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东西文明融汇的典范

    意大利籍利玛窦神父（1552年-1610年），是有史以来中国和西方之间最杰出的文化交流的使者，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2010年5月11日是他逝世400周年纪念日。2009年5月，在他的家乡马切拉塔开展纪念利玛窦逝世400周年系列活动时，教宗本笃十六在致马切拉塔教区主教的一封信中称赞“深刻的信念和卓越的文化科学才华”，是多年来支撑利玛窦神父在中西方之间开展交流并使福音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生根的力量之源。

    利玛窦神父1552年10月6日出生在意大利马尔凯州的海岸城市马切拉塔。9岁开始在家乡的一所耶稣会开办的中学学习，16岁时前往罗马学习法律，于1571年的圣母升天节加入了耶稣会。1573年至1577年在耶稣会主办的罗马学院学习多门科学。1577年在葡萄牙开始学哲学、神学，1580年晋升司铎。
    由于明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凡境内发现外国人出现，轻则拘捕，重则处死。但这样并没有使传教士们畏缩不前，他们仍想尽办法，克服重重困难，不惜冒生命危险，决心将基督福音带给东方的中国人。耶稣会士远东教务视察员范礼安神父制定了对中国传教的方针，并举荐了利玛窦神父实施。1582年（万历十年）利玛窦神父应召前往中国传教，8月7日抵达澳门。他在澳门立即投入到学习汉语的艰难任务中。从此，30岁的利玛窦神父开始了艰巨漫长的福传之旅。

利玛窦书写图

    1583年利玛窦神父与罗明坚神父随商人进入广东省东部的肇庆，经不懈努力，得到当时的两广总督赏识，被获准在肇庆定居。期间，利玛窦神父运用自己在罗马学习到的天文、数学知识，绘制出一幅将地名翻译成中文的世界地图，张挂在客厅。地图马上引起了轰动：原来，在中国的国门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令人吃惊的世界。他还展示出各种天文仪器，吸引了很多中国士绅前来参观，这是中国人首次接触到近代地理知识，令中国人大开眼界，这就是中文世界地图最初版本，名《坤舆万国全图》。此外，他带来的欧洲钟表、三棱镜、西方绘画和书籍等，也引得人们赞叹不已。他利用解释各种西方事物的机会，向中国人讲天主教理，印刻若干天主教要理书籍，分赠来客。他翻译了《十戒》、《主的祈祷》、《圣母赞歌》和《教理问答书》。1585年，中国大陆第一座天主教堂在肇庆西门外崇禧塔边落成，并成功使80多名中国人皈依天主，使天主教在中国扎下根发展起来。
    1589年（万历十七年）夏天，新任总督将利玛窦神父所住的西式建筑据为己有，于是他移居到广东省北部的韶州定居。在韶州期间他的两名部下相继谢世，罗明坚神父也奉命返回欧洲，只剩他一人从事在中国的福传事业。可幸的是，他在韶州结识了士大夫瞿太素，而瞿最终成为了他的好友和弟子。藉着瞿太素的宣传，他的名声逐渐在当地的达官贵人中传开，因此，获得了更多的便利，还得到一处住所并修建了一座教堂。为了更好地向中国人传扬基督福音，他连生活起居也都中国化了。起初，他削发着僧服，自称“西僧”，后来脱掉袈裟，蓄发留须，改穿儒服。因为，他发现中国真正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欲使天主教广布华夏，首先要结交士大夫阶层，通过他们再接触到统冶阶级。为此，他学习中国儒家经典，熟读四书五经，在与人交谈时常常引经据典，令周围的中国士绅啧啧称奇。在此期间，他还将儒家的《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并总结出首套将汉字译成拉丁文的标准。这两项成就足以让他成为名符其实的西方汉学之父。
    1595年，他离开韶州迁往南京，后又迁到南昌。他在南昌出版了自己第一部中文著作《交友录》，翻译、编撰了《西国记法》和《天主实义》。1596年9月22日，他在南昌成功地预测了一次日食，使他很快成为当时的知名人物。其间他结交了许多儒士权贵，与分封在南昌的皇族后裔建安王和乐安王建立了友好的关系，通过友谊关系再向他们讲解天主教教义发展教徒。
    1596年利玛窦神父被范礼安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全权负责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并且指示他想办法进北京去觐见中国的皇帝，以获取在中国传教的有力保障，而且还从澳门送去了许多准备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接受了新任务的利玛窦神父开始策划北京之行。不久，他就联系上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在南京暂住期间，利玛窦神父通过瞿太素的帮助，结交了不少名士，很多博学的官员纷纷前来拜访。他还在正阳门（今光华门）内洪武岗西崇礼街（今尚书巷）建成了内地第四座天主教堂，之后又建成著名的石鼓路天主教堂，这些活动使南京成为中国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传教中心之一。

位于上海光启公园的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

    1600年5月18日，利玛窦神父终于在瞿太素的帮助下得到进北京的路票，1601年1月24日抵达北京。他将两座自鸣钟、三幅油画、一架大西洋琴、《世界概况》、《圣经》等礼物呈献万历皇帝，万历收到礼物很高兴，下诏允许利玛窦神父长居北京。期间，他在北京以丰富的东西知识，结交了中国的士大夫，并建立良好的声誉和关系，常与宾客谈论天主、灵魂、天堂等。在宣武门购置“北京会院”即今北京南堂前身，并且有200人领洗入教，不少为朝廷高官，其中最有名的当推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著名学者、工部都水司郎中李之藻，监察御史杨廷筠。他们对于中国天主教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被称为明朝天主教的三大柱石。
    常年的劳累使利玛窦神父积劳成疾，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5月11日，57岁的利玛窦神父病逝于北京，明朝皇帝同意了耶稣会士的请求，赐利玛窦神父安葬于北京西郊二里沟的“滕公栅栏”。文革期间，利玛窦神父墓地遭到了破坏，墓碑被埋于地下。1978年10月，邓小平、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批准重修利玛窦墓，1979年后墓地得到了修复，并列入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利玛窦神父在中国传教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在于他走了一条本地化或者“中国化”的道路。他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和礼俗，他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在传播西洋科学和文化的同时传播天主教。这样的传教策略被清朝康熙皇帝称之为“利玛窦规矩”，现代研究天主教史的中外学者也将其概括为传教士的“适应政策”。事实证明，他的传教策略最终获得了成功，终于在17世纪末达成了自己的心愿——得到中国皇帝的谕旨，在中国传播天主教并接受任何愿意皈依的人入教。到天启七年（1627年）各省共有教徒13000余人，崇祯九年（1636年）发展到38200人，清顺治七年（1650年）增加到50000人，康熙三年（1664年）增至248180人。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利玛窦到北京4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中对利玛窦作了很客观的评价：“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他以中文精编了一套天主教神学和礼仪术语，使中国人得已认识耶稣基督，让福音喜讯与教会能在中国文化里降生……由于利玛窦神父如此地道地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使他成为大‘汉学家’，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义来说的，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1963年，港澳台教会一致联名请求教宗为利玛窦神父主持真福品位仪式。
    在缅怀利玛窦神父逝世400周年之际，每个基督徒应遵循梵二大公会议：适应时代，改革开放，开展对话的训导。继承利玛窦神父对华传教的策略，铭记“现代中国的宗徒”雷鸣远神父所说：“我们应正视我们的时代，正视我们的时代潮流。我们不是要反时代，而是要遵循信仰而合理地缔造我们的时代，引导我们的时代”。每个基督徒要学习先辈传教导师的福传热忱和奉献精神，承担起传播天主圣言的重任，做新时代为主作证的新传教士。

      （参阅《21世纪趋势》周刊网站2009年11月9日文章，有删改）