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

    中国以前并不是完全没有女子教育，但仅限于富贵人家的家庭内部，且内容狭隘。19世纪30年代，基督新教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19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曾培育出许多杰出的女性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招收女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中国第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亦曾得益于教会。
    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

中国第一批女“海归”

    由于女学的发展，不少女学生有了走出国门，开阔视野，吸取西方先进知识和技术的思想，因此，金韵梅、许金訇（据其英文名，又称何金英）、康爱德、石美玉成为了最早留学国外的女留学生。
    这四位近代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从小接受教会启蒙教育，受传教士的培养、训练；她们出国留学的方式如出一辙：都是由传教士带出国门，并且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女学成为她们出国留学的中转站；四位女留学生前往留学的国家都是美国，在美国她们均学习医学；留学期间，她们刻苦学习，孜孜不倦，成绩优秀，享有赞誉；归国后，她们成为职业妇女，将毕生奉献给医学事业。这四位女留学生兢兢业业，成就卓著，既治病救人，又传播医学，并且培养了中国早期的医学工作者。
    1881年，晚清的第一位女留学生——由美国传教士麦加地领养的金韵梅（又名金雅妹）进入美国纽约医院附属女子医科大学学医，成为该校唯一的中国留学生。1885年，金韵梅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发表了学术报告《显微镜照相机能的研究》。1888年，金韵梅放弃了在美国稳定的工作和优越的生活，进入福建厦门一家教会医院工作。在行医过程中，金韵梅深感国内妇婴医疗条件的落后，培养专业医护人员刻不容缓，于1908年说服袁世凯创办北洋女医学堂，自任堂长，这也是我国第一所公立的护士学校。金韵梅在中国传授西方先进的护理技术和理念，提倡妇女解放和社会服务，热衷慈善活动和教育事业，成为晚清时代的杰出女性。
    1896年，第一批女“海归”中的康爱德和石美玉学成回国，在江西九江码头上岸时，她们受到热烈欢迎，一路上鞭炮声不绝于耳，人们都想看看这两位留洋归来的年轻女医生。三天后，她们应当地医院的要求做了几台手术，手术十分成功，一时间声名鹊起。到她们行医的第二年末为止，一共接诊治疗5491名病人，她们将所有收入移交给教会财政部门，并用四年的行医来补偿在美国上学的费用。
    当时，张之洞曾写信恳请康爱德和石美玉去上海执教他正在创办的医学师范学校，但她们最终没有接受邀请，因为她们觉得留在九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次，南昌巡抚派船到九江，请求派一位医生去为他的夫人看病，康爱德立即出发，将患者带回九江悉心照料。巡抚夫人康复后，广为宣传这两位女医生，康爱德借此机会到南昌设立医院，并逐步扩展规模，仅1907年一年就收诊病人8000多人。在1911年辛亥革命和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医院还收治了大量受伤难民。
    梁启超曾评价康爱德说：“吾虽未识康女士，度其才力智慧，必吾以悬绝于常人，……不遇吴格矩，不适美国，不入墨尔斯根大学，则至今必愦愦然，与常女无异，焉知有学，焉知有天下，呜呼，海内二万万之女子，皆此类矣。”
    梁启超通过赞扬康爱德才智超人，从而肯定了女子上学读书的必要性，同时也为中国众多的女子得不到良好的教育而感到痛惜。当然，最早的男留学生也是传教士带出去的，但是考虑到中国的文化背景，女留学生的出现，对于中国文化的冲击力更大，影响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