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灯坪上的血迹：一个法国传教士的故事

    2015年12月下旬，我参加了成都话英语教材《绝配百年四川话》一书的新书发布会，这本书原是1917年由加拿大传教士启尔德编著的《华西第一年级学生用中文教材》，里面有不少用四川土语发音的英汉情景对话，非常生动有趣，是外国人学习四川话的一本活教材，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发现后，重新整理出版面世。
    在这个会上，我有一个简短的发言，大意是通过这本书我们应该看到启尔德对四川文化在语言方面的贡献，更应该看到这些最早的传教士为成都这座城市带来的现代文明；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世界闻名的华西坝，更没有让成都人引以为傲的华西教育。当然，影响远远不止这些，而这本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为更多的人们提供了客观公正地认识一段历史的契机。
    其实，我在说到这些的时候就想起了另一个已经被人遗忘的法国传教士谢纯爱，因为他当年到四川马边传教时，为了语言的方便，勤奋地学习彝语，编著了彝法文教材。谢纯爱到彝区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彝语，以致能轻松自如地与彝人打交道，但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非下苦功而不能为之，所以从这点上我们应该相信一个传教士在艰苦环境下的献身精神。

法国传教士谢纯爱

    谢纯爱到四川马边传教是1926年。谢纯爱，巴黎法文名字叫密龙（bnon），当时的年龄在50岁左右，是法国外方传教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但他的生平不详，笔者曾经通过在法国的朋友查询他的相关资料，至今仍无消息，而这也说明如果不发生后来的事情，他只是当时派到中国来的无数传教士中默默无闻的一个，并不引人注目，但显然他的马边之行改变了这一切。
    马边天主教堂在1926年以前叫公济堂，最早是一个叫黄文清的法国人建立的。谢纯爱就在这时候来到了马边，他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传教士，但特殊的时代也注定了他这一不寻常的传教之旅。
    马边过去属于犍为教区（小区现为四川乐山一堂区），天主教一直想深入马边开展教务，但苦于环境的险恶都没有实现。谢纯爱曾经当过犍为天主教堂司铎，马边属于其教务范围内的事，所以他一直想进入马边传教。
    1926年后，马边划归叙府教区（即后来的宜宾教区），谢纯爱终于来到了马边建立天主教堂，成为了马边天主教堂的第一任本堂神父。这个教堂建在马边县城内，刚开始几年发展比较顺利，“有学徒200多人，另设有经言学校、医院各一所。经言学校有学生十余名，全系教徒的子女。”
    1994年版《马边彝族自治县志》也记载马边天主教堂的一些情况：“创办经言学校，招收教徒20余人学习文化，又购置药品数十种，免费为教徒及县人治病。对穷困教徒，借给小款，不收利息。使教徒增至100多家，数百人。”
    也就在这一时期，谢纯爱不仅学会了彝语，且善用彝族谚语，与彝人交流已毫无障碍。他还以自己的语言天赋编著了《彝文教会经典》和《彝法文辞典》，这客观上是对彝族文化的一种推动，让西方人逐渐认识了彝族。后来他又把这两本书送到成都去印制，分发到各地教堂和修院，因为当时在四川的法籍神职人员数量不少，而广大的彝区正等待着更多像他这样的传教士去传播福音。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他认识了黑彝水普说格（后文中也译作水卜说格、树根儿，为同一人），让谢纯爱有了真正走进彝区传教的可能。但水普说格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谢纯爱的命运。
    水普说格是当地的黑彝，懂汉话，常与汉人打交道，属于彝人中的开明之人。
    当时，马边地区流行麻风病，有两个彝民因为患了麻风病，家族里的人开始诅咒他们，劝说他们跳水自杀，不然就要将之活埋。麻风病的传染性极高，当时患上麻风病简直就是遇到了灾星，人人避之不及。谢纯爱神父知道后，就去找到这两个人，亲自给他们洗澡、敷药、打针，救了他们的命，这让当地人开始对谢纯爱改变了看法，也得到了水普说格的敬重。
    由于水普说格是黑彝，两人熟悉之后，谢纯爱就想让他带自己深入彝区走一回。水普说格对此事非常积极，甘愿充当保头的角色，主动陪着谢纯爱从马边、峨边一带走了一圈，历时两个多月。也就是在这两个月中，水普说格同谢纯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回去后两人便商量在水普说格的家——离马边县城40多公里的挂灯坪设立天主教分堂。
    挂灯坪在今马边县高卓营乡大河坝，位于群山之中的一座山巅上，海拔有一千多米。
    虽然海拔并不很高，但被高山峻岭环绕，行路极难，从马边县城到挂灯坪要花三个小时时间，基本是在山道上盘旋。登上挂灯坪，感觉就不一样了。抬头向上，天空湛蓝，云朵晶莹透明，如羊似马，让人怜爱；而平目远眺，群山纵列，如从天而降的亘古波涛，涌动着莽莽苍翠。
    挂灯坪的山顶是一块难得的平地，被四周的山峦团团围住，有种众星捧月似的感觉，非常壮观。把教堂建在这块山巅上的平地上，可以想象一座西式教堂矗立在这里，哥特式尖顶穿破云天，确有一种神圣的意味。
    带我们寻找教堂遗迹的是彝族青年阿毕阿善，他的爷爷阿毕噶洛曾经是水普家的管家，显然他对这一带非常熟悉，但我们看到的只是被青草和树木掩埋后的一点残迹，如几块柱头石墩、几截雕花的石板以及一些零星的石制构件等，据说在谢纯爱死后，教堂便没有人再来管理，有些建筑物被当地彝民拆掉搬走，大多残留的被夷为平地，散落在地下为青草覆盖，昔日教堂的影子难觅。到现在，这里除了朝云暮雨，配得上那一段隐秘岁月的，可能只有遍开的鲜花和星辰起落洒下的万丈霞光，而这一切都还给了那永远的、深深的静穆。
    到彝区传教是谢纯爱酝酿了多年的事情，他到挂灯坪的事情也在马边彝区广为人知，我曾经在乐山与70多岁的彝族文化人、原马边县委副书记立克石波先生见面时，他也告诉了我谢纯爱的故事。
    据说谢纯爱是个身强力壮的大个头洋人，在他死之前几个彝人都对付不了，本来这件事是水普家支的人干的，但他们怕担当不起，便说是杀死英国传教士巴尔克的阿侯家干的，因为那支黑骨头很硬，他们有杀洋人的先例，顶得起罪。
    但这些都是民间传说，而真实的事情是如何发生，谢纯爱是如何被害死的？因为时间已经久远，这还得从相关的史料中去重新寻找答案。

《圣经》放在教堂残存的石板上

    1945年，马边县社会科科长张鸿基到天主教堂找到后来的神父汪波，说是要编撰马城县志，主动请他提供文字传记，于是汪波就写了一份《天主教成立马边县本堂区志略》的文字资料，他在文中是提到了谢纯爱神父在马边传教和殉道的事情：
    1926年，即民国十五年，法籍司铎谢纯爱（biron），奉命成立马边县本堂区，历年六载，进教日众。1932年，复呈奉核准，并获官方许可，得进夷地，购买挂灯坪，建堂宣教。堂未成而夷人叛，将纯爱颈部系以毛绳，逼之随行，愈拉愈紧，卒致勒毙殉教，时1935年阴历7月22日事也。逾三日，尸移马城，葬于北门对岸罗埂亭坪，有碑为记。其在夷地公余，译有夷文教会经典，及著有夷汉字典云。
    与挂灯坪事件常常一起谈及的还有巴尔克事件，以及民国八年彝人攻陷昭觉毁掉天主教堂一事，这些都构成了当时教难频发的社会氛围。在扑朔迷离的谢纯爱事件中，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打量、议论这件事情，但更多的是不理解，甚至是误解。
    谢纯爱死后，吼普呷独（恩扎嘎夺）虽然顶罪，但当时一起跟他去的众人只是暂时作了鸟兽散，而家支间的械斗仍然会持续，一地的强悍野蛮风气不曾有任何改变。
    这是一片古老的、未被开化的土地，杀戮盛行，四处依然弥漫着血腥，谢纯爱没有在这片荒蛮边地上插上十字架，却以生命殉道。
    2016年6月3日，我站在挂灯坪的山巅之上，把一本《圣经》放在了一块当年教堂的残石上，四周开满了白色的蒲公英和黄色的迎夏花，野草莓上沾着露水，随手就能够摘采，而耳边传来了悦耳的声音，那是弹琴蛙在溪泽地旁有节奏地、动情地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