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教宗和西方的“破坏”

中国政府外交部表示赞赏帕罗林枢机最近发表的声明：“波尔代诺讲话”中阐述了西方强权两个世纪以来不遗余力地阻挠中国和圣座建立关系

GIANNI VALENTE
罗马（ROMA）

    中国和天主教会接近之际，并不是所有人都感到满意。中国和天主教会关系这一漫长而坎坷的历史，早在毛泽东的文革前就已经有过无果而终的开始和失败。这其中的原因，也不乏外来势力制造的破坏。中梵关系这一复杂的事件中，此类因素可谓反复出现。不久前，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在纪念刚恒毅枢机（1876-1958）研讨会上也提到了这一点。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三年出任圣座驻华代表的刚枢机是首位宗座代表，也是梵蒂冈与北京对华的开拓者。

    讲话中，帕罗林枢机鲜明勾画了圣座与北京政府当局正在进行的新一轮对话中所恪守的牧灵准则、非世俗化的原则：这一重新开启的对话“完全是基于为中国天主教徒的利益、为全体中国人民以及整个社会和谐、推动世界和平考虑的、本着这一原则进行的”。帕罗林枢机恰如其分的得体讲话，得到了北京当局的赞赏。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八月二十九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出的相关问题时指出，“双方接触对话渠道是畅通、有效的。我们愿继续本着有关原则与梵方共同努力，继续进行建设性对话，相向而行，推动双方关系改善进程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北京政府官员也不会忽视帕罗林枢机讲话中描述刚恒毅枢机时所遵循的“红线”：介绍了刚枢机为了推动圣座与中国当局建立直接关系所采取的耐心而坚持不懈的尝试、总是遭到西方强权有系统的——且总是得逞的——破坏。后者总是不停地阻挠教宗在没有中介的情况下与北京直接谈判。圣座国务卿以档案文件和最权威的历史学研究为依据的阐述，没有丝毫争议和阴谋的色彩。

    帕罗林枢机所阐述的历史是两个世纪以来西方强权国家——首推法国和英国——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此类政策在纵容、压制、勒索中将圣座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中国教会的全部使徒活动和传教活动也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教宗方济各的最亲密助手在讲话中强调，从一七二O年至一八一O年，传信部获准派一名副代表驻京负责就天主教会的传教工作问题与中国宫廷进行谈判。然而，被鸦片战争推向巅峰的法国和英国的殖民主义政策将宗座在中国领土内的活动作为不可收拾的抵押。帕罗林枢机指“不平等条约”是“不幸的”。西方强权——首先是英国、美国和法国——利用此类不平等条约，用大炮将他们的殖民主义霸权强加给中国，其中还包括了予以西方传教士更加广泛的优惠条件和保障。圣座国务卿指出，“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条约》授予法国保护全中国境内所有基督徒的‘总’保护国地位，无论任何基督信仰或者任何国家的基督徒，还有中国人，保障基督信仰的宗教活动和福传、经济赔偿一旦遭到袭击所遭遇的损失”。在此背景下，以及以后的几十年里，上演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和圣座之间各种相互接近、巩固直接关系努力的最无耻的抵制。对此，帕罗林枢机一一详述。早在一八八一年，北京就告知梵蒂冈愿意与圣座建立外交关系。一八八六年，谈判已经到了向中国派遣宗座大使的阶段。而“宗座代表因为法国的暗中反对未能成行，因为法国不遗余力地坚决捍卫其保护国地位、抵制任何局势调整”。

    讲话中，圣座国务卿特别谈到了中国结束清王朝、中国民国宣告成立（一九一二年）阶段以刚恒毅枢机为首的紧张谈判阶段。那时，中国人民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结束向西方国家谄媚、民国政府再次告知梵蒂冈愿意与圣座建立外交关系。帕罗林枢机指出，“谈判于一九一八年愉快结束了。但因为同样的原因无果而终”。一九二二年，比约十一世教宗决定派遣刚恒毅作为宗座代表前往中国。“其使命一直保密，直到他抵达香港后。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欧洲国家为了政治利益从中作梗”。抵达目的地后，宗座代表自己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述这段历史，“特别是对中国人，我认为不应该让人怀疑天主教似乎是被保护的、更有甚者是为欧洲国家服务的政治工具。从一开始，我就要求在宗教领域中自由行动，拒绝外籍国家代表陪同我去地方当局。那样就会让人觉得我在中国从属于这些代表们”。

作为宗座代表，刚恒毅成功主办了首届中国教务会议，即一九二四年的上海教务会议、启动了宗教去殖民主义化进程、同保护国顽固不化的残余势力作斗争。并在同被帕罗林枢机称之为“西方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出色的战绩，后者“在远东将基督信仰披上了欧洲的外衣，直至将其打造成一个外国宗教、被视为‘异物’”。但首位宗座代表启动圣座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谈判的努力不断引发异样的反应。那时也同样，最为激烈的反对意见来自教会内的权威成员。帕罗林枢机指出，“法国坚决反对，并得到了一些传教士的支持，甚至在中国的法籍主教，特别是天津、正定、献县、元平府和北平”。在极度紧张的气氛下，刚恒毅甚至沦为“庸俗、无耻的攻击”目标，“最终导致这一外交努力中断”。由此，失去了宝贵的机遇和多年时间。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名中国代表才得以进驻梵蒂冈，这也得益于中国方面坚持要求予以其日本同样的承认。直到战后的一九四六年，宗座驻北京代表升为宗座大使级。同年，比约十二世建立中国教会圣统制，承认其“管理权和自治”。实现这一成就，也得益于刚恒毅充满耐心和恒心的努力。但是，不久便被毛泽东的革命一扫而空了。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五三年，卸任的刚恒毅担任传信部秘书长。

    现在，中国天主教徒历经几十年的浩劫和苦难后，圣座和共产党中国关系可能发生的改变再次面临着与七十年前如出一辙的问题。在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的历史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罗马教会进一步密切关系的前景继续招致与教会有联系的训练有素群体危言耸听的警告，坚持将天主教会视为西方领导北大西洋的相关宗教、试图让教宗成为美国-西方领导的全球化进程中的道义-精神上的“保护人”。由此，也就说明了西方的某些操纵性运动的怒不可遏，攻击和诋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圣座之间正在展开的谈判、指责此类谈判是“拿中国天主教徒作代价”贪图与北京达成政治协议，或者为了自己盲目且幼稚的“乐观主义”向不择手段的中国玩偶让步。这种荒诞无稽之谈与圣座恪守的行为方式准则背道而驰，圣座在处理大中国问题上历来全盘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和成分。个中包括了西方策划的种种破坏，正如帕罗林枢机指出的，绝非是今天才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