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对话中的宗教因素
2012-02-23 15:22:56 作者：李海亮 来源：信德网
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决定了世界文明具有多样性。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明多元化的国际大背景下，文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概括起来有两种理论，一种是文明冲突理论，另一种是与之相对应的文明对话理论。只有加强文明对话，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才能避免文明冲突，实现构建和谐世界的愿景。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季刊(夏季号)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后又不断地扩充和修改，并且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提出了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秩序是建立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基础之上的观点。该图书多次出版，相当畅销，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政治家和学者们纷纷从国际政治、军事、外交、历史等多维度对其进行解读和阐释，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和普遍的关注。
亨廷顿一直对当今世界正处于上升势头的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充满忧虑，为对抗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结盟和延缓西方文明的没落，他的策略是利用北约以维护和保卫现在强势将来可能会衰落(但不是直线式的衰落、会出现反复、时间上来讲可能与西方兴起所需的时间差不多)的西方文明。面对网络化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文明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将是人们所无法回避的大趋势，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真可谓就是这种大趋势的一种反映。可以说，塞缪尔·亨廷顿为分析当今世界的冲突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往更深层次分析，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对西方文明如何保持其强势地位的一种思考和焦虑心态。
塞缪尔·亨廷顿的某些论点刺激了世界各大文明敏感而又脆弱的神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颇具代表性，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很有“市场”。基辛格博士认为它是最富争议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一。文明冲突论的倡导者亨廷顿曾任美国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其身份和立场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美国等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利益。他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对立性和不可融合性，只注重了文明的一种特性(差异性)而忽视文明的其他特性(同一性、融合性等)，并武断地将西方和非西方文明置于一种永久性的对立状态。在亨廷顿看来，文明发展的历史是稳定性和差异性为主的，而文明传统一旦形成之后，便很难改变。亨廷顿同时也是西方所谓“普世文明”的倡导者。他认为西方社会“文明”，非西方社会“不文明”，非西方社会可实现经济现代化但无法实现西方化，即“文明化”。①冷战结束以后，“文明和文化”的认同感将上升，会成为国际政治新世界新秩序的基础;国家集团将围绕世界主要文明演变成新的国际势力组合，在价值观的传播(如西方式的民主)和经济资源(如中东北非的石油资源)的占有等方面展开新的竞争，新的竞争结果将决定世界新秩序;西方文明正面临正在兴起的非西方文明的挑战。在他们眼里，“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②总之，亨廷顿的文明观并没有完全摆脱冷战时期的阴影，始终贯穿着冷战思维，它是美国等西方强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世界文明领域的一种表现，是西方国家21世纪全球霸权思维的一种现实反映，成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对其他国家动武的理论根据，使西方国家披上一层“文明”的外衣。实质是“用霸权者的心态来看世界文明的，是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一种简单公式化处理，其表现就是唯我独尊、盲目排外，其根源可以说是对异己文明的无知和排斥。……因为无知才有蔑视或仇视，才会产生冲突甚至是战争”。③
客观地讲，由于人类文明的一些不可通约性，各大文明之间巨大的特殊性、差异性，确实会出现一些理念上的差异，用一种文明很难完整全面准确地解读另外一种文明，很容易在国际关系中形成一种排他性和独断性。虽然解释的理论范式不同，却不一定直接导致冲突，文明只有和其他因素(如利益等)结合在一起，才形成了所谓“文明的冲突”，但面对世界出现冲突、战争等残忍的状况，并不是各大文明都会无所作为，因此，必须转换“文明的冲突范式”、展开积极的文明对话，来消除各大文明彼此之间的紧张。
要解决“文明冲突”的核心问题需要揭示其根源。亨廷顿的文明理论范式是“文明的冲突”，赋予文明或文化差异以第一的和根本的重要性，注重差异性而忽视文明的同一性;另一方面，认为构成文明冲突主干的则主要是三大文明力量的对比及其相互关系，即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以及三者力量之间的对比变化似乎是一种单纯力量对比的数值变化。然而，这分明是一个具有实质性内容的“质”的问题，用更加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它牵扯到一种实体性“质”而不是一种力量之间的单纯的“量”的关系。
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的解释模式中，就是要把所有的问题统统抛入“文明差异性”之中。故而，一方面，东亚(笔者从整体上分析认为指的是类似“朝鲜”式的共产东亚)与西方的冲突，具体来说，乃在于东亚经济(特别是中国)的增长;但这种力量最终要形成冲突，其最终的根源乃在于文化方面：“冲突的根源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④另一方面，伊斯兰与西方的冲突，其根源一开始就被设定为是宗教文化的差异：“造成这一发展中的冲突模式的原因，不在于诸如12世纪的基督教狂热(指的是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和20世纪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这些暂时的现象，而在于这两种宗教的本性和基于其上的文明。”⑤但是，更加具体的说明就须借助于人口因素：穆斯林青年人口的激烈增长(伊斯兰教的快速复兴是被惊人的青少年年轻人口增长率所推动的)，伊斯兰教又比较独特，青少年很自然地信奉伊斯兰教，而西方人大多数处于低生育水平。青年人是战争的生力军，再加上受历史上伊斯兰教独特的政教合一制度和“圣战”制度的影响，使青少年成为了“殉教”、“圣战”的主要来源。实际上，在西方文明的眼里，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威胁决不仅仅是恐怖主义的兴起，而在于强大的伊斯兰文明的复兴，西方所谓的“民主”在伊斯兰地区的表现形式是伊斯兰的复兴和原教旨主义的兴起，这也使人联想到当前的中东北非的一些国家所谓的“革命”成功后，立马掉转枪口对准西方，加强政治、法律等的伊斯兰色彩，更何况伊斯兰文明是历史上唯一能两次对基督教文明构成威胁的文明。
由此可见，在亨廷顿的解释模式中，关于“文明冲突”的根源归根到底仍是抽象的，所以它们事实上不可能对“冲突”的根源有真正实质性的揭示。然而是可以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来解释历史、现实甚至未来的一些现象的。如果把文明比作河流，环地中海地区就是世界文明的一个大漩涡，历史上罗马帝国和基督教曾经是环地中海的占领者，而阿拉伯大帝国强盛时期和伊斯兰教也曾是环地中海大部分领土的占领者，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在以及未来都可能会因为文明问题而出现动乱与战争。
可以看出，亨廷顿的文明解释模式只是把它归结为文明之间固有的冲突本性。他还特别突出了伊斯兰文明与其他主要文明之间的冲突程度，亨廷顿认为伊斯兰周边是“血腥的边界”，各文明之间的冲突程度如下图所示：
其中，本来试图赋予某种抽象化和形式化“文明差异”本身，也变成了得以掩人耳目的一种口实。很显然，要使文明的差异直接变成文明的冲突，就必须要注入某种“暴力”;而事实上要复杂得多。实际上，对于伊斯兰文明，亨廷顿也缺乏深入全面的研究，伊斯兰教是一个非常热爱和平的宗教，“伊斯兰”的本意就是“和平、顺从”，伊斯兰教的教法原则和基本教诲，都反对滥施暴力，要求穆斯林行事处世时要宽厚仁慈，禁止对无辜平民采取伤害行为。
主要由于这种解释之完全抽象的性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出台之后确实招致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在某种较为具体的层面上，要数“9·11”事件之后的美国著名的左翼思想家乔姆斯基抨击得最为激烈。在乔姆斯基看来，根本不赞成把当代世界冲突的根源归结为文化价值的差异，而应该从更加现实的和具体的方面来探究引起冲突的原因。其根本原因是美国和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政策。强权政治乃是当今世界上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恐怖主义”。⑥不彻底根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世界是不会安宁的。霸权主义是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威胁，我们既反对恐怖主义也反对霸权主义。当西方向伊斯兰国家强制输出西方式的“民主”观念时，中东北非等地区的穆斯林将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动乱。殊不知，亨廷顿并没有意识到，在西方，人们是忠诚于国家，国家是忠诚的最高点，而中东北非地区的穆斯林则相反，“游牧民族”穆斯林忠诚于其部落和宗教，部落一直是中东北非等伊斯兰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中心，对部落、国家、宗教的忠诚强度的曲线则在某种程度上呈U字型，当今伊斯兰世界缺乏一个核心国家来起到领导和维护伊斯兰秩序的作用，所以才可能在西方的鼓噪下出现了一系列的中东北非乱局。
国际上绝大部分学者难以认同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对此，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则力主“文明对话论”。杜维明1990年提出研究文明对话这个领域的时候，刚开始并没有引起大家特别大的关注。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抛出“文明冲突论”之后，大家纷纷对亨廷顿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与此同时，人们开始更加关注杜维明教授的文明对话理论，该理论受到了一些肯定、支持和赞同。杜维明认为很多杰出的学者已经看到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破绽所在，相信多元文化并存，通过对话和和解，人类社会一定会迎来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世纪。为此，杜维明积极地在世界各地组织并参加一些文明对话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四处演讲，极力倡导文明对话，不仅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且也得到了第三世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联合国以及部分发达国家的一些政治家、学术界、宗教界学者的肯认。
如果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使各种不同的文化(轴心文明之间)能够在“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背景下共存，就需要通过对话，从而逐渐发展出生命共同体的意愿，使大家都具有和平共处的根源意识。文明对话主要是了解对方，反思自我的局限性，而容忍是文明对话的最低要求。文明对话的结果是互相学习，互相参照，庆幸人类文明多样性，共同为人类的文明和持久和平作出贡献。在杜维明为联合国2001年《文明对话宣言》所写的第二章“全球化与多样性”中，他在论述“全球化与多样性”时所依赖的论据、前提或假定与亨廷顿差不多，主要包括：文化在当代世界的新格局中愈来愈具有日益重要的作用;现代化既不是美国化也不是西方化;“面对文明冲突将要到来的警告，文明对话不仅仅是一个愿望，而且成为现实必需。”⑦
虽然杜维明的理论与亨廷顿的模式在基本点上有相同的地方，但两者的基调或气氛却大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结果也相去甚远。亨廷顿的立足点乃是“文明冲突”，在他看来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与亨廷顿相反，杜维明的立足点毋宁说是“文明的和解”，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出自多元现代性;于是全球化和本土化就必然相生相伴、各擅胜场，而在这样一种大趋势中，“跨文明对话”意味着人类有希望的和平前景，即“超越普遍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以达成各文明间的真正和解，通常被称作“全球共同体”或“地球村共同体”。⑧
亨廷顿的出发点是美国的利益，他曾在《变化中的美国利益》一文中明确地表达了维护美国利益的立场，在亨廷顿看来，无论是军事还是文明，都是为西方(更确切地说是美国)的利益服务的。而杜维明则不同，除了具有儒者的担当外(杜维明是第三代新儒家的领军人物)，还着眼于世界的各大文明的真正的和平相处，归根结底，还是具有为之不懈奋斗的精神和儒者的理想化的色彩。杜维明文明对话思想所挖掘的儒学中的和平价值及儒者的担当是他新挖掘的并需要继续挖掘的利用儒家的和平愿景价值取向，具有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学术背景。
1990年，最早倡导文明对话的学者之一的杜维明明确表示，文明对话是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发展和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杜维明呼吁建立一种新的对话文明。伊朗前总统哈塔米是最具有政治影响的倡导者之一。哈塔米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倡导文明间对话的新范式，这为国际关系提出了一种替代范式。他认为，“接受对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拒绝武力”是20世纪最有价值的成就之一。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和政治家的角度来阐释：一方面它从实用主义观和全球化角度看待文明;另一方面，它是对其历史、文化和政治的反思。哈塔米关于国际关系新范式的理念实质上是权力与权利的较量。⑨1998年9月，伊朗前总统哈塔米在第53届联大正式倡议将2001年定为“联合国文明对话年”，获得了普遍赞同。联合国第53、54、55届联大连续通过了类似的决议。2011年12月11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第四届联合国文明联盟论坛开幕式上致辞说，“文明联盟”在联合国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世界多元文化之间的沟通与对话，从而消除冲突，并帮助在转型期内的国家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因此，杜维明是先于亨廷顿提出了文明的问题，也并非完全是出于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回应。只不过，亨廷顿使文明和政治、历史等其他学科、人口等其他因素交织在了一起，引起了学术界、政治家、外交家等的高度重视。
中国文明对话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宋健指出，倡导不同文明对话的目的就在于增进不同文明间的宽容和理解，化解冲突，扩大共识，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共同繁荣。他说，“不同文明在相互交融中会看到更多相似之处，发展许多共同的价值。”⑩通过文明对话，在差异性中达成一致性，在多样性中寻求统一性，成为一股潮流。文明对话也曾经是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宗教界和学术界关注并热烈议论的话题。文明对话的基本的和首要的内容是宗教对话。在这种背景下，德国著名神学家孔汉斯指出：“没有各宗教间的和平，就没有各民族间的和平;没有各宗教间的对话，就没有各宗教间的和平;没有各宗教间的研究，就没有各宗教间的对话。”{11}他把宗教对话的重要性提到了实现世界和平的高度，使不同宗教取得了共识并且共同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真正的宗教都热爱和平，宗教界是维护世界和平、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力量之一。但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地的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依然不断。人们难免会陷入一种困惑：宗教是主张和平的，为什么却往往成为引发冲突的因素之一呢?可见，宗教既是化解冲突和矛盾的重要力量，也有可能是引发冲突和战争的原因之一。要使宗教成为促进和平、化解冲突的力量，就必须进行文明对话。为此，世界各国领袖联合起来呼吁和平，积极开展对话，对世界和平起到正确的引导，从而将促进构建人类的和平愿景。宗教对话是文明对话的核心所在，文明对话是国际政治伦理的一个基本准则。在全球化时代和网络化时代，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变得相当频繁。世界是多文明的和多极的，只有通过文明对话才能消解文明冲突，促进异质文明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坦诚对话，寻求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将是建立公正秩序、消除暴力冲突、实现世界和平的重要途径。
总之，文明对话可在不同文明之间架起理解沟通的桥梁，消除误解与恐惧;文明对话有助于各文明间相互影响、相互激励，在保持各自信仰、实践的独特性的同时，相互学习，共同发展。因此，我们认为，文明对话既是各文明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当今时代和平发展的诉求。胡锦涛总书记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12}的构想，特别强调和谐世界是多样性文明对话沟通的世界，是多样性文明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世界，是多样性文明和谐共存的世界。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文化相互借鉴，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共同维护文化多样性。”{13}(作者为南京大学哲学博士，海军指挥学院讲师;本文系作者主持的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平愿景与文明对话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1CZX075)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季刊(夏季号)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后又不断地扩充和修改，并且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提出了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秩序是建立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基础之上的观点。该图书多次出版，相当畅销，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政治家和学者们纷纷从国际政治、军事、外交、历史等多维度对其进行解读和阐释，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和普遍的关注。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简述
亨廷顿一直对当今世界正处于上升势头的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充满忧虑，为对抗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结盟和延缓西方文明的没落，他的策略是利用北约以维护和保卫现在强势将来可能会衰落(但不是直线式的衰落、会出现反复、时间上来讲可能与西方兴起所需的时间差不多)的西方文明。面对网络化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文明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将是人们所无法回避的大趋势，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真可谓就是这种大趋势的一种反映。可以说，塞缪尔·亨廷顿为分析当今世界的冲突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往更深层次分析，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对西方文明如何保持其强势地位的一种思考和焦虑心态。
塞缪尔·亨廷顿的某些论点刺激了世界各大文明敏感而又脆弱的神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颇具代表性，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很有“市场”。基辛格博士认为它是最富争议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一。文明冲突论的倡导者亨廷顿曾任美国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其身份和立场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美国等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利益。他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对立性和不可融合性，只注重了文明的一种特性(差异性)而忽视文明的其他特性(同一性、融合性等)，并武断地将西方和非西方文明置于一种永久性的对立状态。在亨廷顿看来，文明发展的历史是稳定性和差异性为主的，而文明传统一旦形成之后，便很难改变。亨廷顿同时也是西方所谓“普世文明”的倡导者。他认为西方社会“文明”，非西方社会“不文明”，非西方社会可实现经济现代化但无法实现西方化，即“文明化”。①冷战结束以后，“文明和文化”的认同感将上升，会成为国际政治新世界新秩序的基础;国家集团将围绕世界主要文明演变成新的国际势力组合，在价值观的传播(如西方式的民主)和经济资源(如中东北非的石油资源)的占有等方面展开新的竞争，新的竞争结果将决定世界新秩序;西方文明正面临正在兴起的非西方文明的挑战。在他们眼里，“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②总之，亨廷顿的文明观并没有完全摆脱冷战时期的阴影，始终贯穿着冷战思维，它是美国等西方强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世界文明领域的一种表现，是西方国家21世纪全球霸权思维的一种现实反映，成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对其他国家动武的理论根据，使西方国家披上一层“文明”的外衣。实质是“用霸权者的心态来看世界文明的，是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一种简单公式化处理，其表现就是唯我独尊、盲目排外，其根源可以说是对异己文明的无知和排斥。……因为无知才有蔑视或仇视，才会产生冲突甚至是战争”。③
客观地讲，由于人类文明的一些不可通约性，各大文明之间巨大的特殊性、差异性，确实会出现一些理念上的差异，用一种文明很难完整全面准确地解读另外一种文明，很容易在国际关系中形成一种排他性和独断性。虽然解释的理论范式不同，却不一定直接导致冲突，文明只有和其他因素(如利益等)结合在一起，才形成了所谓“文明的冲突”，但面对世界出现冲突、战争等残忍的状况，并不是各大文明都会无所作为，因此，必须转换“文明的冲突范式”、展开积极的文明对话，来消除各大文明彼此之间的紧张。
“文明冲突”的根源简析
要解决“文明冲突”的核心问题需要揭示其根源。亨廷顿的文明理论范式是“文明的冲突”，赋予文明或文化差异以第一的和根本的重要性，注重差异性而忽视文明的同一性;另一方面，认为构成文明冲突主干的则主要是三大文明力量的对比及其相互关系，即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以及三者力量之间的对比变化似乎是一种单纯力量对比的数值变化。然而，这分明是一个具有实质性内容的“质”的问题，用更加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它牵扯到一种实体性“质”而不是一种力量之间的单纯的“量”的关系。
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的解释模式中，就是要把所有的问题统统抛入“文明差异性”之中。故而，一方面，东亚(笔者从整体上分析认为指的是类似“朝鲜”式的共产东亚)与西方的冲突，具体来说，乃在于东亚经济(特别是中国)的增长;但这种力量最终要形成冲突，其最终的根源乃在于文化方面：“冲突的根源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④另一方面，伊斯兰与西方的冲突，其根源一开始就被设定为是宗教文化的差异：“造成这一发展中的冲突模式的原因，不在于诸如12世纪的基督教狂热(指的是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和20世纪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这些暂时的现象，而在于这两种宗教的本性和基于其上的文明。”⑤但是，更加具体的说明就须借助于人口因素：穆斯林青年人口的激烈增长(伊斯兰教的快速复兴是被惊人的青少年年轻人口增长率所推动的)，伊斯兰教又比较独特，青少年很自然地信奉伊斯兰教，而西方人大多数处于低生育水平。青年人是战争的生力军，再加上受历史上伊斯兰教独特的政教合一制度和“圣战”制度的影响，使青少年成为了“殉教”、“圣战”的主要来源。实际上，在西方文明的眼里，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威胁决不仅仅是恐怖主义的兴起，而在于强大的伊斯兰文明的复兴，西方所谓的“民主”在伊斯兰地区的表现形式是伊斯兰的复兴和原教旨主义的兴起，这也使人联想到当前的中东北非的一些国家所谓的“革命”成功后，立马掉转枪口对准西方，加强政治、法律等的伊斯兰色彩，更何况伊斯兰文明是历史上唯一能两次对基督教文明构成威胁的文明。
由此可见，在亨廷顿的解释模式中，关于“文明冲突”的根源归根到底仍是抽象的，所以它们事实上不可能对“冲突”的根源有真正实质性的揭示。然而是可以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来解释历史、现实甚至未来的一些现象的。如果把文明比作河流，环地中海地区就是世界文明的一个大漩涡，历史上罗马帝国和基督教曾经是环地中海的占领者，而阿拉伯大帝国强盛时期和伊斯兰教也曾是环地中海大部分领土的占领者，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在以及未来都可能会因为文明问题而出现动乱与战争。
可以看出，亨廷顿的文明解释模式只是把它归结为文明之间固有的冲突本性。他还特别突出了伊斯兰文明与其他主要文明之间的冲突程度，亨廷顿认为伊斯兰周边是“血腥的边界”，各文明之间的冲突程度如下图所示：
其中，本来试图赋予某种抽象化和形式化“文明差异”本身，也变成了得以掩人耳目的一种口实。很显然，要使文明的差异直接变成文明的冲突，就必须要注入某种“暴力”;而事实上要复杂得多。实际上，对于伊斯兰文明，亨廷顿也缺乏深入全面的研究，伊斯兰教是一个非常热爱和平的宗教，“伊斯兰”的本意就是“和平、顺从”，伊斯兰教的教法原则和基本教诲，都反对滥施暴力，要求穆斯林行事处世时要宽厚仁慈，禁止对无辜平民采取伤害行为。
主要由于这种解释之完全抽象的性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出台之后确实招致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在某种较为具体的层面上，要数“9·11”事件之后的美国著名的左翼思想家乔姆斯基抨击得最为激烈。在乔姆斯基看来，根本不赞成把当代世界冲突的根源归结为文化价值的差异，而应该从更加现实的和具体的方面来探究引起冲突的原因。其根本原因是美国和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政策。强权政治乃是当今世界上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恐怖主义”。⑥不彻底根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世界是不会安宁的。霸权主义是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威胁，我们既反对恐怖主义也反对霸权主义。当西方向伊斯兰国家强制输出西方式的“民主”观念时，中东北非等地区的穆斯林将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动乱。殊不知，亨廷顿并没有意识到，在西方，人们是忠诚于国家，国家是忠诚的最高点，而中东北非地区的穆斯林则相反，“游牧民族”穆斯林忠诚于其部落和宗教，部落一直是中东北非等伊斯兰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中心，对部落、国家、宗教的忠诚强度的曲线则在某种程度上呈U字型，当今伊斯兰世界缺乏一个核心国家来起到领导和维护伊斯兰秩序的作用，所以才可能在西方的鼓噪下出现了一系列的中东北非乱局。
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国际上绝大部分学者难以认同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对此，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则力主“文明对话论”。杜维明1990年提出研究文明对话这个领域的时候，刚开始并没有引起大家特别大的关注。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抛出“文明冲突论”之后，大家纷纷对亨廷顿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与此同时，人们开始更加关注杜维明教授的文明对话理论，该理论受到了一些肯定、支持和赞同。杜维明认为很多杰出的学者已经看到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破绽所在，相信多元文化并存，通过对话和和解，人类社会一定会迎来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世纪。为此，杜维明积极地在世界各地组织并参加一些文明对话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四处演讲，极力倡导文明对话，不仅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且也得到了第三世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联合国以及部分发达国家的一些政治家、学术界、宗教界学者的肯认。
如果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使各种不同的文化(轴心文明之间)能够在“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背景下共存，就需要通过对话，从而逐渐发展出生命共同体的意愿，使大家都具有和平共处的根源意识。文明对话主要是了解对方，反思自我的局限性，而容忍是文明对话的最低要求。文明对话的结果是互相学习，互相参照，庆幸人类文明多样性，共同为人类的文明和持久和平作出贡献。在杜维明为联合国2001年《文明对话宣言》所写的第二章“全球化与多样性”中，他在论述“全球化与多样性”时所依赖的论据、前提或假定与亨廷顿差不多，主要包括：文化在当代世界的新格局中愈来愈具有日益重要的作用;现代化既不是美国化也不是西方化;“面对文明冲突将要到来的警告，文明对话不仅仅是一个愿望，而且成为现实必需。”⑦
虽然杜维明的理论与亨廷顿的模式在基本点上有相同的地方，但两者的基调或气氛却大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结果也相去甚远。亨廷顿的立足点乃是“文明冲突”，在他看来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与亨廷顿相反，杜维明的立足点毋宁说是“文明的和解”，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出自多元现代性;于是全球化和本土化就必然相生相伴、各擅胜场，而在这样一种大趋势中，“跨文明对话”意味着人类有希望的和平前景，即“超越普遍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以达成各文明间的真正和解，通常被称作“全球共同体”或“地球村共同体”。⑧
亨廷顿的出发点是美国的利益，他曾在《变化中的美国利益》一文中明确地表达了维护美国利益的立场，在亨廷顿看来，无论是军事还是文明，都是为西方(更确切地说是美国)的利益服务的。而杜维明则不同，除了具有儒者的担当外(杜维明是第三代新儒家的领军人物)，还着眼于世界的各大文明的真正的和平相处，归根结底，还是具有为之不懈奋斗的精神和儒者的理想化的色彩。杜维明文明对话思想所挖掘的儒学中的和平价值及儒者的担当是他新挖掘的并需要继续挖掘的利用儒家的和平愿景价值取向，具有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学术背景。
文明对话的呼吁
1990年，最早倡导文明对话的学者之一的杜维明明确表示，文明对话是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发展和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杜维明呼吁建立一种新的对话文明。伊朗前总统哈塔米是最具有政治影响的倡导者之一。哈塔米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倡导文明间对话的新范式，这为国际关系提出了一种替代范式。他认为，“接受对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拒绝武力”是20世纪最有价值的成就之一。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和政治家的角度来阐释：一方面它从实用主义观和全球化角度看待文明;另一方面，它是对其历史、文化和政治的反思。哈塔米关于国际关系新范式的理念实质上是权力与权利的较量。⑨1998年9月，伊朗前总统哈塔米在第53届联大正式倡议将2001年定为“联合国文明对话年”，获得了普遍赞同。联合国第53、54、55届联大连续通过了类似的决议。2011年12月11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第四届联合国文明联盟论坛开幕式上致辞说，“文明联盟”在联合国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世界多元文化之间的沟通与对话，从而消除冲突，并帮助在转型期内的国家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因此，杜维明是先于亨廷顿提出了文明的问题，也并非完全是出于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回应。只不过，亨廷顿使文明和政治、历史等其他学科、人口等其他因素交织在了一起，引起了学术界、政治家、外交家等的高度重视。
中国文明对话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宋健指出，倡导不同文明对话的目的就在于增进不同文明间的宽容和理解，化解冲突，扩大共识，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共同繁荣。他说，“不同文明在相互交融中会看到更多相似之处，发展许多共同的价值。”⑩通过文明对话，在差异性中达成一致性，在多样性中寻求统一性，成为一股潮流。文明对话也曾经是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宗教界和学术界关注并热烈议论的话题。文明对话的基本的和首要的内容是宗教对话。在这种背景下，德国著名神学家孔汉斯指出：“没有各宗教间的和平，就没有各民族间的和平;没有各宗教间的对话，就没有各宗教间的和平;没有各宗教间的研究，就没有各宗教间的对话。”{11}他把宗教对话的重要性提到了实现世界和平的高度，使不同宗教取得了共识并且共同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真正的宗教都热爱和平，宗教界是维护世界和平、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力量之一。但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地的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依然不断。人们难免会陷入一种困惑：宗教是主张和平的，为什么却往往成为引发冲突的因素之一呢?可见，宗教既是化解冲突和矛盾的重要力量，也有可能是引发冲突和战争的原因之一。要使宗教成为促进和平、化解冲突的力量，就必须进行文明对话。为此，世界各国领袖联合起来呼吁和平，积极开展对话，对世界和平起到正确的引导，从而将促进构建人类的和平愿景。宗教对话是文明对话的核心所在，文明对话是国际政治伦理的一个基本准则。在全球化时代和网络化时代，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变得相当频繁。世界是多文明的和多极的，只有通过文明对话才能消解文明冲突，促进异质文明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坦诚对话，寻求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将是建立公正秩序、消除暴力冲突、实现世界和平的重要途径。
总之，文明对话可在不同文明之间架起理解沟通的桥梁，消除误解与恐惧;文明对话有助于各文明间相互影响、相互激励，在保持各自信仰、实践的独特性的同时，相互学习，共同发展。因此，我们认为，文明对话既是各文明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当今时代和平发展的诉求。胡锦涛总书记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12}的构想，特别强调和谐世界是多样性文明对话沟通的世界，是多样性文明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世界，是多样性文明和谐共存的世界。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文化相互借鉴，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共同维护文化多样性。”{13}(作者为南京大学哲学博士，海军指挥学院讲师;本文系作者主持的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平愿景与文明对话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1CZX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