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传教士墓地见证历史的风云变幻

    任何墓地都会使人产生有关生死的玄想。而利玛窦等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墓地则更多地让人看见了风云变幻的历史表情。
    车公庄大街6号，北京行政学院院内，有一座小型墓地。北京人十有八九不知道这个墓地的存在，但包括意大利前总统斯卡尔法罗，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比利时前首相德阿纳在内的很多国家元首、外交使节、外国留学生和学者教授经常来此拜谒。这就是利玛窦及其他外国传教士的墓地。
    “去年由于SARS，来的人少了点。前年有上千人来过。”供职于北京行政学院的历史学者余三乐说。
    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人的坟墓坐落在一个青砖围墙的院落里，院子大约有一两百平方米，平时院子的铁门都上着锁。
    利玛窦的墓碑最为高大，约有3米高，正对着院门。碑上刻着“耶稣会士利公之墓”，边上还有拉丁文。碑铭周围环绕着玫瑰花，墓碑的顶端呈拱形，有一个龙纹缠绕的十字架。墓碑的底端雕刻着云纹。墓碑后面，利玛窦的坟茔呈棺形，由青砖搭就。墓碑、坟茔处处中西合璧，和谐自然。
    汤若望、南怀仁之墓各踞左右，紧紧地环卫着利玛窦之墓，石碑和坟茔的形制与利玛窦相仿，但要小上许多。此二人殒于清代，所以碑铭除了汉文、拉丁文，还有满文。
    奇怪的是，汤若望的碑铭刻在后面，绕到背后才能看到“耶稣会士汤公之墓”字样。原来碑的正面是康熙皇帝的祭文，颇有喧宾夺主之嫌。
    虽值冬末，但墓地围墙内松竹繁茂，绿草茎叶肥厚，茵茵如织。两只奇肥无比的猫在墙头休憩，不以来客为意。
    利玛窦墓院外东侧是更大的墓地，这里有郎世宁等来自意大利、法国、德国、葡萄牙等八个欧洲国家的传教士的墓碑共60块。坟茔早已没了，只有墓碑一个紧挨着一个，像座石林。大墓地东侧的围墙上，刻有辛丑条约后清廷立的道歉碑：“朝廷为已亡诸教士雪辱涤耻……”
    今天北京西方传教士墓地的景色，与明代诗人谭元春诗中描写的仍然神似，诗曰：“来从绝域老长安，分得城西土一棺……行尽松楸中国大，不教奇骨任荒寒。”

隔着铁门能看见不少传教士的墓碑

    明朝时这里属于北京郊区，地名叫“滕公栅栏”，本来是一名获罪太监的私产。
    1610年5月，利玛窦58岁那年，他在北京溘然长逝。按明朝惯例，利玛窦棺木本应运到澳门安葬。但利玛窦的好友叶向高恳请皇帝说，仅凭翻译《几何原本》一书的功劳，利玛窦就可以葬在北京。最后皇帝照准。1611年，在徐光启的主持下，利玛窦在此安葬。利玛窦就成了“滕公栅栏”墓地的第一位主人。
    国外有利玛窦研究者认为，利玛窦生前即已开始着手后事，曾亲自看了多处墓地，这说明他多少已经接受了中国的一些文化观念。
    1644年，清朝定鼎北京。来自德国科隆的耶稣会士汤若望，成了第一位主持钦天监的洋人。作为顺治皇帝的好友，他生前曾要求把自己安葬在利玛窦墓地之侧，顺治答应了这个要求。不料顺治死后，汤若望遭受诬陷，悲惨地死去。康熙皇帝亲政后为他平反昭雪，重新举行了葬礼，从此“滕公栅栏”墓地便扩大了一倍。
    此后，比利时籍耶稣会士南怀仁、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等人，也陆续长眠于此。到19世纪末，安葬在“滕公栅栏”的耶稣会士和其他修会的欧洲传教士已有上百名。20世纪初，滕公栅栏已经成了在京逝世的中外天主教神父、教徒的公共墓地。
    1900年，包括利玛窦墓在内的滕公栅栏墓地被夷为平地。后来，墓地被修复，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的墓碑被重新树立起来，郎世宁等人的七十多通墓碑嵌在新建的教堂的外墙上。
    建国以后，北京西郊日渐繁华。北京市政府建议将墓地移至西郊的西北旺，当时迁走的坟墓一共有837座。但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几位最著名的传教士墓碑还保留在原地。
    “文革”期间，北京建工学院的红卫兵限令，三天内必须把利玛窦墓地拆毁。当时学校的一位工作人员急中生智，提出将利玛窦等人的墓碑埋起来，令其“永世不得翻身”。学生们认为这个想法很有创意，于是利玛窦墓地虽然消失了，但墓碑却被保存了下来。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许涤新率团到意大利访问，意方有人提议重建利玛窦墓地，许涤新回国后向中央反映了这一问题。1978年10月，邓小平、李先念等五位中央领导批准重修利玛窦墓，其时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
    1979年元月，人们挖出了埋入地下的三位神父的墓碑，在原处重新竖立起来。1984年，北京行政学院把散落的其他传教士墓碑收集起来，重建了郎世宁等人的墓林墓地，也就是利玛窦墓东侧的大墓地。
    历史的表情在变幻，滕公栅栏命运多舛，虽然今天的墓地已经物是人非，但毕竟有些东西保留了下来，比如墓碑。
    林新/荐自《南方周末》第1047期，原题目为《外国传教士墓地》（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