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家驹，不该被遗忘的“难民之父”

编者按：
    被称为“中国辛德勒”的德国商人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人道主义行动广为中国人民所知。但是，有一位“上海拉贝”却知者寥寥，他就是法国神父饶家驹，他是第一位为中国难民建立安全区的国际友人。1937年11月，饶家驹在上海创立战时平民救护的难民区——饶家驹区，延续至1940年6月，保护了30多万中国难民，被称为“难民之父”。

饶家驹其人

    饶家驹（1878-1946），出生于法国桑特市。1894年入耶稣会后，在英、比修道，获硕士学位。1913年饶家驹到上海传教。刚到上海不久，饶神父就“拿起筷子来吃饭，读中国书，讲中国话，跑到乡下去，和民众打成一片”。
    他除了在徐家汇学习中文，同时任徐汇公学监学，教授法文和化学。1914-1934年间，他在虹口圣心堂管理外侨包括日本教徒；期间，兼任公济医院理事会主席、天主教所办外侨子弟学校童子军的指导员；还兼任驻沪法军和万国商团的随军神父，军衔中校；还担任大上海建设委员会委员。饶家驹在上海共度过27年的时光。
    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他曾在上海闸北保护妇女儿童并因此而闻名。
    1929年豫陕甘爆发灾情，他发放赈款万元；1931年长江水灾期间，他曾在上海组织捐款；1935年黄河泛滥时，饶家驹“躬亲赴徐视察灾情”，然后递交报告，组织救灾； 他在报纸上刊登启示，“特吁求仁人善士，或慷慨解囊，或捐助药品，以赈垂亡，功德无量”。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他曾组织妇孺从闸北战区撤离。“14年以来，在上海成千上万的外国人目睹了卑微者的所有恐惧和所有苦难，而那些卑微者本身与战争毫不相关”。长期的敏锐观察和亲身体验，饶家驹可能已有建立难民区的最初设想。

饶家驹神父

南市难民区的建立

    1937年八·一三战役爆发后，规模日益扩大，日军轰炸烧杀所造成的难民潮从未止息，大批外地的战争难民也涌入上海，其中既包括江苏、浙江等上海周边地区的民众，也有国际难民，如来自德国或欧洲其他地区的犹太难民等。百万难民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8月13日起，租界与华界之间数十处铁栅门由巡捕军警驻守，严控开放的数量与频率。9月，进出租界已需要通行证。难民涌入租界最高峰时达“七十万人左右”。以公共租界121万人和法租界47万人来接收70万甚至更多的外来者， 已然超出租界环境的可承受范围。租界人满为患，华界与租界相接的边缘也挤满了数量惊人的难民，他们被屏蔽在租界的铁门之外，陷入饥寒交迫的绝境。而在华界的南市，由于部分居民迁入租界，腾出大批空屋，且有不少公共场所可资利用，这使得收容难民有了可能。
    淞沪战役爆发后，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国际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饶家驹已在考虑设立难民区，他认为，上海战争将长期化，应建立一种“难民安全区”，以拯救难民，这一想法得到了各慈善团体的赞同和支持。而中国政府由于忙于抗战及执政能力所限，并没有整体计划。10月26日中国军队从闸北撤退之后，饶家驹就建议中日两方军政当局，在南市建立难民安全区。
    11月2日，饶家驹向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建议，在南市划一区域接纳难民。他认为，该区“不受任何形式之攻击、不设武装军队军事机关、亦不作武装的敌对活动之行为”。饶家驹以“上海国际会”的名义，起草了英文协议。然后，饶家驹与日本政府和军队交涉，要求勿对难民区进行攻击。
    饶家驹淡化了某些敏感而无意义的争端，多方交涉，最终促成了难民区建立，这充分体现了饶家驹的智慧、技巧与坚韧。华军退出了该区域，没有启用两个军事设施；日方没有轰炸难民区，日军占领南市后纵火多日，但没有在难民区纵火。

1939年7月3日，国际救济会第一难民收容所难童中学初中班的女学生

南市难民区的运作

    在南市有几个主要的难民营所，设在教堂、城隍庙、庵堂、清真寺、学校、公所和饭店中。还有一些商店及空置的民居也收容了一些难民，尤其是城隍庙，在安全区开放后的几天里，充满了成千上万惊慌失措、从战争的猎杀中逃脱出来的人们。望着这些难民，饶家驹说，这个寺庙终于成为了真正的城隍庙。
    难民区内总共有9个发放免费大米中心，城隍庙是其中之一。难民区每天为60000名难民提供每日所必需的食物。后来，共开办了24个粮食分发中心和24个集体食堂。
    为给南市难民区募捐，1938年5月，饶家驹忧心忡忡地飞赴美国、加拿大。在白宫，罗斯福总统向饶家驹承诺价值70万美元的援助计划。美国将小麦运到中国，捐给国际红十字会，慷慨地交给饶家驹支配。
    年底，饶家驹访问重庆，“对难民救济事宜，晋谒我中枢各当局，有所接洽、结果甚为圆满”。1939年底由于欧战的原因，这些运送的货物不幸被中断。总计，饶家驹在美国发起的“一碗饭运动”，加上美国政府的援助，大约募集到100万美元，在加拿大募集到70万美元。
    民以食为天。难民区内建立了票证系统，所有贫困难民都享有获得口粮的权利。当时国际救济委员会在城隍庙大殿给居民和难民分发大米，开始时每人一天能领到6两米（旧制16两为1斤）；上海市兴圣街毛绒业同仁救济会在积善寺发馒头，一周发一次，每人每次能领2个馒头；九曲桥上也有社会团体发馒头，难民们就沿着九曲桥排队；而在老西门关帝庙，每天早上有一个社会团体分发小麦和大米熬成的粥。难民区外的难民也有节食捐献者，如“三一三难民贩卖团”绝食一天，节资6元，购大饼600张送难民区。饶家驹与法租界协商，法租界的水电供应延伸到难民区。最终，安全区建立了24个开水房，为104个收容所提供服务。
    饶家驹还特设残老院。九亩地阜春街设立了一个残老院，将各收容所内之无家属孤苦无依之残废老叟收容于该院，并委顾利生为院长、王子卿为副院长，共计130余人，均为年龄60岁以上者，其中80余岁者亦有十余人。平素区内难民，每人每日发给食米六两，此残老院中之待遇则为每日晨夕发给稀饭二次、中午供给午饭一次，生活已较普通难民为优。
    南市难民区内设有3座难民医院，还专设1座产妇医院 以及1座灾童医院。最初，难民们的脚气病严重，由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担任难民给养后，不仅脚气病人日渐减少，麻疹也得到有效控制。
    难民区的医疗工作得到了来自国际红十字会和圣方济会修道院的强有力支持。修道院为修女提供通行证。一开始，南市有三家综合性医院。自从当局限制他们的医疗活动后，医院数量减少到一家，除了一些小型的专科医院。总院坐落在一个大型中国式崭新建筑内，里面有它自己的水井，当主人刚入住时，就被迫放弃了。因此，该处是完全干净的，他们都配有雕刻精美的黑木桌，现在则铺有帆布罩和摆放了诊所所需的配件。医院由南市监察委员会提供保护，为妇女和男人提供大约四十张床铺。
    为了难民区的安全，饶家驹不断地与日方进行交涉。1937年11月12日，日军在难民区周边武装巡行，以表示占据。所幸安全区一直处在监察委员会的控制下。然而，难民们因几个日本士兵的到来而陷入不安。在解释情况之后，日本士兵平静地离开了。
    到1939年，难民区进入更为艰难的岁月。9月13日起，由于日军对上海的经济封锁，加之物价上涨，难民口粮由每日6两减为3两。10月1日起居民停发口粮，饶家驹等对其中不能维持生活的4700人，另设了3个收容所。
    在难民区里，饶神父有很高的威信。一次，有人站在高处分发馒头等食物，几十个饥肠辘辘的难民一拥而上，乱成一团。饶神父推开那些饥饿的手，拍打着难民们的头，“不要抢，安静下来，排队领取！”原本温文尔雅的神父突然大声训斥，但那些被打的难民都笑嘻嘻地看着这个外国人，丝毫不动怒。他们都知道这个人是来帮助自己的。
    难民区内的教育也在实施之中。难民教育委员会由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博士主持。难民区在梧桐路老天主堂等处设7所难童学校，招收了2000余名学生，难民子女均免费入学。得到教育的难童约有3万人。学校除教授难童文化外，还注重品德教育，培养他们“自助、品格、责任、节俭、互助、勇敢、公益、诚实”的精神。
    1939年九、十月间，由于日军在上海实行经济封锁，严格管制米、棉、煤等物资，加之物价飞涨，难民区经费日渐枯竭，供给越来越困难，于是不得不降低供应标准；同时动员有工作能力的难民自谋出路，并疏散部分人员回乡。此时，区内尚有难民19209人，收容所88个。

南市难民区的结束

    1940年6月16日，饶家驹奉法国天主教会之命，离开中国去巴黎从事战时救济工作。当他黯然告别相处了26年的中国老百姓后，南市难民区因缺乏主持人，很快就不复存在了。7月3日，难民区监察委员会致函法国驻沪总领事馆，宣告已于6月30日停止活动。至此南市难民区不复存在。
    饶家驹的博爱主义、慈善行为、奉献精神，慈悲情怀的高尚人格，超越国家、种族、宗教与党派，他是20世纪世界人道主义的光辉典范。
    饶家驹，时人称“难民之父”，“中国之友”，以他的独创、坚韧、才华、责任心，创立的战时平民救护的“上海模式”——饶家驹区，成为光辉典范；这个“上海模式”推广到南京、汉口、广州、法国、德国，并推动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订立，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饶家驹热爱中国，曾言：渠旅华甚久，以中国为第二故乡，其爱中国之热诚，不亚于华人之爱中国。“中国就是我的故乡，我深爱中国，此次虽暂返欧洲，不久还是要回来的。”在华最后岁月，“饶家驹”改名为“饶家华”。
    这样一位挽救过无数中国人生命的法国人，在中国却一直默默无闻，历史不应该忘记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在难民区存在的963天里，饶家驹成为仁慈的第三方的代表、道义的代表，同时也是中日交战双方的监督力量，赢得了难民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