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映像

    法兰西已然远去，记忆中的巴黎春天却越来越清晰。这时，才猛然省悟古人的心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远涉重洋之际，才有机会更珍视我的故土家园；当离开了蛰居四载的巴黎后，才发现有许多该去的地方被学校的图书馆挡住了。不过，尚未泛黄的巴黎岁月，复由今日的记忆串成时，就更形丰满了。
    在圣奥斯定眼中，“时间”是一个不断周而复始的过程。一路上，天主让过去、现在和将来没有了界限。圣人说：“始终不变的祢就是存在的本体，在祢之中，足以得到扫除一切忧患的宁静。”（奥斯定著，周士良译：《忏悔录》）不管读者您相信与否，人类古老的经验告诉我们，天主的神性早已牢牢地嵌入了您、我的灵魂深处。是记忆让人窥见天主的背影，那个梅瑟留给我们的背影将人生的过程导演得荡气回肠。歇脚处，复见那最初的来时路依稀可辨。唯有攒足勇气和节制上路！

巴黎中华圣母堂举行的敬天祭祖礼

在我们的传统中与天主相遇（2007年2月6日，农历新春）
    今天是春节。每年的农历新春，巴黎中华圣母堂都会举办一次别开生面的“敬天礼仪”，方法基本上是台湾教会推行多年的古礼，用的是300年前教会禁用的线香。
    我想，策划者一定考虑到了在巴黎侨居的华人教友对那块黄土地愈远愈浓的依恋。他们中不少人已经是第三、四代移民了，在法国这种异质文化中，是逢年过节巴黎13区唐人街上游行的龙灯、狮舞与不绝于耳的鞭炮让他们返回那遥远的家园。节庆之后，人们又讯速地融入24小时都安安静静的巴黎，并期待着来年重聚。
    情形还更复杂。去年7月我随朋友去法国东部拜访一个从柬埔寨移民法国的六兄妹的潮州籍教友家庭。六兄妹都是在柬埔寨出生的，他们的孩子们算是第二代法籍华人了。除了虔诚的老母亲外，其他每个家庭中的摆设，除了圣母像外，还有三清或观音。他们解释说这是传统的东西，只是做装饰，反正其他家庭都有。华人移民对传统的依恋让我震惊，问题不仅仅是神父应不应该对他们讲，可否在教友家中设置异教神像那么简单的事。
    这说明什么问题？他们不愿游离于文化传统之外。与传统连接而产生的安全与自信，让他们坚定地站立在远离故土的大地上。因此，每年华人堂区的活动都有来自越南、柬埔寨、印尼的亚洲人参加。其庄重的神态犹如参加圣事一般。
    换个角度来看，在堂区礼仪中，简单到以传统思维的方式对婚礼或葬礼祭服颜色的轻微调整，都可能让当事人和教外亲友在心理上认同与欣悦。我想说，当我们讲神学本位化时，一定不仅仅只是包括宗教对话学、文化比较学那么专业的研究，或是看看儒家经典或佛经与圣经的异同。一切神学的反省无非是将人的现实处境延展开去，以期和造物主相遇。而且落实处，须臾不离穿衣吃饭与起立坐卧。
    对生者与亡者的尊重都是我们的传统，而且传统的节气活动都和四时更替、休养生克相关。诚然，要是堂区在合适的场合将相应匹配的话语或行为表达出来，一定会是堂区与教友之间的一种内在的良性互动。因为，没有人会认为这些“节气”是陌生的。被接受了，即算将堂区的关爱传递到了。

不要为圣召担心（2007年2月20日）
    最近看到一个网络统计数字说，近年来美国教会修女圣召呈现年轻化趋势。我的观察是，在巴黎圣母大教堂旁边的巴黎教区修院里的修士们都是“大龄青年”。他们一般都是工作多年以后弃职入院者。去年去泰泽时，一位里昂教区的修士驱车来接站，他请我们在里昂市他自己的空置的别墅里就餐，那是他修道前在银行工作期间购置的。
    显然，这完全和我们中式的传统圣召观念不一样。在中国天主教史上成年修道的就只出过吴历、刘蕴德、万其渊、陆征祥四位神父和徐诚斌主教等不多的几位，前四位还都是半路出家的。
    其实欧洲和北美今天的圣召观念也不是一开始即如此，那是二战以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高学历不是某些人的专利，只要你是一个勤奋的劳动者，就会享有普遍福利以上的好生活。
    今天，欧美的小修院都消失了，而我们那边还在兴办相当于高中教育程度的小修院。
    我在想，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处境中的圣召观念是否也会经历一场变革？或者干脆说中国会有修院圣召的入学危机吗？
    显然，我在这里考虑的是一胎制、城市化与献身生活之间的冲突。
    无疑，如果中国天主教还总是让自己边缘化、政治化的话，圣召危机肯定是日愈严重。
    今天的法国，教友的主日进堂率只是8%，但同时，却又在许多古老的修道院、新兴修团中充满着年轻修持者轻盈的身影与虔诚的颂祷。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欧美年轻修道人的现象是：他们在社会与教会之间的高张力、个人价值与群体价值之间发现了一条实现自我的新的方向。换言之，修道生活让他们发现自己，找回自己。
    献身生活的独身制度与当前中国的独生子女制度之间的对立显然不是冲突的核心，发现存在的意义才是关键。我们在全国修院时，九三级不是有三位修士来自于一子单传的家庭吗？今天三位弟兄不都还在教会内履行铎职吗？
    中国社会经济是高度发展了，但几十年来倡导的精神文明建设并没有给人带来人格上的健朗。实情却是，许多“高薪”选择到寺庙去短期出家或静修，这是否意味着人们开始从外向内寻找着某种意义呢？
    问题是我们的修院培育有能力与这群人对话吗？我们给人的“减压关怀”能导向一种灵性价值吗？或者说如何接待一位“看破红尘”的叩门者？那可能是一位愿意全心全意追随基督的成年基督徒。

不完整的中国天主教史研究（2007年3月4日）
    前几天，在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图书馆阅览室看到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罗奈（Adrien Launay）出版于1920年的八卷《巴黎外方传教会中国传教史》（Histoire des Missions de Chine)。简单读了一下目录，让我大吃一惊，里面大量的篇幅涉及在中国的传教方法、礼仪之争等大事。不少题目是关于中国历史及文化方面的内容。其实，此前沙百里神父（Jean Charbonnier）已经告诉过我，他们的神父除了对中国少数民族的语言学研究方面有着了不起的贡献之外，还有许多传教士在中国的动物学、植物学、人类学及建筑学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所有研究手稿和出版物都保存在传教会的档案馆和亚洲图书馆里。
    这个发现让我兴奋莫名，我们过去对中国天主教史或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多侧重于耶稣会，无论是史实还是思想，这当然是时代与语言使然。竟致长久以来，我以为只有入华耶稣会的神父们才是大学者，其他修会的神父都没有太高的学术修养。今天看来，这显然是误判。或者说，从晚清以来的中国天主教史研究格局要是再没有针对其他修会的文献梳理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有一个全豹客观的中国天主教史概念，也不可能有一个完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要领。
    整理、翻译、出版及研究耶稣会之外的其他修会的档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任务。

中国的新兴“修团”（2007年3月22日）
    尽管欧洲的教会已经成为失落的珍珠，但是却让人惊奇地发现一些新兴修道团体不断地在壮大。真福团 （Beatitudes）、方舟（L'arche）、生命之母（Notre Dame de Vie）、厄玛奴尔（Emmanuel）、雅各伯之井（Puits de Jacob）、提庇利亚（Tiberiade）、耶路撒冷兄弟隐修团（Fraternite Monastique de Jerusalem）及泰泽（Taize）等，创始人的神恩不一样，导致今天的存在方式也大为迥异。有的以祈祷为主，有的以服务为主，有的专门做教会工作，有的则履行俗世身份。不管如何，所有的新兴“修团”都以在圣体前团体咏唱、长久静默为核心取向。可能与传统修会比较，最大的不同之处即在于男女共修（泰泽除外），有的团体都是发愿的独身者，也有的团体由独身者和已婚者组成，总之，度团体生活是他们被召叫的初衷。
    2005年圣诞节，我在法国东部一个供奉着圣女玛利亚玛大肋纳圣髑的著名朝圣地参加过耶路撒冷兄弟隐修团的几次祈祷，感人至深。那从心底流淌出来的优美旋律，是沉浸在上主怀中的孩子们的安宁胎息，每个人脸上的“宁静”从祈祷开始弥漫至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劳动中的现代隐修士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修会团体的出现，即是普通的教友生活满足不了人们扎根于天主内的愿望而产生的，最早可以上溯至二、三世纪的东方隐修者。二战以来，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及人们对身份自由的选择，加之局部地方的教会生活失去了活力，于是教会渐被疏离，一些愿意度基督化生活的人又不满足于传统的修会生活方式，遂产生了许多被称为“新兴修团”(Nouvelle Communaute)的团体。
    前不久，赵必成神父讲，在美国有一个新兴团体叫做“主旨会”，成员有神职人员，也有教友。每个成员在接受一定的团体生活培育之后，就必须离开，他们需要靠自己解决生计问题，但每个月有一次团体聚会。总之在生活上需要自给自足，而祈祷和团体聚会则是该团体存在的基础。
    新兴修团，也是中国天主教的一个可能性的发展方向。我的理论基础基于：一方面今天的教会生活的机械化、政治化，另一方面热心的教友对自身的深度灵性生活的需要。两者之间的交叉点当然不会只是铎职生活与修会生活能完全涵盖得了的。参照国外的这种现象来讲，新兴修团就是在灵性需求与教会生活之间的一道亮丽风景。以圣体圣事为中心的团体生活让人活出“真我”而心生喜悦。无论是在俗世中谋生，还是服务教会，团体生活中的咏唱、性别之间的互补、不以人的智慧为后盾、社会身份的被肯定等等这些因素，足以让天国更真切地“临格”于地。
    每每念及去年复活主日在厄玛乌与耶路撒冷兄弟隐修团共进午餐的情形，总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一种如家的温暖。当时巧遇一位团体中的修女，年纪很轻，从澳门来，但不会讲中文。那种宁静与虔诚的神情，让人立即就感到天主在人间。
    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看到不少消息称，目前在“白领”中间流行“短期出家”，其实这后面除了社会生活的因素之外，还有安顿个人心理的需求。无论能否真正意义上解决问题，至少我愿意理出这样一个思路：即如何帮助人们做人格整合？这种整合的需要与人的社会阶层没有多大联系，完全根植于个人成长的内在需求。
    就今天的中国社会而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反差越来越大，已经走到人们需要回顾自己的个体价值这样一个时刻上来了。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其他人，大家不禁要问：人存在的基础在哪里？

露德圣水与信仰重建（2007年4月30日）
    “老佛爷”（Galeries Lafayette）是大陆游客到巴黎的必留之地，在那里可以买到所有品牌的巴黎香水，从Charnel到标注着Toilette的各种价位的都有。吸引人的，还有那些著名的奢侈品，一应俱全。许多人图便宜，买了Toilette标识者，回家送人之后，才大呼上当了。后来，商家也变得聪明了，为了提高“诚信”度，招了一些在巴黎的华人去那里工作，好用皮肤和语言的便利来狠掏游客手中的大把欧元。
    有一次陪同受普拉多（Prado）团体之邀到里昂学习的昆明教区两位神父兄弟到“老佛爷”参观时，遇到一件颇有趣的事。
    岳天德神父戴着罗马领在超市逛时，一位中国老太太拉住他，问他是不是神父。在得到确定之后，她问有没有露德圣水。儿子有孝心，请她从赤峰老家随团来巴黎旅游。没有什么看兴，主要是来求点露德圣水。到了巴黎后，才发现巴黎根本就没有一个露德。我告诉她，那还有一千多公里的路要走，国内的旅行社通常不会考虑那条“朝圣者”如织的路线。“老佛爷”只有香水，最终老太太还是带着遗憾登上了飞机。
    露德在巴黎的南面，离法、西边境较近，而同样广为人知的小德兰的里修修院则在法国的北面，靠近诺曼底。由沙百里神父主持的法国“中联”每年都要接待不少来自中国的朝圣者，几乎每一个到法国的朝圣者都有相同的目的地：巴黎圣母大教堂、露德和里修。如果在经济和时间上做选择的话，人们一定会放弃里修，其他的诸如泰泽、亚尔斯就更免谈了。从巴黎至露德的车，快者6个小时，慢则一个晚上，如果临时订票的话，往返票价大约在160欧元左右，而且往往在朝圣地只能呆两、三个小时。我看到杨丽芬老师带领的朝圣团中每人返程时满足的神态，就猜想他们一定是凭借那些大桶小瓶的露德圣水。一问带露德圣水了吗，没人会说没有，并且总说，这样回去算有了交待了。有一次，一位朝圣者告诉我，听说返程飞机上不让带太多，那只好放开肚子多喝点了。
    人们对露德圣水的依恋，竟会如此“惨烈”！
    记得还是在小修院时，台湾来的朋友送了一瓶不足500毫升的露德圣水给古朝林神父，那是1992年的事了。被我们几个小修生知道之后，竟然把老先生缠上了。无计可施之际，答应分给我们一些，要求是尽量找小瓶来盛。在分的时候，那小心劲儿，如同走钢丝一般，生怕掉一滴在地板上。回瓶一看，给我倒多了，他又滑稽地迅速倒回去一些。假期时，自然将这宝物请回家去，爷爷那时年近八旬，身体还相当好，一说听说是露德圣水，立即恭敬得如同迎接圣体一样。他是老教友，自然明白露德圣水的来龙去脉，文革前即因信仰饱经磨难，所以无限珍视我那涉洋而来的丁点儿圣水。
    爷爷生前，我们家每天都要念早晚课，他和奶奶都是年轻时入的圣衣会（即戴圣衣圣牌礼），所以还须持守每天一串玫瑰经的规矩。即使是文革期间也各自在床上数手指轻声念或默念，因为担心房前屋后的人听到。
    那一小瓶露德圣水即被爷爷供起来，未曾敢用，随后我从大修院回去度假时，发现瓶子里的圣水竟早被蒸发掉了。让爷爷惋惜得如同丢了最珍爱的宝贝。
    类似的故事，后来在修院里也听了不少，让我惊奇的是，竟然没有听说谁因为服用露德圣水得到什么治愈的奇事，但千方百计取得圣水、虔敬有加供奉圣水的方式竟然都大同小异，让我感念不止的是爷爷他们这辈人对圣水所寄予的无限情感。
    在研究了中国天主教史十年后的今天，我才算明白他们这代人，在目睹神父被逐、教堂被毁，经历自己挨整的艰难岁月之后，自然会对劫难的因由情有独钟，呵护备至。露德圣水，那可是他们年轻时代信仰生活的一部分呀！重睹露德圣水，这不意味着劫后重生吗？礼遇的是那象征教会的标记，抚平的是数十年间的郁闷！爷爷对露德圣水的礼遇，那是融入普世教会的迫切心愿呀！与之相关连的自然是新圣堂、新神父和天主国的新面貌。这重逢露德圣水的心情，可比当年杜子美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时“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轻快晓畅。
    有一次，请一个法国神父捎点露德圣水来给昆明的一位老教友，他不假思索地拒绝了，说那是迷信，应该引导教友们爱圣体。我想，他理解不了中国基督徒借着露德圣水所表达的对信仰的担当。
    在巴黎，目睹从东方来的朝圣者们恨不得将整个露德泉水都搬回去的神态，让我暗自惭愧，至现在才弄懂自记事以来，爷爷那些宁静、安详的日日夜夜，至为可惜的是，没有听他围炉夜话时述及重逢露德圣水时的心境。

2007年圣周五，巴黎圣心教堂前的祈祷队伍

与过程同行（2007年5月7日）
    就在我写下这几个字的当儿，外面的噪音终于换上了令人欢快的节奏，那是用高压水枪冲洗地板时发出的声音。不久之后，所有经过这里的人都会赞叹能工巧匠们的杰作和造物之美。
    这里说的是我们宿舍前面的那个小花园，自去年9月底我从比利时回来时即被毁了，说是要兴建一个“亚洲花园”。但是，人们绝想不到这“一拆一建”竟跨了两个年头，用了足足10个月的时间。“亚洲花园”的雏形有了，我们这里怨声载道的神父学生们也旋即忘却了这10个月中与读书声相伴相随的机械轰鸣和那些轻舞飞扬的尘儿们。
    法国人真能折腾人，一个300平米左右的小花园能搞10个月，听说意大利人更慢，不过那实在是富有的人才请得起这样的工人，因为慢工出细活嘛。
    巴黎人的浪漫精神是散见于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衣食住行不用说，单是巴黎街头一个简单的雕塑都可以让人流连忘返。所以，想想完工后，步上阳台即可享受四季常绿、花开花落的如画美景，也足以让俺容忍工人师傅制造的噪音了。
    这是一个健康而明朗的判断。所以，在我们这栋楼近30人里面，我是少数几个不抱怨的人，因为我知道这个过程是必须的，为了换来如同房子另一面的那个大花园般的美景；我也知道抱怨没有用，院长也决听不进去我们的建言，尽管这工程真的干扰了我们的身心健康，有时连周末也不得安生。

在巴黎的中国天主教历代善本（2007年6月15日）
    长期以来，国内史学界都认为，要寻访“明清天主教文献”，只能在巴黎国家图书馆、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梵蒂冈图书馆和彼德堡国家图书馆等地。其实不尽然，近日在巴黎外方传教会亚洲图书馆即见到不少善本，从明末至清末的刻本都有，清末民初的铅本更是寻常之物。上迄罗明坚、利玛窦，下至李问渔、黄伯禄的书都能找到。有不少竟是中国天主教文献学大家徐宗泽神父未曾提到过的。
    捧着这些珍本，手却在不听使唤地抖着。想起在国内时，随到一处，即盯着人家书架的情形，或者涎脸向教友索要“老书”的情状，真是好笑。其实，那都不过是民国时期的本子而已，但我能够体会到主人与这些书相伴一生的情感。
    刚进小修院时，读台湾版的弥撒经本，对于认那些繁体字，一点问题都没有。要是当年奶奶将家藏的那些“老章书”都焚尽了的话，我想我也真没有机会在读三年级时连简体字都还不识几个的情况下，即开始啃文言体了。为“焚书”与“藏书”这事，爷爷和奶奶可没少争执，光是我听到的“事后怨言”即不下五、六次。
    更绝的是，在亚洲图书馆里，可以见到同一本书于不同时期出版的三、四个版本，这样相当便于做文献比较研究。不知道“巴黎国家图书馆”有多少“明清天主教文献”。十年前加籍韩裔郑安德先生，在那里抄了两个月，最后总算打动了馆长，特许他拷贝了100多本回去，随后重排、点校，以北大哲学系的名义出版了50多本一套的明清耶稣会士文献。不过，我想大概也不会像这里一样地可以让人随意地做版本比较吧。因为当年为巴黎国家图书馆收集资料的职业汉学家和传教士的收藏兴致是不尽相同的。要是展开来做，除了亚洲图书馆之外，我想还应当可以在耶稣会、遣使会、苏尔比斯会等修会的馆藏中找到大量的中国天主教历代善本。
    看着一桌子从书里抖落下来的落英，我想我得设法将这些先辈们的遗著供奉起来才对，或是想什么法子让他们荣归故里。但是，拿回去之后，放在哪里呢？

暑假去哪儿啦？（2007年8月29日）
    欧洲学生的暑假一般都是三个月左右，人们或外出打工，或者到各地旅游。由于蒙布里松圣佳兰修会（Monast re des Clarisses de Montbrison ）的神父外出度假一月，所以7月15日至8月15日，一个月内我在那里给修女们做弥撒。
    修女们的咏唱异常的优美、悦耳，那经过精心训练并发自内心的赞颂，令听的人感到十分温暖，不少教友每天都来参加修会的弥撒，即是冲着这些纯净的圣乐而来的。
    除了每天五次的祈祷外，她们还于凌晨开始时的一个小时内朝拜圣体。只有三位负责庶务的修女可以和来往的朝圣者说话，其他的人都终生足不出隐院内门，即使亲人一年一度的探访也都有时间与地点的限制，而且还隔着铁栏杆。这种绝对的舍弃和专务祈祷的精神令当地的居民对高墙内的修女们充满了崇敬。
    若干世纪以来，修会从不缺乏圣召，15位修女中，年长者已逾八旬，最年轻的一位40多岁，入会已经15年了，之前是一所学校的老师。现任院长姆姆50岁左右，入修会之前是法国东部学生们的德语老师。在法语发音方面，她给了我许多帮助。
    至于教友，绝大多数的人都相当热情，一般在结束第一次的宴请之后，女主人会说欢迎下次再来，我一直当作客气话敷衍了事，不料过几天男主人真的又开瓶相迎了。而且绝大多数的人对中国相当有兴趣，从谈话里能感到法国媒体对中国的报导还是负面的居多。意外的是，“云南普洱”在这个小地方竟然也广为人知，这让我找到了一个巴黎陈氏百货公司的“普洱”比铁观音、龙井贵好几倍的注脚。
    这个位于法国东南部的小城是许多德、比、法国朝圣者徒步朝圣的必经之路，所以修院每天都不乏突如其来的叩门者。原来许多人依循《朝圣者指南》从远方而来，经过这里略作调整，再一步一步地走到西班牙的海边去，这条被称做“圣雅各伯的朝圣者之路”一般要走两至三个月的时间。在隐院、在路上遇见了许多不同省份，不同国家的策仗而行的朝圣者。
    通常我们会说，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这只是过去长久一段时间内的历史。然而，千百年来，人们积累了无数的神圣资源，古老的教堂、精美的雕刻、圣人的传说俯首皆是，还有许多著名的朝圣地遍布全国，无数的镇堂之宝吸引着朝圣者们。朋友们载我参观了周边的亚尔斯（Ars）、帕雷勒莫尼亚（Paray le monial）、皮勒（le Puy）等朝圣地，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不同国籍的朝圣者来这些传说中耶稣、圣母或者圣人们与普通人交往过的地方倾诉他们的心愿，寻找共同的宗教经验。
    一路上，无尽的青山秀水和悠然自得的羊群引发了对我那些可爱的云南贡山、陆良、弥勒和昆明朋友们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