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公会议看今日教会

    大公会议是有普遍代表意义的世界性主教会议，不定期地就整个教会范围内的重要教务和教理事项做出审议裁决。在将近两千年的岁月中，自公元325年召开的尼西亚大公会议到距今五十年前召开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我们教会共召开过21次大公会议。无独有偶，每一次的大公会议都是在教会面对各种挑战、压力甚至分裂的背景下召开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更新、皈依与整合。然而，不幸的是有几次大公会议却恰好成了导致教会出现分裂的分水岭；与此同时，有些大公会议不但无助于教会的更新，反而给未来留下了许多难解的锁链和沉重的包袱。在此，我无意就历届大公会议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评判，只想从时间间隔的长短予以反思。如下是历届大公会议召开的地点和时间：
第一次：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325年）
第二次：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381年）
第三次：厄弗所公会议（431年）
第四次：加采敦公会议（451年）
第五次：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553年）
第六次：第三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680年-681年）
第七次：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787年）
    （上述七次均为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所认可，其后则只由天主教会单独举行和认可）
第八次：第四次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869-870年）
第九次：第一次拉特朗大公会议（1123年）
第十次：第二次拉特朗大公会议（1139年）
第十一次：第三次拉特朗公会议 （1179年）
第十二次：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1215年）
第十三次：第一次里昂大公会议（1245年）
第十四次：第二次里昂大公会议（1274年）
第十五次：维也纳大公会议（1311-1312年）
第十六次：康斯坦茨大公会议（1414-1418年）
第十七次：费拉拉-佛罗伦萨大公会议（1438-1445年前后）
第十八次：第五次拉特朗大公会议（1512-1517年）
第十九次：脱利腾大公会议（1545-1563年）
第二十次：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1869-1870年）
第二十一次：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1962-1965年）
    简单的算术就会让我们注意到，自325年召开的第一次大公会议至1545年召开的第十九次大公会议，即脱利腾大公会议，其间跨度为1220年，平均每64年就召开一次大公会议（间隔最长的是第八、第九次大公会议，前后长达254年）。可是，当我们把目光再转向离我们今天最近的三次大公会议，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从脱利腾大公会议到梵一的时间跨度为324年，而从梵一到梵二的时间跨度是93年。
    即使是这样，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梵一是在欧洲社会和教会内外交困的情形下召开，又在普法战争爆发、罗马被占的乱局中草草结束的，其对教会信仰生活及牧灵福传的分辨与指导几乎乏善可陈——如果不是弊多利少的话。如此而言，我们可以说真正对当今教会生活及牧灵福传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两次大公会议，即脱利腾大公会议和梵二之间的时间跨度超过400年。如此长久的时间跨度留给近代教会的问题和包袱可想而知，再加上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突飞猛进，而给我们在信仰生活及牧灵福传方面带来的新挑战，自然让我们在许多方面显得臃肿和落伍。难怪不久前去世的前米兰教区主教马蒂尼枢机在接受意大利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的采访时曾说，今天的天主教会已经“落后了两百年”！对由于历史原因而在梵二大公会议精神方面留下“营养不良症”的中国教会来说，马蒂尼枢机的话无疑则更具有现实意义和紧迫性。
    感谢在历史长河中以不同方式创造、召唤并圣化我们且与我们并肩同行的三位一体的天主，今天他又依然通过不同的方式在引导我们“划向深处去，撒网捕鱼”（路5：4）。教宗宣布信德年，这不能不是为在教会信仰生活及牧灵福传方面的更新而作的一次努力。但愿我们能以诚实、开放、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响应教宗的号召，在我们的信德道路上迈出新的步伐、揭开新的一页！这也许意味着重新学习基督的福音真理，再次审视个人的信仰态度，不断改善教会的管理体制，继续探索有效的福传模式，努力补救以往的过失，热情拥抱明天的恩赐……但，不论做什么，我们都该牢牢记住，“皈依”和“更新”是我们本信德年的主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