文章中梵关系作出了澄清：中梵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出现了双方都认可的成果。教廷的国务卿接受不同的媒体的时候也承认了主教任命协议的存在。他认为，协议规定主教候选人由中国主教团提名，教宗最后决定人选，拥有最终的否定权。协议的达成只是意味着一个新的开端，意味着中梵愿意共同解决历史问题，实现中国教会完全的共融。 蔡神父认为，这个协议规定的主教任命程序不违背信仰，也符合教会传统。中国主教团的地位这个协议中得到了承认，但是以前它是非法的。因此，目前7位地上主教、30多位地下主教的共融问题，中国主教团和普世教会的关系问题都将得到解决，这将是不简单的成就。另外，蔡神父指出，这个协议也意味着本地教会的参与，主教候选人由地方教会通过多样化的推举、由主教团推荐给教宗。蔡神父认为，和由教宗推选候选人、中国政府决定的方式相比，目前主教任命的协议坚持了教宗的最后决定权，符合天主教会的传统和教义。最后蔡神父认为，协议一旦签署，具体落实将会面临不同的问题，但协议将是教会今后共同行动的基础。

    香港基督教协进会执行干事，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剑光牧师从教会法及和平学的角度，用法国和丹麦的政教关系及修和模式作借鉴，探讨了中国地上地下教会团体修和所面对的问题。他指出，在矛盾分歧乃至冲突中，保持对话沟通和工作关系非常重要，不要把问题人格化，夸大矛盾，妖魔化对方，公开敌对，最终使现实两极化。 他认为面对矛盾，不回避，直面冲突双方的分歧，进行积极的解释和沟通，分清事实和感受，了解彼此的需要，并付诸行动，这是冲突和解的重要步骤。当然，他认为，在中梵和中国地上地下教会的关系中，也需要没有利益关系的第三方（如香港教会或圣艾智德团体等）的协调，从而确立行动之优先次序。他指出，分裂的团体没有见证，中国教会需要修和！

    在接下的一天半闭门会议中，米兰圣心大学孔子学院院长Elisa Giunipero和中国学者和国宗局官员讨论了中国化和本地化问题，当今教会的发展额我略大学历史学教授Roberto Regoli， 梵蒂冈教会法专家Juan Ignatio Arrieta 主教、威尼斯庇护十世教会法学院 Bruno Pighin蒙席从当代欧洲的政教关系和主教任命，中国主教任命协议中的教会法问题，以及中国教会主教的圣座承认问题等方面进行了非常专业的分析。中方高校和教会的学者还与梵蒂冈电台前中文部主任、意大利现代史教授Gianni LaBella， 圣艾智德亚洲问题专家Valeria Martano博士、意大利第三大报业La Stampa下属的Vatican Insider媒体记者Gianni Valente就当今教会面对的挑战、教会未来展望等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其中刚刚从中国访问回来的Arrieta 主教指出，中国主教任命问题，不能仅仅从教会法的角度去看，教会法的应用不排除教会所在国家的文化、政治、法律等因素，比如中国的行政区划的改变对教区划分的影响就是明显的例子；教会的原则是尊重历史，也注意时代的发展。他指出，不同国家的政教关系影响主教候选人的选择模式，因此，教廷会按照教会法，在尊重地方文化的基础上，和这些国家签署主教任命协议，德国、奥地利、美国、西班牙的主教地位各不相同，有的国家主教被看作是公务人员，有的国家则要求主教必须是本国公民，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对主教候选人会提出一定的要求。主教任命协议的签署也是对教会的保护。另外，Arreita主教认为，主教团和主教会议成员代表宗座最高权力，是教会共融的标志，梵二会议特别强调这种共融的必要性，主教任命协议对于中国教会而言非常迫切和必要。

    教会法专家Pighin神父指出，虽然中梵谈判是在作为国际法独立主体的两个国家之间进行，但是梵蒂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它是以精神性神权为中心的。主教协议就是依据目前的情况，调整并结束非正常状态的主教任命的现状，让主教圣秩圣事有效并合法。他指出，和裂教的庇护十世会相比，中国教会没有裂教；2009年教宗出于慈悲取消对庇护十世会的创始人的绝罚令，免于惩罚并不意味他的主教地位和修会地位自动合法。

    历史学家Gianni La Bella教授则对教宗方济各南美牧灵经验，为研讨会参与者们提供了其中国政策的背景。他指出，教宗方济各强调没有本土化，就没有福传；天主子民不能脱离自己的文化来理解福音。作为耶稣会士，他的这种福传思想根植于教会实践，同时也打着深深的耶稣会传统的烙印。他还指出，教宗方济各提出的本土化，不是指那种文化的综合主义，也不是简单地以形而上学的理论来完成本地化，而是要求福音的传播者以爱心、持续性和耐心宽容，在具体的文化情景中，尊重民族性，做好忠信的福音宣讲者。

    Gianni Valente则对教廷对中国教会的主教祝圣的有效性认定过程进行了介绍。他指出，80年代初，面对中国教会信众要求澄清那些自选自圣的主教的有效性问题，从1983年开始，教廷任命了三个教会法权威，由他们主持了为期两年的调查，在1985年承认中国祝圣主教的有效性，认为那些祝圣虽然在礼仪经文中增加了对国家的效忠的，或者删除了某些经文，但并不损害祝圣的有效性。 另外，教会法也提供了必要的程序，让非法主教合法化。但是80年代末，中国教会出现了新的混乱和不确定性。1987年，范学淹主教的十三条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唐高枢机的八点指示都有条文要求信众避免和属于爱国会的主教和神父共祭，但是对于地下教会要组建中国大陆主教团的要求和事实，梵蒂冈没有肯定和接受。当前的主教任命协议，将会很好地解决历史和现实问题。

    今年是2007年教宗本笃十六写给中国信的十周年，现任教宗没有撰写新的文件，说明该信仍是教廷处理中国问题的指南。在讨论环节，Arreita主教特别指出，上世纪五十年代教廷针对中国发布的三个文件，因为具体历史现实的变化，不再具有指导意义。与会学者一致感受到，教宗方济各和先贤利玛窦一样，欣赏中国的伟大文明，热爱中国文化，他和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中梵对话，得到了各方的响应和好评。主教任命协议体现出教廷在教会法律和法典在具体历史和现实中的灵活运用，也表明了福音的爱的精神，回应了中国教会现实的急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