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学校的宗教气氛还很浓，很多修士仍在学校读书，在那里他还结识了对他的信仰有启蒙意义的米兰外方传教会的高牧灵神父。

1696年，罗马教廷在中国改设9个代牧教区，山西是其中之一。1716年，方济各会士进入山西传教，逐渐接管了山西天主教教务，此时耶稣会士已经把天主教传到山西的13个县，并且建立了5所住院。

跪在主教的遗体前，我对主教说了许多心里话，记起了过往与主教相遇相知的一幕幕，看着这位历经磨难历经沧桑为主奉献一生的善牧，我忽然想到了主教的一句话：不畏艰难，为主而活。

尽管基督教徒和教会的牧者自认为自己远离政治，甚至表现出对政治的强烈排斥和不感兴趣，但政府并没有因此而降低对基督教的政治偏见与防范，基督教问题的政治性也并未因此而有丝毫的降低，在社会公共领域内，有关基督教的一切在今日中国仍然是敏感的政治问题

当我们从圣经中学到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向一切人宣讲福音时，我觉得光做牧灵工作远远不够。我要向一切人宣讲福音。这对于性格内向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我信靠主，为上主岂有难事？

除了教区行政和牧灵工作之外，主教亲自为修士们讲授圣经课程。为了修士们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主教大费脑筋，在北京、上海各处搜集教材。

京西山区也是在地方武装割踞的形势下，神父开展牧灵和福传工作的。就是在这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神父因着特殊的身份，上至政府官员和富豪绅士，下至劳苦的农民，因着广泛地接触、交往，都成了他的朋友。

两年前，金仰科神父调任慈溪市本堂之后，大力推行用普通话做弥撒，十分重视外地教友的牧灵工作。而金山圣经三组的成员就是由外地来慈溪务工的教友组成的，该组在姚毓华老师之子所开办的翔龙公司内设有活动场所。

当时朱神父在柏克莱帮忙牧灵工作，总想找些事情帮助一些人。后来他发现从中国大陆来美国短期进修的一些学者，年纪都很大，收入很低，省吃俭用，艰辛攻读，住宿交通都很成问题，就想方设法帮助他们。

他和已故耶稣会中华省省会长张春申神父以及会士陈有海神父路过该大学的耶稣会院时，经常会去东亚牧灵学院探望我们这些来自大陆、台湾及香港的留学生。一次，大丁神父告诉我，他要在该校园内的耶稣会院做卒试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