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圣人教宗留给我们的财富与挑战
2014-05-07 10:31:00 作者：甘保禄 来源：《信德报》2014年4月24日，15期（总第579期）
2014年4月27日，复活期第二主日（救主慈悲瞻礼），真福教宗若望廿三和若望·保禄二世将被册封为圣人。众所周知，若望廿三和若望·保禄二世教宗乃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宗教人士都已经耳熟能详的人物，不论是生前还是死后，他们留给我们教会和全世界的财富和挑战仍然有目共睹、意义深远。
教宗若望廿三原名安哲卢·若瑟·龙嘉利（Angelo Giuseppe Roncalli），于1881年11月25日出生于意大利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12岁时便进入当地小修院学习，23岁时晋铎。在当选教宗之前，他曾担任过主教秘书、随军司铎、教廷驻保加利亚、土耳其和法国大使、威尼斯总主教等职务。教宗比约十二世去世后，已经77岁高龄的他于1958年10月28日被视为“过渡者”而选为第261任教宗。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上任之后不久便宣布三个要完成的目标：召开罗马教区会议，召开大公会议，重新编排教会法典。而在此三个重要目标中，享誉全世界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则是他在任不到5年时间内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
不论对天主教会而言还是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说，“梵二”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做出的“大跨越”。翻开教会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自公元325年召开的第一届大公会议（尼西亚大公会议）至1545年召开的第十九届大公会议（脱利腾大公会议），时间跨度为1220年，平均每64年就召开过一届大公会议（其实大多数情况下的平均间隔时间为40年左右，间隔最长的是第八、第九届大公会议，因东西方教会的大分裂和其他政教因素而导致前后长达254年）。可是，当我们把目光再转向离我们今天最近的三届大公会议，即1563年结束的脱利腾大公会议、1869年召开的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和1962年召开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从脱利腾大公会议结束到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时间跨度为324年，而从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到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时间跨度又是93年。即使是这样，我们不能否认的是，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是在欧洲社会和教会内外交困的情形下召开，又在普法战争爆发、罗马被占的乱局中草草结束的，其对教会信仰生活及牧灵福传的分辨与指导几乎乏善可陈——如果不是弊多利少的话。如此而言，我们可以说真正对当今教会生活及牧灵福传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两届大公会议，即脱利腾大公会议和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之间的时间跨度为400年之久。如此长久的时间跨度留给近代教会的问题和包袱可想而知。
而恰恰是在这段时间内，人类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宗教改革导致基督教世界的第二届大分裂、美洲新大陆被发现、世界人口大迁徙、欧美工业革命……而进入了二十世纪后，人类社会便接连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重创，同时，在突飞猛进的现代科技和信息传播下，又兴起了直接反对基督信仰的无神论、世俗化、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所有这一切，都给自脱利腾公会议后所形成的“大一统”且颇有些“胜利主义”色彩的天主教会，带来了诸多在信仰生活及牧灵福传方面的新挑战、新问题，然而，教会却没有什么更符合时代特征的语言、思想、做法来应对这一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年来因不同经历和环境而深谙社会与教会问题的若望廿三，提出了召开第二届梵蒂冈会议的目的和构想：使教会适应并服务时代的需要、改进教会牧灵工作、革新礼仪生活、恢复教友活力、增进教友信仰、推进基督徒的大公合一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鉴于若望廿三在各国担任圣座大使期间，与东正教、基督新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直接接触，使他更加渴望基督肢体的合一与不同宗教间的对话。上任第二年，他发表的第一部通谕《在伯多禄座位》就是解释真理、合一与和平的意义，承认与天主教无关的教会同属基督的教会。为了重修与其他分离的基督宗教之间的关系，他于1960年成立了“促进基督徒合一”秘书处，1961年派代表访问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宗主教，并于同年11月派员参加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世界宗教会议。为了与犹太教修好，他决定删除圣周五礼仪经文中“为固执的”犹太民族祈祷等字句。
1963年6月3日，他因患胃癌而去世，享年82岁。在位时间虽然仅有4年7个月，却为包括了天主教徒、新教教徒、东正教徒、犹太教徒及无信仰者在内的普世人类所哀悼，最后以“善良的教宗若望”名垂史册。虽然若望廿三并没有看到“梵二”的圆满结束和最终的成果，但在他的继任人保禄六世教宗的接力推动下，今日的教会和世界却从构成“梵二”文献的四《宪章》、九《法令》、三《宣言》及一《告世界书》中，获取了无价的精神财富，但也接受了新的使命与挑战：如何把“梵二”的精神落实到具体的福传和生活中？
如果说教宗保禄六世是继若望廿三完成“梵二”的议程并走向世界的第一位天主教教宗的话，那么若望·保禄二世则可谓把“梵二”的精神付诸行动并推向深入的坚定执行者。
继在任只有33天的若望·保禄一世后，来自波兰的卡罗尔·若瑟·沃依蒂瓦（Karol Józef Wojtyla）于1978年10月16日当选为第264任教宗。这是第一个成为教宗的斯拉夫人，也是自1522年哈德良六世后第一位非意大利籍教宗，仅此一点，他的当选就让“梵二”所强调的天主教会的普世大公性彰显了出来。接下来长达26年的任期内，若望·保禄二世开始了他具有鲜明个性的宗座牧职：在位期间，他总共有102次出访他国的纪录，比所有前任教宗加起来还要多，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破冰之旅”，仅举数例——
1982年，他成为第一位访问英国的教宗，并与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即英国国教的最高管理者会面。不久后罗马教廷与英国恢复邦交，终结450年的断交状态。
1986年，他邀请世界各大宗教领袖齐集意大利的亚西西，共同为世界和平祈祷。
1999年，他访问了罗马尼亚，并与当地的东正教宗主教泰奥克蒂斯（Teoctist）会面，分别参加对方举行的弥撒，成为自从1054年东西教会分裂之后，第一位拜访东正教国家的罗马教宗。
2000年，他访问耶路撒冷，明确表示说：“犹太人是我们信仰上的兄长。”
2001年，他重游圣保禄当年传教走过的地方，在地中海进行朝圣之旅，从希腊前往叙利亚，然后再前往马耳他，是超过一千年以来，首位到访希腊的教宗。在希腊期间，他与希腊东正教宗主教赫里斯托祖卢（Christodoulos）会面，当面 “为过去和现在，天主教会的子女在行动和过失上，对东正教弟兄姊妹所犯下的罪行，向天主请求宽恕”，获得赫里斯托祖卢的即时掌声。在叙利亚大马士革时，他又探访了相传是埋葬洗者若翰所在地的倭马亚清真寺，是有史以来首位探访清真寺的教宗。
……
的确，不论从成长经验还是从生活阅历来说，若望廿三和若望·保禄二世之间都有明显的差别：前者是自幼便进入小修院，一直在意大利的教会环境中培养长大，做了教会外交官多年后才成为主教、教宗，后者则在年轻时代做过运动员、戏剧演员、矿工、化学工厂员工，经历了国破家亡的岁月及不同政权的更替后，22岁时才进入修院，4年后晋铎，开始了继续求学、哲学教授、主教直至教宗的历程。然而，二者却在二十世纪后半页的世界和教会舞台上，以“梵二”精神为出发点和纽带（时为主教的沃依蒂瓦参加了由若望廿三召开的大公会议），中间通过保禄六世的传递而精彩地完成了牧灵及福传的“火炬接力”，极大地塑造并影响了当今社会和教会的进程；他们为世界和平、为宗教对话合作、为大公主义运动所做出的贡献尤其突出。也可能正因如此，二人分别在1962年和1996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当年的“风云人物”，与现在的教宗方济各一起，成为迄今为止三位获此殊荣的天主教教宗。
如今，在“梵二”闭幕将近50周年之际，这牧灵福传的“火炬”不但没有失去它的价值和意义，反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世界和教会环境中显得更加紧迫、更加重要。在教宗方济各带领下的普世教会为若望廿三和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即将举行的封圣大典，一来再次彰显了这两位圣人教宗鞠躬尽粹、死而不已的精神和影响力，二来也说明普世教会在欣然继承了他们精神财富的同时，也勇敢地接受了他们的挑战，一定会将这承前启后的牧灵和福传大业进行到底，把“梵二”精神的火炬义无反顾、一如既往地传递下去！
教宗若望廿三原名安哲卢·若瑟·龙嘉利（Angelo Giuseppe Roncalli），于1881年11月25日出生于意大利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12岁时便进入当地小修院学习，23岁时晋铎。在当选教宗之前，他曾担任过主教秘书、随军司铎、教廷驻保加利亚、土耳其和法国大使、威尼斯总主教等职务。教宗比约十二世去世后，已经77岁高龄的他于1958年10月28日被视为“过渡者”而选为第261任教宗。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上任之后不久便宣布三个要完成的目标：召开罗马教区会议，召开大公会议，重新编排教会法典。而在此三个重要目标中，享誉全世界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则是他在任不到5年时间内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
不论对天主教会而言还是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说，“梵二”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做出的“大跨越”。翻开教会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自公元325年召开的第一届大公会议（尼西亚大公会议）至1545年召开的第十九届大公会议（脱利腾大公会议），时间跨度为1220年，平均每64年就召开过一届大公会议（其实大多数情况下的平均间隔时间为40年左右，间隔最长的是第八、第九届大公会议，因东西方教会的大分裂和其他政教因素而导致前后长达254年）。可是，当我们把目光再转向离我们今天最近的三届大公会议，即1563年结束的脱利腾大公会议、1869年召开的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和1962年召开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从脱利腾大公会议结束到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时间跨度为324年，而从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到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时间跨度又是93年。即使是这样，我们不能否认的是，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是在欧洲社会和教会内外交困的情形下召开，又在普法战争爆发、罗马被占的乱局中草草结束的，其对教会信仰生活及牧灵福传的分辨与指导几乎乏善可陈——如果不是弊多利少的话。如此而言，我们可以说真正对当今教会生活及牧灵福传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两届大公会议，即脱利腾大公会议和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之间的时间跨度为400年之久。如此长久的时间跨度留给近代教会的问题和包袱可想而知。
而恰恰是在这段时间内，人类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宗教改革导致基督教世界的第二届大分裂、美洲新大陆被发现、世界人口大迁徙、欧美工业革命……而进入了二十世纪后，人类社会便接连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重创，同时，在突飞猛进的现代科技和信息传播下，又兴起了直接反对基督信仰的无神论、世俗化、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所有这一切，都给自脱利腾公会议后所形成的“大一统”且颇有些“胜利主义”色彩的天主教会，带来了诸多在信仰生活及牧灵福传方面的新挑战、新问题，然而，教会却没有什么更符合时代特征的语言、思想、做法来应对这一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年来因不同经历和环境而深谙社会与教会问题的若望廿三，提出了召开第二届梵蒂冈会议的目的和构想：使教会适应并服务时代的需要、改进教会牧灵工作、革新礼仪生活、恢复教友活力、增进教友信仰、推进基督徒的大公合一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鉴于若望廿三在各国担任圣座大使期间，与东正教、基督新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直接接触，使他更加渴望基督肢体的合一与不同宗教间的对话。上任第二年，他发表的第一部通谕《在伯多禄座位》就是解释真理、合一与和平的意义，承认与天主教无关的教会同属基督的教会。为了重修与其他分离的基督宗教之间的关系，他于1960年成立了“促进基督徒合一”秘书处，1961年派代表访问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宗主教，并于同年11月派员参加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世界宗教会议。为了与犹太教修好，他决定删除圣周五礼仪经文中“为固执的”犹太民族祈祷等字句。
1963年6月3日，他因患胃癌而去世，享年82岁。在位时间虽然仅有4年7个月，却为包括了天主教徒、新教教徒、东正教徒、犹太教徒及无信仰者在内的普世人类所哀悼，最后以“善良的教宗若望”名垂史册。虽然若望廿三并没有看到“梵二”的圆满结束和最终的成果，但在他的继任人保禄六世教宗的接力推动下，今日的教会和世界却从构成“梵二”文献的四《宪章》、九《法令》、三《宣言》及一《告世界书》中，获取了无价的精神财富，但也接受了新的使命与挑战：如何把“梵二”的精神落实到具体的福传和生活中？
如果说教宗保禄六世是继若望廿三完成“梵二”的议程并走向世界的第一位天主教教宗的话，那么若望·保禄二世则可谓把“梵二”的精神付诸行动并推向深入的坚定执行者。
继在任只有33天的若望·保禄一世后，来自波兰的卡罗尔·若瑟·沃依蒂瓦（Karol Józef Wojtyla）于1978年10月16日当选为第264任教宗。这是第一个成为教宗的斯拉夫人，也是自1522年哈德良六世后第一位非意大利籍教宗，仅此一点，他的当选就让“梵二”所强调的天主教会的普世大公性彰显了出来。接下来长达26年的任期内，若望·保禄二世开始了他具有鲜明个性的宗座牧职：在位期间，他总共有102次出访他国的纪录，比所有前任教宗加起来还要多，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破冰之旅”，仅举数例——
1982年，他成为第一位访问英国的教宗，并与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即英国国教的最高管理者会面。不久后罗马教廷与英国恢复邦交，终结450年的断交状态。
1986年，他邀请世界各大宗教领袖齐集意大利的亚西西，共同为世界和平祈祷。
1999年，他访问了罗马尼亚，并与当地的东正教宗主教泰奥克蒂斯（Teoctist）会面，分别参加对方举行的弥撒，成为自从1054年东西教会分裂之后，第一位拜访东正教国家的罗马教宗。
2000年，他访问耶路撒冷，明确表示说：“犹太人是我们信仰上的兄长。”
2001年，他重游圣保禄当年传教走过的地方，在地中海进行朝圣之旅，从希腊前往叙利亚，然后再前往马耳他，是超过一千年以来，首位到访希腊的教宗。在希腊期间，他与希腊东正教宗主教赫里斯托祖卢（Christodoulos）会面，当面 “为过去和现在，天主教会的子女在行动和过失上，对东正教弟兄姊妹所犯下的罪行，向天主请求宽恕”，获得赫里斯托祖卢的即时掌声。在叙利亚大马士革时，他又探访了相传是埋葬洗者若翰所在地的倭马亚清真寺，是有史以来首位探访清真寺的教宗。
……
的确，不论从成长经验还是从生活阅历来说，若望廿三和若望·保禄二世之间都有明显的差别：前者是自幼便进入小修院，一直在意大利的教会环境中培养长大，做了教会外交官多年后才成为主教、教宗，后者则在年轻时代做过运动员、戏剧演员、矿工、化学工厂员工，经历了国破家亡的岁月及不同政权的更替后，22岁时才进入修院，4年后晋铎，开始了继续求学、哲学教授、主教直至教宗的历程。然而，二者却在二十世纪后半页的世界和教会舞台上，以“梵二”精神为出发点和纽带（时为主教的沃依蒂瓦参加了由若望廿三召开的大公会议），中间通过保禄六世的传递而精彩地完成了牧灵及福传的“火炬接力”，极大地塑造并影响了当今社会和教会的进程；他们为世界和平、为宗教对话合作、为大公主义运动所做出的贡献尤其突出。也可能正因如此，二人分别在1962年和1996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当年的“风云人物”，与现在的教宗方济各一起，成为迄今为止三位获此殊荣的天主教教宗。
如今，在“梵二”闭幕将近50周年之际，这牧灵福传的“火炬”不但没有失去它的价值和意义，反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世界和教会环境中显得更加紧迫、更加重要。在教宗方济各带领下的普世教会为若望廿三和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即将举行的封圣大典，一来再次彰显了这两位圣人教宗鞠躬尽粹、死而不已的精神和影响力，二来也说明普世教会在欣然继承了他们精神财富的同时，也勇敢地接受了他们的挑战，一定会将这承前启后的牧灵和福传大业进行到底，把“梵二”精神的火炬义无反顾、一如既往地传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