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危机与人性复苏| The Crisis of Civilization and Recovery of Humanity

各位嘉宾，各位同行朋友，

上午参加了开幕式，很受感动，很受教育。特别是文致和主教后辈的讲话，在他身上好像又看到他的先辈的身影。原来我对正定教堂惨案了解很少，通过今天上午的开幕式我的收获很大。

由此也联想到我自己的老师，就是原来金陵大学的教授贝德士（Dr. Bates）。他是我1946-1948年在金陵大学读书时的老师。他也像文主教一样，在南京参与组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而且担任了最后一任国际委员会主席。他和20多位外国朋友一起维护了25万南京难民的安全，但是他们不可能完全维护。他们只有23个人，但还有很多中国的义务工作者帮助他们一起来努力。即便是这样，仍然有很多难民惨死于日本人的枪下，有很多的妇女遭到了强奸。他们虽然同样未能完成自己崇高的使命，但我想他是幸运的，因为文主教等9位外国朋友被日本兵活活烧死了，他们没有遇到同样的惨烈遭遇。

正定教案（教堂惨案——编按）起到了很大作用，因为它引起了国际各界义士的公愤，日本人稍作了点收敛。同时，出于人道主义救援中国难民的这些南京外籍人士，及时总结了经验，知道如何用国际法、用策略，不仅凭自己孤身去奋战，而是用多种方法、用国际舆论来完成自己的使命，我想前后两件事是有联系的。文主教等9位外国朋友的牺牲，不是没有收获，而是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以，再次向文主教表示敬意。

我的老师在教书期间，即1946-1947年，前后两次在法庭为南京大屠杀作证，一次在东京，一次在南京，但是他在课堂上从来没有向我们讲南京大屠杀。在我的印象中，老师不到50岁，但显得很苍老、很疲惫。我想任何一个人经历了那样悲惨，那样残酷，人间地狱般的生活之后，谁也会经受不住，何况他们是在第一线，在日本刺刀与难民之间进行工作。他非常疲惫，内心很痛苦，我想他是不愿意用这些悲惨的往事，让中国的青少年，让我们学生再经历一次心灵的创伤。

直到1988年，我到耶鲁大学查阅档案的时候发现，我的老师居然是在南京沦陷期间（1937-1941年）直至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一直在全力救援难民，而且获得了国民政府的高级勋章。他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过这些事，我从来不知道南京大屠杀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从此以后，我就开始研究南京大屠杀，我们在座的还有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者，因为我早晨见到这方面的专家邵子平先生。我们在国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组织，那就是“对日索赔会”，即以后维护二战真实历史的一个很庞大的跨国团体。

从正定屠杀到南京大屠杀，日本侵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不仅只限于这些地方，而且在全国他们到达的地方都有屠杀，都有奸淫，都有抢掠，罪行累累，但是现在的安倍政府矢口否认这些铁一般的事实，我觉得河北师范大学、信德文化研究所和上海复旦大学举办这个研讨会很有意义，很感谢会议的组织者邀请我来参加此次盛会。

我喜欢听河北话，用河北话表达这段悲惨的往事非常合适，在这里，我不是故意讨河北人的喜欢，因为我小学和中学两位语文老师都是河北的，而且都是穿很简单的蓝布大褂，他们讲述古典的文学和诗词，正如“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燕赵从古到今多慷慨悲歌之士，他们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民族精神，从小就影响了我的一生。总之，上午的收获很大。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文明危机与人性复苏”，因为和平是最大的人道，反过来讲，战争是最大的公害。习近平主席经常讲的一句话是：寻找最大的公约数。找到最大多数人共同的关心的焦点，首先就是维护和平，反对战争。明年就是抗日战争、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70周年，怎样通过反思维持持久的和平，杜绝战争的根源减少战争，消灭战争，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课题。为什么会这样？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20世纪，除此以外，冷战以后，局部战争还是持续不断。科技本来是个好东西，科技为人类带来很大的富足，但是也给人类带来很大的灾害，最重要的是，科技掌握在谁的手里？用什么目的来使用科技?我们的文明发生危机不是从现在开始，在上个世纪20世纪刚开始的时候，西方跟中国的大思想家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中国的思想家章太炎，在1906年发表的一篇《具分进化论》里面就谈到，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进化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文明每前进一步，同时也可能会带来灾祸。20世纪初提出的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解决，很多问题越来越加深。

战争是最大的灾害，除此以外，人类自己还在继续毁灭自己，包括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浪费、整个社会的犯罪率越来越高等等。现在人类的文明正在走向自我毁灭。我记得前不久，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讲过一句话，“地球转的太快了”。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我知道他是指世界的变化太快了。为什么变化得这么快？变化得自己都控制不住自己前进的方向了。任何人都改变不了这个状况，在这个错误的道路上还在继续地下去。奥巴马应该思考，我们也应该思考，我们广大的人民、整个人类都应该重新思考：我们这段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将走向何处去？

在启蒙时代，从地理大发现到人的自我发现，开始重视了个人的价值、人格的尊严、人权的保护，最后走向人民的民主，诀别了中世纪的黑暗，那是人类人性的第一次发现。而近一百多年来，我们的人性已经泯灭到很严重的程度，要想解决目前这么严重的问题，就不能再继续走向自我毁灭的这种情况了，更应该提倡第二次人性复苏，再来一次启蒙运动，这种启蒙运动就是要把公害变成公益。什么叫把公害变成公益呢？把公害当成最危急的一种危险、一种挑战， 同时也把公害作为自己一种反面的老师，大家集合起来共同消灭公害，把公害变成公益。杜绝战争、维持和平、停止破坏资源、浪费资源。

我们现在经常讲一句话，我们应该留给子孙一个什么样的地球，我们已经把地球糟蹋得差不多了。我们与其说将来给他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地球，不如说现在我们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地球。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我们这个会议开得非常的及时，明年要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以后还要不断地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在全世界要发起一个相互对话运动。首先我跟日本的池田大作先生已经对话过了。对话期间，就涉及到人类文明严重危机的问题，以及怎么样化公害为公益的问题。我们现在最大的资源浪费是军备竞赛，谁都不敢停下来，谁都想有克敌制胜的武器。这是为什么？人们本来应该和平相处，科技本来应该是为人类谋求更大的福祉，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和谐的世界，每天都在勾心斗角，所以政治家所维护的国家利益，相互冲突、争夺资源、争夺市场，直到最后兵戎相见。这是为什么，这是真正为了人民吗？是为了人民的将来幸福吗？我们难道不应该更加地深思吗？我们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是强大的，我们是人民的大多数。我是有信心的，我曾经多次到日本，从东京到各个地区，从学术界到民间，跟这些善良的日本人一起来维护和平、反对战争，来揭露日军在二战中的罪行，来教育日本的青年和世界的青年。有没有成效呢？我认为还是有成效的。有的日本的留学生在我们学校（华中师范大学）学习，回国后，把池田大作和我的对话认真地阅读，不仅自己阅读，自己还组织读书会，然后把自己讨论的结果编辑后分发给外界共享。我感到很高兴，那是日本的中年一代、青年一代，甚至是少年一代，所有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的进步力量正在成长。
我借这个机会向大家呼吁，让世界听见我们的声音，从石家庄，从正定，从荷兰，从美国，从澳大利亚，从非洲等地，我们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世界上的好人占多数。从历史上来看，正义总是要战胜邪恶的，任何一个军国主义与大国霸权主义是没有好下场的。

最后，感谢大家给我进行了很多的启发和帮助，同时反过来，我也对大家寄予希望，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共同维护和平反对战争。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