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念上海王琳医生及其往事（四）

    1988年底，笔者应金鲁贤主教邀请从佘山修院到光启社服务。作为当年旅沪最年轻的执事，初抵上海滩，人生地不熟，又无任何工作经验及人生阅历，少不更事的我所遇到的生活工作困难，所面对的政教人事关系，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当时多亏常住老主教府的丁宗杰、陈云棠、梅乘骐、蔡良申、蒋润生、陈忻德、张鸿耕、沈振安、艾祖章等前辈神长，沈保智秘书长以及范富强和俞新华两位铎兄，还有时在教区不同机构服务的沈保义、卢树馨、朱兆庆、朱方济、陈伟和王琳等前辈的关心照顾，帮助我克服困难，排除周围杂音的干扰，设法适应环境。这些忘年交友谊不但让我终生难忘，倍加珍惜，更助我成长成熟。让我在申城度过了铎职初期既美好难忘而又颇具挑战的一段生活。
    记得当年晚饭后，梅乘骐神父总是带我到老主教府的花园散步，然后一起上二楼看望卧床不起的丁宗杰神父。梅铎这样的探望，雷打不动，每天必去，直至丁铎于1990年8月15日去世，让我深深的感受到老一代神长们之间在主内患难与共的真情厚谊。作为主教府仅有的两位医护人员之一，为丁铎等送药、打针、输液自然少不了王琳医生。当年梅丁两位前辈、同事、朋友们的上海话交谈和耐心翻译，训练我习惯听懂和说一点当地话。
    1989年3月中旬，居住在一楼的陈云棠神父带我做了晋铎前的退省。3月26日协助金主教过完复活瞻礼，当日我便赶回家乡，一周后晋铎，探访家乡教友，5月底再度返沪。作为老主教府三楼宿舍的近邻，蒋润生和张鸿耕两位前辈神父每日总是嘘寒问暖。前辈朱方济老师每周拿出两三个晚上在家中给我补习功课。其胞姊朱纳秀姆姆——一位一生甘贫乐道，忠于信仰，默默奉献的献堂会老修女，冬日给我一杯热茶，夏日给我一杯冷饮，让我这个后生在异乡深深感受到了主内大家庭的温暖。

王琳、连伯与教友的合影

    凡是在主教府生活或路过的神长教友，都知道主教府医务室王琳医生非常关心照顾修道圣召。无论上海本地还是来自外地的修道者，王琳医生都非常爱护关心，处处呵护，也严格督促和要求。前文达陡和伯铎两位神长及吴建林神父在其追思道理中都曾忆及这些。
    上海教区赵奉献神父曾深情回忆到：“1998年12月晋铎半年后，我便被调到了徐家汇主教府。作为年轻新铎，缺少经验，家人又都不在上海，王琳医生不但在言语上鼓励和要求我做个好神父，而且生活上一如一位母亲那样照顾我们年轻神父，如为我们煮小菜，送衣服。2000年圣诞节我被调到伯多禄堂。2001年3月调到了金山直到现在。即使我离开了市区，到乡下传教了，王医生还一直不忘关心我，经常电话叮嘱我。她如今走了，相信她在天上会一如既往地关心我们，为神父们祈祷。”
    我也曾多次体验到王阿姨的关爱呵护。记得1990年代初期，多个机构的教内外同事都在主教府食堂排队打饭。一天，一位新来的教外年轻女实习生在午餐排队时获知我来自北方，饭后未经联系，独自一人来到了三楼高声呼我。当年因为老主教府住房紧张，不论老少都是两位神父住一个房间。当时正在廊道散步的老神父们都不好意思说什么，正不知如何应对之时，王医生闻讯从一楼医务室快步来到三楼，亲切地提醒这位女同事有事到门口会客室约谈。事后蒋润生神父表扬了王医生的及时“解围”。
    多年后我逐渐明白，神长们避免在宿舍会客是明智正确的选择，宿舍与办公室分开是对包括神长、教友及朋友在内每一人及教会团体的保护，非常必要。难怪海外教会团体大都设有透明但隔音的大小会客室。昔日上海老主教府受老修会传统影响，曾在门口设立了多个带有玻璃门窗隔音的小会客室的确是对独身圣召的一种保护，如今上海新主教府神父宿舍楼层明文规定客人止步，这些措施都有必要。
    离沪返乡多年来，无论信函、电话还是见面，王琳阿姨每次都不忘嘱咐我：一定要小心谨慎地保护自己的圣召，“严格要求自己，要争气！不要让关心你的神长教友们失望！”这些年来虽跌打滚爬经历了世态炎凉，能走到今天，除了主的护佑，还与包括这位前辈在内的很多神长教友们的长期呵护、关心和鼓励以及今日的“信德（之家）团体”生活分不开。如今回想起来，真的对王琳阿姨及同样关心爱护圣召的各地前辈神长、教友和周围弟兄姊妹们充满了感恩。
    在我跟随主，投身文化福传和公益慈善事业的这些年中，无论在东北，还是华北，抑或江南及境外，很多神长教友们的虔诚信仰和爱德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灵修和人生追求。他们在爱护支持我并伴我同行的同时，经常给我加油鼓气，指点迷津，助我创业向上，以文化人，笃行仁爱，见证信仰，这是天主透过人手给予我们这些献身生活者有形可见的祝福。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