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种学术对话，尤其是中国的政、教、学三界，以及和香港学者们的对话，能够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达到共识，或者交换彼此的看法，这样有利于我们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了解国情、适应国情，如此，宗教可以在我们国家的发展中更有效地发挥正功能

现在，教会顾念自己的比较多，为社会为国家考虑的比较少。

因此她对穷人的爱，是没有界限的——不只是超越了种族、国家，更重要的是，超越了宗教。

1950年，杨道公随父母居住在河南开封，就读于刚刚被国家接管的教会学校华阳中学。当时学校的宗教气氛还很浓，很多修士仍在学校读书，在那里他还结识了对他的信仰有启蒙意义的米兰外方传教会的高牧灵神父。

正是因着这份信靠，德肋撒修女才能成就如此的大功大德：到她在1997年去世时，仁爱传教修会的男女会士已达七千多人，分别来自一百多个国家。

他可能是一位当今全球化下的名人，但托尔金塑造的不过是一个原型的某一版本，该原型可从我自己的国家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高等神明沃顿（Woden），另名格里姆（Grim）。

“它是一个对外国人开放的国家，那里的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文章下面还有一个招收志愿传教者的小帖子，上面清楚地写着“你来吗？”1949年重返英国的艾伟德曾这样回忆，“这是把我带到中国的开始。”

夫妇俩到了六盘水市，看到教友们的贫困和神父的难处，赞助了神父2000元。那次培训30多个教友参加，仅生活费就花去了3000多元，而从毕节最远的县城到六盘水市的教堂一个单程大概是70元左右。

近年来，这种竞争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国家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财力支持佛教、道教，希望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道教能够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在缅甸这个军政府统治的国家，苏神父则选择与会士弟兄默默地工作，并成功开设了初学院、望会院和一所英文学校。像圣方济各•沙勿略一样，中国一直是苏神父工作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