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鸣远神父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编者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本报特辟专版，介绍中国天主教会在抗日战争中做出贡献的人物，让我们共同珍惜今日来之不易的和平。

雷鸣远神父

    雷震远神父曾言：“雷鸣远神父不愧为现代宗徒，人见人敬，人见人爱。其品德可直追圣方济各·沙勿略及利玛窦两位传教先锋。”本文从雷鸣远神父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来说明他热爱中国的心。
    腓特烈·雷博（Frederic Lebbe），即雷鸣远神父，圣名味增爵，1877年8月19日生于比利时根特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雷神父是家中的长子。他双亲的虔诚信仰与基督徒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他和他的弟妹们。母亲露易丝从小就引领孩子们在主日去教堂参与弥撒祈祷，并经常为需要的穷人慷慨解囊，使雷神父从小就养成热心祈祷和乐善好施的精神。
    雷鸣远神父极热爱圣保禄宗徒，并师法他“成为一切人”的传教精神与热火。
    雷鸣远神父1901年来到中国。当时正值清朝末年，八国联军侵华，鸦片战争失败，中国面对不平等条约，已经沦落为西方国家的半殖民地。
    为消除中国人对“洋教”的误解，能真正认清和了解教会，雷鸣远神父不但将自己的国籍改为中国籍，而且先后于1927年、1929年创立了两个国籍修会——耀汉小兄弟会和德来小妹妹会，全心全力为中国人民服务。
    雷鸣远神父最具代表性的爱与服务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三句箴言之中。
    抗日战争期间，雷神父不仅在报纸上大力宣传全民抗日救国，而且还组织人员走上前线抢救伤员，谱写了一曲昂扬的爱国颂歌。
    雷鸣远神父有两句著名的座右铭：“我为爱中国而生，我为爱中国而死”和“有一百分力量不出九十九分。”以此作为奋斗的信念和工作的态度。

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后，雷鸣远神父率领教友组织战地服务团、救护队，在太行山和中条山一带抢救伤兵，救济难民。

    抗日战争时期，雷神父以高昂的爱国热情积极呼吁抗战，不仅透过《益世报》大力宣传全民抗日救国，收复失土，还积极身体力行投入到抗战之中。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1933年长城抗战和1936年绥远抗战中，当时已经年近六旬的雷神父亲自率领修士和教友，冒着枪林弹雨在战场上抢救伤员。1937年七七事变期间，雷神父为耀汉会立了遗嘱：“时已迫矣！数月后，欲若此夜之清静写字，或不可得，安国失守后，仆虽未必死，然亦未必活。”可知雷神父早有为国牺牲的决心。
    1938年春，传说有人愿出重资购买《益世报》，筹备复刊。雷神父立即郑重声明：“益世报为中国公教之言论机关，绝对不致对敌人屈辱降服，鸣远一息尚存，当不让一己所创造的报纸，有向敌人屈辱降服之事实发生。”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雷神父率领由600余人组成的救护队和战地服务团，在太行山、中条山一带担负起救护伤兵、救济难民、教育失学儿童等工作。
    雷鸣远神父说：“对于这，我们的老战士是绝对的乐观，我们一定会夺取最后的胜利，这是丝毫没有问题的。我永远这样相信，假定中国正规军完全被日本消灭，仅仅靠着中国广大的土地，广大的人民和不死的人心，是仍然会击败日本的。自然这只是假定，日本绝对没有能力消灭中国的正规军，看现在的敌人不但没有进攻的力量，而且我们的正规军一批一批地开入敌人的后方去了。”
    “对于国际局面，我也是一直有一个单纯的信念，便是：为真理为正义为全世界人类的幸福而战斗的，一定能得着胜利，管它德苏协定也罢，日苏协定也罢，都不能动摇我们抗战的意志，都不能阻止我们的胜利。离开了真理正义，统统是要归于灭亡的。这至多只能延长我们胜利的时间。以抗战到胜利，是一条必达的长路，你要单纯地理解它，若要复杂的理解，它便成了复杂不堪了。”
    谈话中，雷鸣远神父对于抗战的叙述，全是用“我们的”第一人称。他虽出生在比利时，但入了中国国籍，他的心已经和中国联系在一块。一般外籍传教士，往往以披露我国的缺点、贫穷，来争取外国教友的同情与慨赠；而雷神父则是以中国的优良传统，文化的深厚，作为报告的资料，他对质疑他的人说：“隐恶扬善,是任何君子应该做的事，又何况一个有爱的人呢？”
    1940年6月24日，雷鸣远神父逝世于重庆。同年7月18日，中华民国政府以1287号褒扬令公开褒扬。在11月29日重庆市召开的追悼雷鸣远神父的大会上的挽联上写到：“博爱谓之仁救世精神无愧基督；威武不能屈毕生事业尽瘁中华。
    雷神父一生酷爱中国，他11岁立志来中国传教，20岁后几乎一直留在中国，并去世在中国。这里，我们可以从他的传记中，抄录一些片断佐证。
    “我那时候爱中国的心情，如同今天无别，也没有再加添。感谢天主，中华民族真是一个体面的民族，真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全球的任何百姓也不能比他。”
    1905年，他升任涿州总堂神父，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取下教堂悬挂的法国国旗，换上了中国的龙旗。1912年，调任天津，他同样取下了教堂的法国国旗，以示这是中国的教堂。
    他努力学习中国文化，读中国书，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国语，用毛笔写漂亮的行书。他穿衣、吃饭、穿鞋、读书，都是中国式的，一袭布衫，走遍中外；一部四书，一周来复……
    他说：“不要看我的眼睛，不要看我的鼻子,要看我的心，它是不折不扣的中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