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价值体系的重建与人类文明的重构

人文缺失与文明危机

    陈才俊：章先生，作为当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历史学家，您很早就呼吁不分民族、国界、信仰、主义，携起手来，吸取一切有益的精神资源，共同重建新的人类文明。

    章开沅：这与国际大环境有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乃至世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不同的文明与价值体系彼此冲突、博弈，引发巨大的动荡；全球不同信仰、民族、价值观的公民表现出大异其趣的心态。1990年8月，我辞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之职，应邀前往美国及港台地区工作多年，有更多时间思考一些有关人类命运与世界文明发展方面的问题。

    反思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疑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现代物质文明。但在精神文明与伦理道德层面，付出极惨重代价——两次世界大战，连绵不绝的局部武装冲突，尤其是高科技用于现代战争，造成的人类生命财产损失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恐怖时代。这一百年，人类对自然环境与精神文明的破坏，在规模与危害程度两方面均史无前例。20世纪末，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单纯的物欲追求导致的许多社会问题：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信仰迷失、道德沦丧，吸毒、自杀等自残行为也急剧增加。人正在毁灭自己！这不是危言耸听。但我不是悲观主义者，是审慎的乐观主义者。

    陈才俊：20世纪初，进化论在中国风靡一时；知识界趋之若鹜，附之者众。章太炎（1869—1936）则对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情状与文明征象提出过警示。1906年9月5日，他在《民报》发表《俱分进化论》一文，对当时的“进化论热”予以审视，对西方现代文明进入中国后可能产生的积极与消极作用予以预测。

    章开沅：章太炎对其所身处的世纪之交的中国人文精神建设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并对舶来的西方现代文明持有独到的批判见解。他的《俱分进化论》并非全盘否定“进化”，而是告诫人们不可盲目迷信“进化”，把“进化”视为一种绝对的信仰。

    陈才俊：1968年，年近八旬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与不惑之年的日本哲学家、思想家池田大作进行“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对话。汤因比说：“近代初期的乌托邦理论，几乎都是乐观的。这是因为，没有明确地把科学进步和精神上的进步，看成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他们错误地认为，累积科学和技术上的进步，会自然地累积精神上的进步。”显然，汤因比当时已对现代科技所引发的人类现代文明的严重缺失，表达了深沉的忧虑。

    章开沅：汤因比对人类文明前途的思考是非常深刻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颇为重要的观察维度。他相信20世纪注定人类要目睹“西欧的没落”。他曾经寄希望于东亚精神文明的复兴，能借以弥补人类现代文明的严重缺失。然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或先或后也走上了重科技而轻人文、重物质而轻精神的道路，这可能是汤因比始料未及的。

“离异”不可无根，“回归”不可返古

    陈才俊：您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研究的倡导者与开拓者之一，如何看待中国的社会转型与中国人文精神的关系？

    章开沅：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从传统农业宗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全面转型的发端。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则是在社会主义体制内，进行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更为深刻的转型。

    文化并非总是亦步亦趋地追随环境变化。在历史上，具有前瞻性的社会思潮与文化革新，又往往是社会转型的先导与催化剂。

    社会环境不仅是经济和政治环境，也包括人文环境。如果进一步探究，民族文化心理乃是社会结构更深的层面。

    陈才俊：文化转型乃是社会转型的内核。文化转型中，无疑会涉及“吸纳”与“排拒”问题。您曾提出“离异”与“回归”的理念，借以阐述文化转型中交替出现的两种趋向。

    章开沅：“离异”与“回归”是人类文化史上经常交替出现或相互伴生的两种趋向。西欧是一种类型。其离异，主要表现为对中世纪的批判与背离；其回归，则主要表现为从希腊、罗马古代精神文明中寻求人文主义的力量源泉。或可说，这是一种跨越时间的离异与回归。

    东方又是一种类型。其离异，首先表现为模仿、学习与趋近西方近代文明；其回归，主要表现为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本民族的主体意识，以求避免被西方文明同化。或可说，这是一种跨越空间距离的离异与回归。

    由于强弱贫富差距悬殊，东方国家也很容易产生民族自卑感，产生全盘西化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

    一些开创新制度的思想先驱往往也向传统文化回归，主要是担心独立的民族精神的丧失和防止被西方文化完全征服。由于旧传统年深日久、盘根错节、惰性太大，新的社会力量在有限的离异后，很容易经由回归走向复旧。在文化交流过程中，离异与回归都要适度，即“离异”不可无根，“回归”不可返古。

    陈才俊：现今中国，文化发展日新月异，然而各种问题也林林总总：新旧并存，雅俗交错，光怪陆离，瞬息万变，使人难以把握。

    章开沅：这是处于全球化大潮中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中国文化现在是前现代、现代化与后现代混杂并存。这不仅是指时间序列，而且体现于文化版图（从地区而言）。

    具体表现为，主流是现代化，但苦于发展不足，前现代依然大量存在；又由于现代化本身的缺陷与外来的各种影响，后现代的问题与反应已经迅速彰显。

    前现代并不意味着落后，相反还包含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所以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继承并发扬其精华，仍然为文化创新所必需。现代文化当然是主体，但现代化本身就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是全球性通病。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积极因素是揭示现代化存在的缺陷并进行反思和清理，但“解构”滥用，把颠覆固存文化视为最大乐趣。

    现代与传统并非截然两分，创新与守旧本应相生共存，否则创新便会成为一种浅薄的时髦，甚至流于空洞的话语创新。

    陈才俊：文化有强势与弱势之分，文化交流也更多是以强势影响乃至潜化弱势。

    章开沅：把现实挫折全部归咎于传统文化，未免失之偏颇。自己没出息，反而怪祖宗。

    传统永远在发展变化。按离异与回归的模式来说，离异须抗拒其惰力，回归则须认同其活力。对西方文化，即使在两相较量中遭到失败，也要善于利用“失败者的优势”，放手吸收外来文化的先进部分，改造革新自身的传统文化，并在两者融会贯通的基础上整合、发展本民族的新文化。

小心激进民族主义的抬头

    陈才俊：人类文明的重构显然不是某一个地区、国家或民族的事，而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全球化必然引发文明对话。

    章开沅：是的，区域整合、全球合作已成为无可阻挡的总趋势。但另一个现实是，民族主义的过度“发扬光大”，加深了世界各国的冲突与纷争；少数发达国家更是假借世界主义之名推行霸权主义之实，要小心激进民族主义的抬头。

    陈才俊：汤因比认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是一种把恶劣的人类集团力量作为崇拜对象的宗教，是产生悲剧的温床。显然，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是悖逆全球化、悖逆文明对话的。

    章开沅：虽然全球化是世界未来发展无可阻挡的总趋势，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主观上并不认同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但当所谓的国家利益出现纷争时，则又往往容易湮没执政者甚至民众的理智。

    诚然，国家利益是客观存在的。正当、合法的国家利益理应受到必要的尊重与维护；但毋庸置疑，许多国家的利益之争乃是历史的负面遗产，很难在一两代人之间化解。

    当然，不应过度悲观。关系共同利害的“最大公约数”，是人类的最大凝聚力。长期被视为神圣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必须经受全球一体化的重新评判。

    陈才俊：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预测，“冷战”结束后，人类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差异，“文明的冲突”将成为主宰全球格局及其走向的核心问题。他的观点受到不少质疑。

    章开沅：“文明冲突论”受批判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放大到极致，而忽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与融合。封闭与阻塞只能导致民族文化的枯萎和衰败。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长期处于强势地位，难免自我膨胀，并形成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极端民主主义、文化沙文主义等西方中心主义思潮。进入21世纪，西方学术界的反思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他们不仅重视从其他文化中汲取有益的营养，而且从“他者”的立场出发反观自身，求得对自身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尤其是，他们不断在东方文化中发现智慧，获得启迪，并试图融合东方文化精神于西方文化基础，以更好地发展自己的文化。

    时至今日，已经很难说还有什么纯粹的、一成不变的中国传统文化。只有具体地辨析中西文化的历史与现状，才可能寻获切合实际的路径，通过文化自觉达至与西方文化的平等对话。

信仰与文明形态

    陈才俊：汤因比在A Study of History（《历史研究》）一书中把人类历史的载体“文明”作为考察人类历史的基本单位。他认为，文化是一个文明社会所特有的精神活动的总括，文化的核心是某种价值体系，而价值体系的根基则是宗教信仰；宗教信仰不仅决定文明社会的精神活动本身，而且制约整个文明社会或文化体系的其他活动。他视宗教信仰为文明社会的本质体现与文明过程的活力源泉。

    章开沅：在汤因比看来，任何文明的运动过程本质上都是精神的提升与衰退过程，而精神提升与衰退的载体则是宗教。所以，宗教是“文明的核心”，宗教的性质决定着文明的性质，宗教的兴衰决定着文明的兴衰。

    陈才俊：人生活在世界上不能没有终极诉求，宗教就是一种表达。各文明在终极诉求上有不同的宗教表达形式，搭建信仰对话的平台，十分重要。

    章开沅：东西方之间，尤其是中国与西方社会之间，呈现出不同的文明形态，宗教是其核心源泉所在。中国人偏于世俗世界的实际，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从社会理想到个人目标都很现实，注重实际效果。“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理想深入人心。

    西方传统文化则以基督宗教为源泉，同样也源远流长。“秩序、契约、博爱”，强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观、普天之下皆兄弟的博爱观……基督宗教构成了西方文化的重要精神根基。

    在西方文化里，上帝的存在是基督宗教道德的基石，是西方人良知、诚信和博爱精神的基础；得救的灵魂可以升入天堂与上帝同享幸福。中国文化却不认为人死后的世界比人生活的世界更重要，不认可有超乎人性的判断真理的标准，更不相信有超乎一切的绝对真理存在。

    所以，中西文化尽管在终极追求上大体一致，而在具体的实践路径上却仍有差异。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至今仍然梗阻着一条不小的“鸿沟”，二者之间要实现真诚的、平等的、理解的对话，恐怕还有待时日。

    陈才俊：宗教正以各种新的形式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发挥特殊的影响力。宗教历来都是建构和解构人类价值体系的重要工具。现在，有人担忧中国人受到西方的潜移默化……

    章开沅：东西方之间的核心价值观并不是非此即彼、完全排斥的，也有一些人类共同的终极追求。只要是真正的对真、善、美的追求，都应鼓励相互沟通、交流。挽救人类精神文明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重要任务。另外，我不认为基督宗教到现在还是一个西方的洋教，因为即便不从唐朝的景教算起，从明末开始，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也有450年以上的历史了。基督宗教现在已经或将来一定会成为宏大的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陈才俊：有种说法，今天的中国不缺少聪明人，但缺少有信仰的人。因为信仰的缺失，所以不断有人践踏人类文明的公平秩序，挑战人类道德的基本底线。此足见宗教信仰对人文精神建设之重要。

    章开沅：人类有信仰，世界才有希望。作为一名中国基督宗教史的研究者，我也有某种意义的负罪感。20世纪的人类对后世不好交代。前五十年，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导致许多人丧失生命。后五十年，局部战争不断，仍然用高科技屠戮生灵。进入21世纪，这种恶劣的局面变本加厉。有人说我这种危机感仅是就中国而言的，其实非也。这是全球性的问题。

核心价值与普适价值

    陈才俊：人类自从有能力认识世界和自己，便开始思考人类共同的命运，大量东西方先哲圣贤一直在探寻、筑构人类的核心价值体系。

    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留下的最深刻教训是对人权的不尊重。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在巴黎发表《世界人权宣言》。该宣言共有30条，涉及人的生存权利。包括民主、自由、法制、人权、平等、公平、正义等内容，在世界各地，是普遍赞成的。

    章开沅：新的核心价值观的形成，须立足于当前的世情与国情，而最主要的则是对于整个人类命运的关心与责任。

    “二战”后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其中的民主、自由、法制、人权、平等、公平、正义等内容是现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人民所普遍赞同的，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趋势。

    但要认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普适价值与其他文明的对话。“冷战”结束后，西方文明似乎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冲突中“脱颖而出”、“独领风骚”，一时呈现出主导世界文明发展方向的趋向。“西方文明优越论”一度大行其道。在世界各文明交往中开始流行一种所谓的“普适价值—文明转型”对话模式。这是一种教化式的对话模式。

    推崇人权至上，对弱势文明短板缺陷的自我反省，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如果利用强大的舆论、经济乃至军事力量强迫弱势文明国家急速改变，往往引发他国内乱，对文明之间的交往和共同发展起到颇为消极的作用。

    陈才俊：客观主义认为，普适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人类共同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人类必须认识、接受和实践这种价值观。相对主义则认为，人类没有绝对的普适价值，每个民族和文明都有自己的普遍价值观念，坚持价值观念的相对性和多样化，本身就是普适价值的体现。近年来，有华人学者指出，任何文明都带有普适主义倾向，任何文明只有在互信的气氛中与对方进行直接接触、交流和对话，才能继续生存下去。这种文明对话被称为“核心价值—文明自觉”模式。

    章开沅：中国自古就以“和而不同”的理念来对待人类文明发展的智慧。一种文明的核心价值若遭到破坏，必然会伤及其原始内在动力，乃至导致该文明的消失。不同的文明只有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充分对话，才能自我更新。

    陈才俊：中国核心价值观应该具有全球视域、中国视域、当代视域，应该有时代意义，也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

    章开沅：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在国家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地位，一是要相信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从传统文化中发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自信。二是要承认传统文化的多元性。既有中原文化，也有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只谈炎黄，不能只尊重中原文化的老祖宗，因为这是一种纯汉族的立场，兄弟民族就有被孤立之感。三是要认识传统文化的变迁性。

    应该既超越西方文化又超越传统文化，根据现实生活与未来发展的需要营造新的价值体系。应是择善而从、兼容并包，更应该有自己的开拓与创造。为此，提供一个开放、民主、自由的宽松环境乃是当务之急。今日之中国，应该更自信地对待外来文化，不必害怕泥沙俱下、鱼目混珠，更不必担心民族独特素质的丧失。

    作者简介：章开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陈才俊，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

（本文原题：价值体系的重建与人类文明的重构——关于“人类文明建构”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