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天主教会：一个典型的城市化移民教会团体（一）

引言

    历史上的深圳小镇只是香港教区的一个小小堂口。20世纪80年代初期，深圳被划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初闯深圳的教友们开始相互联系，在家中聚会祈祷，偶尔邀请家乡神长来做弥撒。经过多年的努力，深圳教友不单在大瞻礼时可以参与弥撒，而且主日及平日也逐步有了弥撒及堂区团体生活。深圳天主教团体在沉默了几十年后终于慢慢复苏并逐渐成长起来。

    随着深圳这个新兴移民城市的快速扩大和中国日新月异的城镇化进程，深圳一跃而发展成为了一个国际大都市。与此同时，伴随着海内外教友们的不断涌入和新慕道者们的归依，深圳特区天主教会也以飞跃式的发展速度而成为了当今中国大陆一个非常典型而又充满活力的新兴城市化移民教会团体。

    过去30多年，深圳特区教会是如何发展过来的？来自各地的移民教友、神父、修女是如何面对各种挑战，克服困难，抓住机遇，建设发展并振兴了这个地方教会团体？他们又是如何在这个经济特区，面对现代物质生活的挑战诱惑，执着地追求和见证着基督信仰？

    在回顾深圳教会历史变迁的同时，我们也尝试通过与这个新兴城市教会的一批批移民者与奠基者的对话来了解这个地方教会。作为年轻的深圳城市教会的一员，他们的故事不仅仅是其个人打拼创业的见证，同时再现了深圳教会的发展历程，也为面对当前快速城镇化挑战的中国各地基层教会提供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无论是采访到的现任本堂神父、堂管（会长），还是修女以及无数默默奉献的人们，是他们携手奠定了今日深圳教会的基础，共同书写了深圳教会的历史。

深圳教会的历史沿革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边陲小镇，深圳原隶属于广东省宝安县。在中国历史上，“宝安”又称“保安”或“新安”。宝安县即是今日深圳的前身。在教会史上，作为原香港教区新安县教会的一个小镇堂口，昔日深圳教会的命运与保安县教会的命运紧密连在一起。我们不妨从中国历史和当地教会史两个层面来梳理深圳这个地方教会的历史变迁。
    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宝安县建立。辖有六县（辖地含有今之深圳市、东莞市和香港等范围）的东莞郡郡治（郡府）设于宝安县的南头。在梁朝和隋唐及宋元时代，宝安曾有易名和不同划分归属。

    明万历元年（1573年），为加强当地治安，在南头乡绅建议和广东官员的推动下，大明朝廷取“革故鼎新，转危为安”之义，在宝安故地新设新安县，并建县治于南头。民国三年（1914年），因广东新安县与河南省新安县同名，为避免混淆，广东复称宝安县。
    南头因长期作为县治和郡府所在地，其历史悠久。近代之后，南头逐渐成为了当地（新安及深圳）教会的传教基地。
    香港教区原隶属于澳门教区。1841年4月22日，香港岛及其周围6公里的地方，脱离澳门教区，成为监牧区。据《天主教香港教区大事记》记载：“1860-1861年香港监牧区的范围扩大包括差不多整个新安县。”
    鸦片战争后，中国新安县的香港岛（1842年《南京条约》）、九龙（1860年《北京条约》）和新界（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转条》）通过三个条约相继被割让及租借给英国。虽然从政治上，香港与（包括深圳等地在内的）新安从此划境而分治，但在教务上两地并没有分开。如，1860年米兰宗座外方传教会自香港继续派神父到新安南头城来传教；1868年意大利汀神父和1870年朱神父先后在南头传教，并在当地修建教堂及孤儿院等。
    1874年11月17日，香港监牧区晋升为代牧区。新安县（今宝安）、归善县（今惠阳）和海丰县被划归香港代牧区牧养。如当年惠阳（黄家塘）若瑟堂得以修建。同时，随着教友数量的增加和新教堂的修建，新安县和海丰县的传教事业也逐渐打开了局面。据《海丰县志》记载，1873年海丰一位教师蔡顺玲率全家皈依基督，成为当地第一代教友。1877年，香港教区梁子馨神父到海丰服务。1885年，海丰新建的圣若瑟村（今之海丰县可塘镇牛皮地村）成为了香港教区海丰总铎区所在地。
    1894年，香港教区在汕尾修建圣堂。当时惠阳、宝安、海丰三地约有2万多教友。
    据香港教区大事记记载：1898年6月9日，“因英国与清廷订约租借新界，新安县因此被划分，渐渐形成了以西贡和蓝头（南头）为传教中心。”1905年4月5日，蓝头孤儿院开幕。1913年嘉诺撒女修会在蓝头创办一间独立的育婴堂。从此，蓝头逐渐成为了宝安县及周边地区的传教中心。1946年，香港代牧区晋升为圣统制主教区。历史上，香港教区和男女传教修会及当地神长在惠阳、宝安、海丰三地堂区投入了更多力量发展地方教会。 如：昔日香港教区在今日深圳范围内曾设立近百个堂口或活动点，如，宝安黄麻布（耶稣君王堂自1938）、南山北麻嵌村（主之母堂自1910）、龙华镇南白石龙（圣弥额尔堂自1868年传入，1929建堂）、石岩镇水田村（善导之母堂）、龙岗区坪地镇的葵涌镇土洋（玫瑰堂1926）、汤坑（圣母无染原罪堂1926建）、四方埔堂（自1925）……昔日，黄麻布900人的村中一半为天主教徒，南山区北麻嵌全村都是教友。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期，香港教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耕耘，福音的种子终于成功地在宝安等地结出了硕果，为日后这个新兴地方教会的再次复苏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949年，香港教区逐渐放弃和停止委派神父和修女到大陆照顾（香港）殖民区以外的宝安、惠阳和海丰等地的教友们。随着最后一批香港教区神父于1952年从海丰返港，香港教区与大陆一方的教务联系彻底中断。从此，宝安、惠阳和海丰三地教会随着历代政治运动和改革开放而出现新的面貌。

沉寂与新生：平信徒的崛起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宝安（深圳）教会与中国其他教会一样沉寂多年。
在经历了一次次战乱和包括十年浩劫在内的打击之后，深圳教会跌入了历史低谷。昔日教友村的消失就是一个例子，如南山区北麻嵌村。由于多年没有神长牧养照顾，长期没有弥撒、不能领受圣事以及过不上信仰团体生活，老教友逐步减少了，又没新教友的加入，也没有本土神职圣召出现，再加上昔日曾有大批当地教友逃港或移民境外，这样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剩下和能联系到的本地教友数量越来越少。
    当时位于特区“关内”的南头育婴堂和位于“关外”的宝安区（黄麻布堂、石岩镇水田村堂、勒竹角公所、金冈山）和龙岗区（坂田岗头村）等堂点教产尚未落实，教会和新堂区尚未成立，更鲜有神长到这些偏远堂口探访，原住民教友们相互之间也鲜有联系聚会。因此，1987年在深圳主城区能统计到的教友数量即使加上新移民也不过480名左右。

    深圳教会虽然历经低谷的艰难考验，然而，天主自有其安排。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各地教会的复苏，埋在深圳这块沃土的福音种子再次生根、发芽、生长、开花、结果。
    纵观教会史，一个地方教会的诞生大都是由传教士将福音带到该地，另外一种情况是因平信徒接受信仰后，遂将福音带到自己的家乡祖国或其新居住地。比如，韩国李承薰在中国接受基督信仰后，将福音带回韩国，再从中国邀请神父去韩国传教，发展教会。昔日大陆很多教友村也是因为那些在外经商、求学、从政者接受了基督信仰后，将福音带回家乡，然后再邀请神父们到其家乡传教，将地方教会发展起来。
    由于深圳一直缺少本土神长，最终促使逐渐觉醒的平信徒不得不担当复兴教会的重任。深圳特区教会的复苏和发展，无论本地教友，还是移民教友一直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从起初自己组织大家在家中聚会祈祷，到联系和邀请各地神长来深圳过瞻礼、做弥撒、行圣事，再到成立教会团体组织，租借场所，为新堂选址、设计、规划、修建，教友们付出了许多的心血和汗水。很多教友们更是为教会的发展慷慨无私地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正是一批批平信徒勇于承担才为深圳教会带来了希望，奠定了发展基础。

现代的不断变迁和当代的快速发展

    1979年3月，原来隶属惠阳地区的宝安县改为深圳市，11月升格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设立，1981年3月升格为副省级市……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快速发展，深圳特区教会有了许多的变化。
    惠阳市地方志记载，惠阳县和海丰县及宝安县一度归属1958年成立的“惠阳教区”。据《中国天主教》报道，1981年“惠阳教区”并入广州教区，同时，惠州市（原惠阳县）和海丰县（含汕尾县）等被一起划归广州教区。但对于一年前设立的深圳和珠海两个经济特区的教务，当年经广东省几位老主教在全省教务会议上讨论后决定，暂由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代管。
    之后，1994年，汕尾市和海丰县被划归汕头教区。2013年3月，广东省教务会议决定，珠海被划归江门教区，深圳继续由广东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代管。
    广东省教会这样合并与调整归属的原因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的：一是相互距离和行政区归属关系；二是方言问题。包括惠阳在内的惠州距离广州较近，而且两地的粤语方言接近，因此将惠州划归广州教区。汕尾与汕潮方言比较接近，而且汕尾部分区域原本属于汕头教区，因此，将其划归汕头教区。鉴于历史与行政归属和相互距离以及改革开放后两个特区的特殊身份等原因，唯独深圳至今没有被调整合并或归属到临近教区或成立新教区。
    过去30多年，中央批准深圳先后设立了6个市辖行政区（1979罗湖、1990福田、1990南山、1993宝安、1993龙岗、1998盐田），随后4个功能新区（2007光明新区、2009坪山新区、2011龙华新区、2011大鹏新区）先后挂牌成立。为照顾教友们的灵性需要，方便在其区内参与弥撒，修复老堂、修建新堂、设立堂区成了深圳神长教友们的重要任务。
    1989年7月20日，深圳南头育婴堂归还教会，1992年12月开堂，首次在南头过圣诞节。2001年深圳第一个新建圣安多尼大堂在福田区落成。与此同时，深圳教会通过租赁场所的方式在各区相继正式成立新堂区。1997年在宝安区三区购物中心和龙岗区同乐先后租赁场所成立堂区；2006年在光明区公明租赁场所成立堂区；2008年在盐田区梧桐路租赁场所成立堂区；2011年先后在罗湖区东乐花园、坪山区汤坑、龙华区清湖租赁场所相继正式成立堂区。如今，除大鹏区之外，深圳9区均成立了堂区。无论主日，还是瞻礼，甚至平日，教友们在以上9个堂区均可就近参与弥撒、聚会祈祷、领受各种圣事。
    据深圳教会提供的资料显示，截止到2014年12月，深圳5万多教友分布在9区：南山区约1000名，福田区约18800名，宝安区约13500名，龙岗区约12000名，罗湖区约3000名，龙华新区约1300名，光明新区约1200名，坪山新区约500名，盐田区约200名。
    深圳从1987年统计到的不足500教友迅速发展到了今日的5万多名，30多年递增了100倍。过去这些年，深圳教会是如何面对历史和时代的双重挑战，白手起家，携手走出低谷、从而获得了新生呢？

平信徒撑起了深圳教会的天

    深圳被划为经济特区初期，需要大量各种各样的人才及务工人员。广东干群首先应邀去支持深圳特区建设，更多的人则是被吸引而到特区求发展。在以后的年百万劳工下深圳的浪潮中，不乏来自大陆各地的教友们。1980年代，一批讲潮州话和客家话的教友们从省内外各地来到深圳，他们有做建筑工人的、有打零工的、有承包种田的、有经营小本生意的、有在机关或企业就业的、有创业的、有因香港亲属在深圳购房迁移来的……
    当年初闯深圳的大多数教友们和无数内地迁移深圳的移民一样生活条件相当艰苦，租住简陋的房子非常普遍。当时谁家的房子或店铺比较大而宽敞，家庭又热心慷慨，教友们就会在那个家庭聚会祈祷，并邀请老家的神父们来做弥撒。

 
1985年夏，汕头教区李问津神父路过深圳时在吴纪瑞家做弥撒。

    曾在家乡揭阳砲台镇台镇当过教师和镇政府编辑的吴纪瑞于1984年举家迁移深圳后，曾联系和邀请家乡教友们来其家中聚会祈祷、唱歌、学要理。1985年12月24日，虽然没有神父做弥撒，但一群家乡教友们在吴纪瑞家中以祈祷和颂唱形式庆祝了平安夜。而那时候为过个瞻礼，吴纪瑞有时不得不跑到广州教堂参与弥撒。同时，吴纪瑞等教友开始尝试邀请家乡神父们来他们家中做弥撒。汕头教区已故李问津神父和苏宗仰神父及广州教区已故周导民神父都曾在吴纪瑞深圳的家中举行过弥撒，并在深圳一家家地寻找探望家乡教友们。作为早期的移民教友，1980年代，吴纪瑞、彭锦程、林国贞、杨和亮、蔡常福、李武雄等教友都曾请神父在家中做弥撒。林志远和刘道宏等教友则在自己的店铺或门市请神父做弥撒。

1990年12月25日圣诞节弥撒后合影， 从右至左：吕国存教友、秦振彬处长、 刘国志神父、林良教友、朱世昌教友、蔡杰南教友、彭锦程教友、吴纪瑞教友。

      1986年10月，惠阳本堂周导民神父目睹深圳教友们既没活动场地也没神父的艰难窘况，提醒这几位教友：你们统计一下深圳有多少教友了，若超过300人，就可以向政府申请活动场所了。这样，筹备小组开始重视统计教友数量。
      1986年底，为建立深圳教会和要回教堂，几位移民教友自发成立了一个四人小组，他们分别是汕尾人蔡杰南、揭阳人吴纪瑞和同是海丰人的彭锦程及吴绍典。虽然吴绍典没领洗，但因其妻子是教友，他还是非常热心地参与了一两年。
      1988年12月，身为归国华侨和退休干部的杨俊卿教友与一些教友们曾向有关部门提出落实南头育婴堂教产的要求。
      1989年3月，在有关门部的支持下，由四位平信徒蔡杰南、吴纪瑞和彭锦程以及刚退休的北京教友李玲组成的筹备小组和复堂小组正式成立，蔡杰南和彭锦程先后被推举为小组长。小组的首要任务是联系教友，准备成立团体，落实教产，与占用单位谈判，邀请神长来做瞻礼弥撒及行圣事，并接待路过深圳的神长们。从此，深圳天主教会在平信徒们的组织推动下，逐渐步入轨道，为深圳教会的复兴发展打下了基础。

1989年7月20日，深圳教会从占用单位（深圳市南头九街小学）正式接受南头育婴堂。摄影：吴纪瑞

    当年7月20日，在广大教友们和筹备小组及复堂小组的要求下，南头育婴堂确权归还深圳教会。随后8月1日，宝安黄麻布堂、石岩镇水田村堂、勒竹角公所、金冈山圣山等教产也确权归还教会。

昔日南头育婴堂。摄影：吴纪瑞

    在筹备小组和复堂小组的努力和有关部门的协助下，1989年12月22日，深圳教会第一次借场地提前公开庆祝圣诞节。有了场地，还需要请神父来帮忙，并通知教友们。他们就一次次联系神父。担心教友们不知道，他们就在当地报纸上以广告形式发《通知》，告诉教友们圣诞节弥撒的地点、日期和时间。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教会首次公开使用纸面媒体，将圣诞活动广而告之。当时这也只能发生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城市深圳，再现了特区的开放性。从1989到1991年连续3年，深圳教会借场地请神父庆祝圣诞节。

    “记得有一年圣诞节，我们从外地请来了一位神父做弥撒，深圳全市和周边的教友们都来过瞻礼。当天天气寒冷，但大家拿张报纸或小垫子或跪或坐在冰冷的地上，没人在乎和抱怨。弥撒前因为准备的面饼不足，一些教友们没有领到圣体。这些教友们当场难过地痛哭，因为那时候大瞻礼能参与弥撒很不容易。回想那震撼人心的场面，让人难以忘怀。”小组长彭锦程回忆道。

1991年12月25日，深圳移民教友们与黄麻布当地教友们在修缮后的黄麻布堂庆祝圣诞并举行开堂仪式。（堂前站立者为吴纪瑞、彭国贞。）  

    在复堂小组的努力下，1990年3月，龙岗坂田、岗头、水田村三处教产收回。1991年12月25日，黄麻布正式开堂。1992年12月，占用单位学校在获得一笔补偿费后搬离南头育婴堂，将教产归还了教会，在经过简单修复后，南头堂正式开堂。从此，深圳教会终于有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活动场所，深圳教友终于拥有了一个固定的家。

教友们跪在冰冷的地面上参与弥撒。摄影：孔庆玲

1990年圣诞节弥撒，教友们席地而坐。摄影：吴纪瑞

    历史上，南头曾是深圳教会传教中心及基地，今日深圳教会也是从南头起步，扩展到全市，在9区内获得了长足发展。
    一般各地教会的教产大都是由神长教友们一起落实索回，但因为深圳当时没有神父，只能由教友们独挡一面。于是要回教产、修复和新建教堂的重任就落到了这批教友们身上。从1985年12月筹备小组和复堂小组成立到1989年退还南头育婴堂及1992年南头堂开堂，从2001年福田圣安多尼堂落成到2010年宝安基督君王堂落成，从1997年龙岗堂区租房开堂到2011年龙华堂区租房开堂，一批批的平信徒堂管在忙自己事业和生意的同时，更舍得为教会忙碌。除了最早的两个“四人小组”成员蔡杰南、吴纪瑞、彭锦程、吴绍典、李玲等之外，无论正副堂管吴纪瑞、林国贞、林国忠、林志顺、单志远、刘道宏、周耿杨、李乐喜、李武才、陈国才、彭国藩、庄瑞跑、张延军、陈崇军、蔡常福（参考表格任职年月），还是很多副堂管，抑或更多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教友们，他们都是今日深圳教会的奠基者。

1989年8月1日，宝安黄麻布堂归还教会。图为当时的楼上正门。 摄影：吴纪瑞

    有了教堂或弥撒点，请临时来帮忙做弥撒的神父及未来的本堂司铎以及推动地方教会的发展仍然是他们无法推卸的任务与使命。

一批批神长与深圳教会相伴成长

    生活在深圳的移民教友中大约60%-80%来自汕头教区，据当地神长教友介绍，其余的来自省内外和境内外。其中，讲潮州话和客家话的教友们居多。这些移民教友们虽然背乡离井来特区闯天下，但没忘记自己的信仰。在他们的邀请下，来自家乡汕头、梅州和广州等省内临近教区的神长经常在大瞻礼或其前后去深圳看望包括亲朋在内的家乡教友们，在教友们的家中客厅或厂房会议室举行弥撒行圣事。与此同时，境内外路过深圳的神长们也会经常应邀探望教友们。
    比如，1986年汕头教区（最早晋铎）的庄建坚神父很长一个时期每年三四次应邀到深圳为其家乡教友们送弥撒。香港教区当时的汤汉神父等在访问大陆路过深圳时也曾应邀探访当地教友们。1990年代中期，当时的黄炳章神父也曾应邀到罗湖探望家乡的教友们，在其家中或到其他堂区为教友们举行弥撒。1990年代后期，当时的甘俊邱神父曾应邀利用寒暑假去宝安和龙岗等地帮忙服务或过瞻礼。同时，广东省内讲客家话的叶培、余信望、蔡谦益、余保卫、余少青、余志坤等神父，讲潮州话的李问津、柯维勇、李映岳、李作欣、林和隆、姚克韩、张义平、张文贵等神父，还有讲普通话的北京教区刘国志神父都曾经应邀到深圳短期服务。

1989年.1991年深圳天主教庆圣诞在爱国路这座园楼举行弥撒，门前有“庆祝圣诞”牌子。 摄影：吴纪瑞

    1989年12月22日，复堂小组通过有关部门首次在爱国路一座空楼借场所过圣诞，广州教区当时的林炳良神父应邀前来提前庆祝圣诞，香港教区的吕国宝神父和郑生来神父及深圳700多位教友参礼，这是深圳教会第一次邀请神父和借用场所过圣诞节。

1990年12月24日圣诞节弥撒。 摄影：吴纪瑞

1990年12月24日，圣诞子夜弥撒。摄影：孔庆玲

    1990年北京教区刘国志神父曾应邀数次到深圳帮忙，每次数天或一周，最长的一次是当年圣诞节前后的一个月。复堂小组通过有关部门的协调，免费借用了湖北宝丰大厦一层没有完工的楼面作为当年庆祝圣诞节的临时场地。为方便教友们参与，复堂小组于当年12月13和16日两天在《深圳特区报》刊登了庆祝圣诞节的《通知》，闻讯而来的2000多名教友参与了刘神父的拉丁弥撒。这是深圳教会第二次邀请神父和借用场所过圣诞节。

1990年12月24日圣诞弥撒后，刘国志神父为婴儿授洗。 摄影：孔庆玲

1990年12月25日圣诞弥撒后的圣体降福。 摄影：吴纪瑞  

    1991年12月24日，复堂小组再次借用爱国路一空楼，并邀请广州教区已故谢克明神父主持当年的礼仪。12月25日当天，宝安黄麻布举行复堂庆典，并过圣诞瞻礼。这是深圳教会第三次请神父和借用场所庆祝圣诞节。
    邀请外地神父帮忙和借场所过圣诞节，并通过媒体报纸发通知，这是典型的深圳教会创举模式及深圳教会经验（之一）。
    1992年12月25日，南头堂区正式开堂，广州教区已故刘灵司神父应邀前来在南头育婴堂主持圣诞节弥撒。
    有了教堂，能否有常住神父便成了新任务。为此，1993年筹备小组和复堂小组正式向省两会请求支持神父。当年4月8-13日，广州教区派庄步兴神父应邀到深圳南头为教友们过第一个复活瞻礼。8月15日，派谢克明神父到南头主持圣母升天瞻礼。
    几年后，庄步兴神父再次被派往深圳帮忙。“1997年应深圳教会的邀请，我被广州教区派到龙岗服务。当年几乎每个主日下午我都要从广州坐长途大巴赶到龙岗，晚上在租赁场地为教友们举行主日弥撒。然后周一至周四留在龙岗服务，周五早上再返回广州，以便主日上午能为石室教友们做一台弥撒。主日午饭后再从广州赶往深圳……”庄步兴神父回忆，当年他曾这样两地穿梭忙碌了半年多。

雄伟壮观的宝安耶稣君王堂 

    在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初期深圳教会复苏起步阶段，来自各地神长们的探访服务，照顾了教友们的灵性需要，也为深圳教会的复兴发展打下了基础。深圳教友们不会忘记这些在特区教会复苏阶段，给予他们爱心照顾的神长们，他们的名字也必将留在深圳教会史上。

福田圣安多尼教堂的设计充分体现了深圳经济特区天主教风貌，具有强烈的时代性。

服务于深圳教会的司铎

    在各地神父们短期探访的同时，深圳教友们希望能有经常给他们举行弥撒和行圣事服务的本堂司铎。当年筹备小组曾先后联系广州和汕头等教区，但老主教们道出了他们的实际困难：一年两三次短期帮忙可以，但长期不大可能，因为每个教区都缺神父，真的难于派出常驻神父到深圳长期服务。
    无奈之下，在经广东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同意后，筹备小组遂向一会一团和北京教区提出了支援神父的请求。1993年，北京教区任力军神父应邀到深圳服务；1996年，济南教区胡国华神父应邀到深圳服务。近年来，北京教区数批神父轮流南下支援深圳；2002年，宝安堂区神长教友又邀请河北邯郸教区石广慧神父前来帮忙……
    从此，深圳教会9个堂区有了长期或定期服务教友们的本堂司铎及修女，教友们不但在大瞻礼有机会参与弥撒，而且在平日和主日也有了参与弥撒的机会，相应的一些培训服务也开始了。

    1993年至2014年，在21年时间里，来自国内6个教区的22位神父应深圳教会的邀请，并受自己教区的派遣，先后任职不同堂区，服务当地教友们。透过基层堂区服务及与堂管们的合作，这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神父修女陪伴了深圳移民教友们成长，携手当地教友们一起，共同谱写了今日深圳教会的历史。
    其中，北京教区的任力军、宋占军、杨科、张洪波、韩文生、罗春海、郭文武、张天路、卞寅、张继恒、孙徐森、刘谦逊、孙永书、冯国新、韩斌国共14位神父先后在南头、龙岗、福田、盐田、坪山5个堂区服务。山东济南教区的胡庆华和史绪民两位神父一直在宝安基督君王堂服务。河北邯郸教区的石广慧和逯军亮两位神父先后在宝安、光明、盐田、龙华和罗湖4个堂区服务。河北邢台教区的鹿海方和王道宇两位神父先后在光明和龙华堂区服务。在罗湖堂区初建阶段，云南昆明教区的杨洪昌和原籍山西的张建强两位神父曾短期任职服务该堂区。
    在22位神父中，胡庆华神父服务的年头最长，已经17年了，还在继续服务。任力军和石广慧神父曾分别服务了9年，宋占军神父则服务了5年多。

    从1998年开始，金原逸、崔成俊、金忠贵、金英秀、金    尚、权五宽、李祥永共7位韩国神父先后担任基督君王堂在深韩籍教友团体的指导司铎，服务韩籍教友们。
    目睹很多外籍教友们参与弥撒，2006年，时任本堂韩文生神父在圣安多尼堂开始邀请一些外籍教友在主日或瞻礼用英文读经。为照顾在深圳生活和工作的外籍教友团体，满足其灵性需要，2009年4月19日，时任本堂张天路神父在圣安多尼堂正式开始举行英文弥撒。目前，张继恒神父任圣安多尼堂的英文团体的指导司铎。

    与此同时，1994-2014年，来自9个女修会的56位修女曾应深圳教会的邀请，并受各自修会的委派，先后到深圳不同堂区服务当地教友……    

（未完待续）

 

更正：

• 文中“吴玲”应为“李玲”；“苏宗师神父”应为“苏宗仰神父”（谨向李玲老师和已故苏铎致歉。）

• 原文“1986年12月24日，虽然没有神父做弥撒”应为“1985年12月24日，虽然没有神父做弥撒”；

• 原文 “1985年底，为建立深圳教会和要回教堂”应为“1986年底，为建立深圳教会和要回教堂”，并按时间顺序下移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