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一位天资卓越的神职及外交人员——伯多禄神父

　　伯多禄•帕罗林现年58岁，过去7年担任教廷外交部副部长。4年前被教宗本笃十六世祝圣为总主教后，离开罗马出使委内瑞拉。现教宗方济各委任他为首席助手，使候任国务卿帕罗林成为继比约十二世安日纳•帕切利（Eugenio Pacelli, 后来的教宗比约十二）后升为国务卿最年轻的一人。帕罗林的提名明确地透露出罗马天主教教会未来岁月将会遵循的道路。无疑，当帕罗林还在委内瑞拉当教廷大使时，人们从他的基督徒及人文精神生活上的作为就已经预测到了今天这样的结果。

　　新国务卿1955年1月17日出生于维琴察教区属下的斯基亚翁市(Schiavon)。从小受“堂区文化”熏陶，在威尼托高贵而勤劳的宗教氛围中长大。其父是位“每天参与弥撒”的虔诚教友，五金店店主，后来改销农具。其母为小学教师。帕罗林10岁那年，父亲不幸在巴桑诺与维琴察路上的交通事故身亡。家中三个孩子 ——帕罗林、妹妹和弟弟 —— 在寡母沥尽心血的培养下，今天都成为了他们母亲当年无日无夜作出伟大牺牲的见证人。

　　帕罗林年少时在堂区当辅祭。本堂神父奥古斯都•佛尔纳萨(Augusto Fornasa  80年代初在斯基亚翁市去世)，是他修道的启蒙导师。当地出现过有名的“社会行动”，神职人员如朱塞佩•阿任纳(Giuseppe Arena)，以及1931至1961年当上佛罗伦萨总主教的艾里亚•达拉•科斯达(Elia Dalla Costa)等。

　　1969年，帕罗林14岁时踏入维琴察修道院的门槛当修生。中学毕业后进修哲学与神学。此时神学院中气氛动荡不稳，大公会议后腐蚀性的激动更深刻影响着修士。帕罗林洁身自爱，对阿诺尔多•欧尼斯托(Arnoldo Onisto)主教的牧灵方针心悦诚服，一心景仰这位天主的仆人如何懂得聆听与调解当时劳动工人引发的问题。

　　在神学院，帕罗林 “出人头地”的读书天分令长上瞩目。1980年由欧尼斯托主教授予圣秩，继之在斯基奥(Schio)的至圣圣三堂当了两年助理本堂神父后，被派去罗马宗座额我略大学攻读教会法，上级打算让他管理教区法庭与家庭教务方面的事宜。逗留罗马期间，帕罗林神父寄居和平路上的特乌唐尼可学院(Collegio Teutonico)，好学不倦与彬彬有礼的表现受到青睐，被推荐到圣座服务。他欣然从命。当时教廷通用“匿名”提议机制，他不期而遇地晋身梵蒂冈外交使团的命运，从何开始实在难以追查。

　　1983年夏，帕罗林入读宗座教会学院，1986年以“世界主教会议”为题写论文取得教会法学位毕业。首次出门传道：任职于教廷使馆，在奈及利亚三年、及后89至92年留在墨西哥。在前者期间的牧灵活动，亲身体验到当地基督徒与穆斯林教徒之间彼此遇到的困难。在后者则圆满地协助基洛纳莫•皮里仲尼(Girolamo Prigione)教廷大使，透过常年累月的工作，终于在1992年与墨西哥政府正式建立邦交，并取得天主教教会得到法律承认的地位。他卓越的外交才干，解脱了由世俗人士及反神职人士一直在此地立法机构中累积多时缠成的死结。

　　1992年帕罗林被召回罗马，加入国务院第二部门。此时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推行的地方性政治理念仍然盛行，面对的是东欧社会的巨变与波斯湾战事带来的后果。宗座外交使团领导人安泽罗•索达诺(Angelo Sodano)枢机主教于1990年接任奥古斯汀诺•卡萨罗里(Agostino Casaroli)，把世界各地不同地域如：非洲各国、南美、西班牙、印尼等地区的国家与教会的外交事务交到刚从墨西哥回来的年轻的帕罗林手上。从2000年开始，帕罗林管理意大利“部门”，为当时仍是蒙席的阿蒂利奥•尼克拉(Attilio Nicora)枢机主教服务，处理有关1984年与意大利政府签订复审“协约”的未完成工作，包括有关“意大利军事宗教辖区”、监狱及医院宗教辅助服务等事宜。

　　2002年帕罗林被提名为国务院第二部门副部长，担当起一个非常微妙的外交任务。以“外交部副部长”的名义，代表教廷作为首席谈判员开展与越南建立整体外交关系的大道，并处理梵蒂冈与以色列许多未解决的问题。从2005年起，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任期间，更与中国重建外交关系，为2007年教宗向中国天主教徒发出一封“公开信”开路，让该教宗留下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权威见证。

　　原籍维琴察的国务院副部长于此期间带领代表团与中国高层展开机密谈判，商讨企图解决中国天主教徒信仰生活上难以超越的难关，曾两度与梵蒂冈有关人员到访北京。在中梵双方历来复杂的外交关系正呈好转时，2009年夏帕罗林被委为教廷大使，受派驻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负起与从来好跟当地天主教神职人员争执的查韦斯周旋的重任。该年9月12日，帕罗林得到教宗本笃十六世祝圣而升为总主教。几周后爆发“波佛事件Caso Boffo”。教会内部各派斗争一发不可收拾。教宗在祝圣帕罗林的弥撒中，通过亲笔准备的讲道词明确指出教会内的勾心斗角，并这般提醒：“司铎占的不是主宰支配而是服务的位置”，还说：“在社会上，教会内也不例外，许多带来痛苦的事情的产生，终归咎于那些有责在身的人身上，他们不为群体却自私地为自己效命”。

　　在卡拉卡斯任职期间，有人尝试在传媒中宣扬帕罗林走卡萨罗利派系的路线，缘于他1979到1988年是任职国务院第二部门部长的奥吉利•斯维史天尼(Achille Silvestrini)枢机的属下。但这种手段并未得逞，反过来，这正好又证明了对帕罗林来说，他无论在哪位国务卿面前工作都忠心耿耿，勤劳尽责。他姿态低而效率高的工作表现，都被各种不同动向的枢机如卡萨罗利(Casaroli)、斯维史天尼(Silvestrini)、索达诺(Sodano)、陶然(Tauran)、拉约洛(Lajola)、贝尔托内(Bertone)与曼贝蒂(Mamberti)等人的赞赏。

　　当贝尔托内国务卿在任时，帕罗林处理过与中国的敏感外交关系。而与卡萨罗利的交往则是在枢机主教退任国务卿后才发生的。跟斯维史天尼密切合作是从1990年代中处理罗马教廷内有关“纳匝肋别墅Villa Nazareth”事件时开始的。“纳匝肋别墅”是多明尼可•塔尔蒂尼枢机(Domenico Tardini)于1946年创立的慈善机构，目的是在经济上资助贫穷的高材生。斯维史天尼在1970年代已经是此机构的赞助人，到1996年任命帕罗林负责管辖该机构，帕罗林因此移居皮内塔•萨可蒂区(Pineta Sacchetti)的大学宿舍内。历时4年，至因国务院中工多繁重，最后请辞。斯维史天尼为此虽然深感遗憾，但对帕罗林始终保持尊重和友好的态度。

　　帕罗林荣升国务卿，根据他的品性，不难想象他要对教会各阶层作出的改进，会紧承教宗方济各连绵不息的训诲，开发一个非唯我独尊的教会的新境界。帕罗林成功的秘诀可追溯到梵蒂冈伟大的外交传统，那就是：实事求是、深入研究问题、并找出最可行的解决方案。当下世上各地（首数中东）频现的冲突 ，加上全球新旧超级大国造成的棘手新问题，圣座仍以其智慧及高瞻远瞩提出贡献，为和平请命。梵蒂冈与众同行，把地理政治上当主角的概念挪开，响应着教宗指示的“牧灵归化”呼吁，循着他罗马主教的榜样，不断“从自己走出去”，以教会的身份采取创新的行动，迎接所有遇到的地理上及生命中的边缘人。

　　不容忽视的是，帕罗林将会把这些年来因对话所造成的不良环境扭转过来，在外交事务、宣扬信仰、真心对话、保卫身份及维持基督徒价值各方面带来新气象。教会长期历史证明只有福音上的信仰能带来明智及慎重的长远计划，以对抗今日世界及强权所构成的现实生活。帕罗林擢升国务卿，对他来说只是向圣座履行司铎神修义务。此心态他以前已经在“越南山地人新信仰宣言”中表达过，也表现在实践委内瑞拉天主教徒活跃生活的喜乐上。帕罗林选了圣保禄在给罗马人的信中的一句反问语作牧徽格言：“谁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分离呢？”因此，无需多问，人们已知“伯多禄神父”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把心中的平安委托在谁的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